大師饒宗頤：潮州首富公子少年退學、19歲受聘中大、戰亂曾顛沛流離

今天（2018年2月6日）凌晨

國學大師 饒宗頤 去世

享年101歲

饒宗頤，1917年出生於廣東潮安。幼承家學的饒宗頤，研究範圍極廣博，涵蓋上古史、甲骨學、經學、宗教學、史學、敦煌學等十三大門類。其書畫作品更是清逸飄灑，自成一家。他曾說「做學問就是求真、求是和求正，做人也是這樣。

饒宗頤與季羨林並稱「南饒北季」；他長期潛心於學術研究，曾在香港大學和香港中文大學任教。2013年被授予「世界中國學貢獻獎」。

2008年，時年91歲的饒宗頤（右）和時年97歲的季羨林握手，民間常有「北季南饒」的說法。丁和 攝

2017年8月9日，饒宗頤先生迎來了百歲華誕，一向清心甘泊的他仍精神矍鑠，堅持每天讀書、繪畫、寫字。「辛苦待舂鋤」，正是饒先生一生筆耕不輟的寫照。

少年退學求學

14歲那年，完成潮州城南小學的學業不久，剛上中學的饒宗頤作出一個頗具勇氣的決定——退學。

出身於廣東潮州一個儒商之家的他，自幼便開始誦讀經史、文賦、詩詞。名字饒宗頤，源於父親希望他能師法宋五子之首周敦頤。

據悉，他的家族富甲一方，家學淵源更是深厚，父親饒鍔在家鄉建起了潮州最大的藏書樓「天嘯樓」。

「天嘯樓」藏書數萬冊，天資聰穎的少年饒宗頤徜徉其間，盡享閱讀之樂趣。兩位伯父喜好收藏，存有眾多碑帖、拓本及畫作，更為他習書作畫創設了有利條件。

少年時期的廣泛涉獵，為他奠定了堅實的學養基礎。1932年，父親因病溘然長逝。饒宗頤開始繼承他父親遺志，續編其尚未完成的《潮州藝文志》。自此，潮學研究與饒宗頤結下不解之緣。

饒宗頤曾在《我的家學經歷》里自述：「我家以前開有四家錢莊，在潮州是首富，按理似乎可以造就出一個玩物喪志的公子哥兒，但命里註定我要去做學問，我終於成了一個學者。我小時候十分『孤獨』，母親在我二歲時因病去世，父親一直生活在沉悶之中，但他對我的影響很大。我有五個基礎來自家學，一是家裡訓練我寫詩、填詞，還有寫駢文、散文；二是寫字畫畫；三是目錄學；四是儒、釋、道；五是乾嘉學派的治學方法。」

19歲受聘中山大學

饒宗頤是中山大學的傑出校友，與中山大學有著長達80載的學術因緣。

1935年，饒先生19歲時，應中山大學鄒魯校長之邀，受聘擔任中山大學廣東通志館專志藝文纂修。

抗日戰爭爆發後，年輕的饒宗頤在中山大學出版了《潮州藝文志》，填補了潮州藝文領域系統的著作實錄的空白，成為研究潮州歷代文獻的里程碑式著作。

1939年，在中大中文系教授詹安泰舉薦下，饒宗頤被聘為中山大學研究員。當時廣州已為日軍佔領，中山大學被迫遷往雲南澄江，饒宗頤決心前往雲南，不料途中染上瘧疾，滯留香港。

不久，香港接著淪陷，他又回到潮州，後來到了廣西無錫國專。一直到抗戰勝利，饒宗頤才回到廣東擔任省文獻委員會委員，編廣東的地方志，主要是編潮州志。

「我的學問是中山大學濡染出來的」

1979年後，饒先生多次重返中山大學，並受聘為中山大學中華文化研究中心名譽主任和中大首任榮譽教授。饒宗頤先生還一直擔任著在中山大學創刊的學術期刊《華學》的主編。

饒先生一直關心中山大學的發展，中大校園不少建築都留下了他的墨寶，比如永芳堂、陳寅恪故居匾額，以及豐盛堂內手書「芙蕖自潔、蘭若自芳」、為中山大學八十周年校慶題寫「嶺學輝光，開來繼往」。

中山大學陳寅恪故居。

2014年11月3日，中山大學將「陳寅恪獎」頒給饒宗頤先生，當時饒先生謙遜地說：「我的學問是中山大學濡染出來的，中山大學對我的一生都有影響。」

饒宗頤。

2015年4月2日，「中山大學饒宗頤研究院」掛牌成立，期頤之齡的饒宗頤教授專程自香港蒞臨廣州增城，出席揭幕典禮。出席典禮的粵港兩地專家、學者並藉此機會慶賀國學泰斗饒宗頤教授百歲華誕，原廣東省委書記吳南生撰寫巨幅壽聯：「遐齡方百歲，六合同慶春。」

香港潛心治學

香港是饒宗頤的福地。

1949年初，為了編寫《潮州志》，饒宗頤赴香港查找資料。其間，因儒商方繼仁先生挽留，饒宗頤留居香港，潛心學術研究，直至1979年9月。

在此期間，饒宗頤的研究視角得以進一步拓寬，亦有更多的機會與世界各地的學者開展交流。前往日本考證甲骨文，赴印度研究梵文，遠渡重洋去法國研究敦煌學……每到一處，饒宗頤都致力於開拓學術研究的新天地。

香港成就了饒宗頤，在這裡，他逐漸成為一名「百科全書式」學者，蜚聲國際。

饒宗頤講述：

「1949年前，因為戰亂，社會環境不穩定，我曾顛沛流離，很艱苦。所以，做學術研究，有個安定的環境很重要。新中國成立後，香港與歷史上建安時代的『荊州』相似，都為學術發展創造了相對安寧的條件，香港是個避風港，有這麼幾年的安定，很重要。

「而且香港是個開放而自由的港口城市，對學術研究者非常包容，當年香港大學中文系主任林仰山，不拘一格邀請我赴港大任教，港大給了我一份薪水，讓我做自己喜歡做的事，我的研究平台變得非常開闊，我有很多機會與各地學者交流，還可以到世界各地考察學習。」

2013年12月，香港大學將新成立的校內最崇高的學術榮銜———「桂冠學人」，頒給首位獲獎人——饒宗頤教授。

關於中國的「新經學」之夢

1978年，饒宗頤在香港退休。此時，改革開放之風開始吹拂中國大地。

闊別內地30年後，1979年9月，饒宗頤應中山大學之邀，赴廣州參加中國古文字研究會第二屆學術年會，此後與內地學者交流漸頻。

翌年，在曾憲通教授等人的陪同下，歷時3個月踏訪了14個省市，參觀了33座博物館，接觸到了大量的考古文物資料。每行一處，皆有著述。此後，饒宗頤的身影開始頻繁出現在內地學術活動之中。

饒宗頤精習法語、日語、德語、英語、印度語、伊拉克語6國語言文字。通諳外語，為他提供了打開異域文化之門的鑰匙，他自如穿行於不同文化之間，博採眾長。統計饒宗頤的創作時間可發現，他退休後發表的文章遠超於退休之前。

饒宗頤說，在他心裡，始終常存著一個關於中國的「新經學」之夢。「我們不要辜負地下的寶物和考古學家的恩惠。」他堅信，二十一世紀將是中國踏上「文藝復興」的時代。

饒宗頤說：

「我為什麼說二十一世紀將是我們國家踏上一個『文藝復興』的時代？因為100多年來，我們國家出土的東西非常多，很多是漢代的竹簡、帛書等，我們可以接觸到中華文明的精髓。

「歐洲的文藝復興，就是因為很多古希臘的思想精華，都在阿拉伯的寫本上保留下來。通過這些寫本，歐洲找回了很多古希臘的思想精華。可以說，歐洲的文藝復興就起源於這些老的寫本。也就是說，歐洲的文藝復興運動是對古典的新發掘與認識。

「我們現在的情況也一樣，我們要趁機把『經』做一個新的整理。當然，我們要推陳出新，與現代接軌，前人的寶貴經歷好不容易通過歷史文物保留下來，我們要珍惜，給以新的詮釋。

「我認為二十一世紀應該是一個東學西漸的年代。作為現代東方的學人，應該意識到這個世紀不單只是一個東方文藝復興的年代，更應該是東方的學術與藝術思想，會對西方產生巨大的影響。因為尤其是在中國，不少新的資料及文物出土，使得我們更知道東方文化悠久的傳統，及它的世界性及普及性。」

去年（2017年）7月12日，百歲高齡國學大師饒宗頤親臨深圳大學，為深大饒宗頤文化研究院揭牌。南都記者 霍健斌 攝

整理自南方日報（NF_Daily）、南方都市報（nddaily）

整理：賀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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