構建一個沒有自殺的世界，可能嗎？

最新 02-11

兒子18歲那年自殺後，一位父親改變了對世界的看法。在越來越多的精神衛生專家的幫助下，他試圖降低全世界的自殺率，最終實現零自殺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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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MON USBORNE

發表於MOSAIC

封面：ANTHONY GERACE

精神衛生MENTAL HEALTH精神病學PSYCHIATRY

史蒂夫·馬龍（Steve Mallen）認為，他的兒子不再彈鋼琴時，就已經出現自殺徵兆了。18歲的愛德華（馬龍的兒子）是個音樂天才，很小的時候就通過了鋼琴八級，生活中的大部分時間熱衷於練琴。然而，隨著成長，愛德華變得異常繁忙。他獲得了劍橋大學地理專業的錄取通知，並為英國高中課程考試努力複習。在學校，愛德華是學生代表，深受老師和同學們的歡迎。他的弟弟妹妹們也很崇拜他。

「我們沒有意識到這有多重要。」馬龍覺得兒子中斷彈琴這一行為僅僅類似於音樂中的一個停頓，「我們只是想著：『這個可憐的孩子已經彈了這麼多年鋼琴了，他太忙了……"我現在才知道，那些在正常生活中如同漣漪一般、不被注意的小事，有可能非常重要。」

愛德華停止彈鋼琴的三個月後，劍橋以南十公里的梅爾德雷斯小鎮，警察敲開了馬龍家的門——就在兩周前，愛德華剛向老師遞交了他的一篇英文文章，這篇文章後來被老師視作她讀過的最棒的作品。警察上門時，馬龍獨自在家。

「你非常痛苦地意識到，令人難以接受的事情發生了，」馬龍回憶道，「警察對此表示同情並下達了一份死亡通知，你逐字逐句地讀完，他們就離開了。僅此而已。突然間你眼前彷彿出現了你能想像到的最可怕的深淵。」

馬龍再次聽到兒子彈奏的鋼琴聲，是在充滿了音樂的聖三一教區教堂。教堂距離愛德華每天早晨乘火車去上學的車站一英里，2015年2月9日，他在那裡自殺身亡。史蒂夫說有500人來到愛德華的葬禮，朋友們組建了一個音響系統來演奏過去用手機拍攝下的他的表演。「我的兒子在自己的葬禮上演奏了音樂，」馬龍在倫敦市中心的一間咖啡廳里喝了一杯茶，回想著那天的場景，「這真是做夢都想不到。」

我第一次和馬龍聊天是在2016年11月，愛德華去世後的第21個月。馬龍52歲，一頭白髮，穿著海軍藍外套，白襯衫上佩戴著代表紀念的罌粟花。他用一種商務式的語氣措辭完美地跟我談話。顯然，他並沒有跨過那道深淵。他說生活總是如此。但生活同時也變成了一種使命，兒子自殺後的兩年里，馬龍從一個商業地產顧問變成了一名不知疲倦的活動家、心靈的感召者。他贏得了首相的傾聽，並向健康委員會提供了相關證明，他的書房裡堆滿了文件和研究論文。

「作為一個父親，我只有一件事要做，可我卻失敗了，」他的聲音變得哽咽，「不論我是怎麼教育孩子的，身為父親有多愛他們，我的兒子就在我面前逐步走向死亡，我卻毫不知情……這是一種難以言喻的內疚感。我想要做的就是從回溯中拯救我的孩子。我站在教堂旁的棺木邊上，那裡擠滿了社區中為他感到疲憊、心碎的人們。在那裡我向他公開承諾，我會調查他身上發生了什麼，我會為他以及他所代表的這一代年輕人尋求心靈上的改革。

? Anthony Gerace

「坦白說，我只是一個履行對兒子承諾的人。這可能是你能想到的最大動機，因為我不會再讓他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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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德華是2015年記錄在案的英國的6188名自殺者之一。在英國，平均每天有17人、每3小時有兩人死於自殺。自殺是35歲以下女性和50歲以下男性的主要死因。據世界衛生組織估計，2015年全球約有77.8萬人因自殺而死亡。在一些地方，每40秒就有人結束自己的生命。儘管科學在進步，政治和輿論對精神衛生日漸重視，英國的自殺率在過去幾十年中下滑得並不明顯，僅從36年前的0.147‰下降至2015年的0.109‰。

一個簡單的信念驅使著馬龍：愛德華本可以活著，在他抑鬱症快速發作的幾個階段，他的死亡是可以預防的。馬龍和越來越多的精神衛生專家認為，這適用於所有自殺式死亡。他們認為，有了資金充足、協調更好的策略，社會各方（包括學校、醫院、警方和家庭等）的態度和方法都會發生改變。而這有可能或至少有望預防每一起自殺。

他們稱其為「零自殺」，這是十多年前一家底特律醫院為減少自殺放出的豪言，現正被納入幾個英國國家醫療服務體系（以下簡稱NHS）信託基金。自我們初次見面後，馬龍充分贊同這個計劃，並在今年5月與默西護理（Mersey Care，已經著手實施「零自殺」策略）舉行了會談。馬龍的計劃還處於早期階段，他正在著手建立一個零自殺基金會。他希望基金會能在英格蘭55個精神衛生信託機構中確定良好的自殺預防措施，並創造出一種適用於全世界的新策略。

即使你認為我們永遠不會根除自殺，我們也必須竭盡全力。

「零計劃」是一個積極的策略，旨在確定和關注所有可能存在自殺風險的人，而非在患者到達危機點才做出反應。它重視強有力的領導能力、優化的培訓機制、更好的患者篩查，利用最新數據和研究及時並果斷地做出改變。這是一個聯合戰略，挑戰關於「自殺是一種必然」、「自殺是一種恥辱」這樣的舊觀念，反對「如果整體的死亡率降低了，個別人員的死亡在某種程度上是可以接受的」這種觀念。「即使你認為我們永遠不會根除自殺，我們也必須竭盡全力，」馬龍說，「如果『零』不是正確的目標，那什麼是呢？」

「零自殺」不是激進的，它結合了現有的預防策略。但是，這個計劃是全新且大膽的，它揭示了人們態度的轉變有多麼緩慢。在理查德·霍格特（Richard Hoggart）的作品《工人階級生活的方方面面》（ The Uses of Literacy: Aspects of working-class life）中，他回顧了自己在利茲的成長，書中以半自傳式敘述的方式對1950年代的文化劇變進行審視。

「每隔一段時間就會聽說有人自殺，無論男女，都把他們的頭放進煤氣爐里。」他寫道，「自殺不會在每個月、每一季度固定發生，也並非所有試圖自殺的人都會死去；但如果發生的次數足夠多，自殺會成為生活中的一部分。」他很詫異人們是如何「憐憫但沒有一絲責備」地接受「自殺是可以作為生活方式的一部分」。

他的這種詫異也反應了社會對自殺的普遍態度——自殺也是一種犯罪。1956年，英格蘭和威爾斯有613人因為「企圖自殺」而被起訴，其中33人被監禁。直到1961年，法律才被更改，但污名依舊存在。撒瑪利亞會（The Samaritans）和精神衛生專家建議放棄使用「主動尋死」（commit）這個詞修飾自殺，他們更傾向使用「死於自殺」（die by）——但「主動尋死」這個詞仍常出現在報紙的頭條上。持同樣態度並發聲的人強烈反對自殺是「生活方式的一部分」這種觀點，從而催生了這樣的想法：自殺的根除，或者至少大幅度的減少，是有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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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註：撒瑪利亞會是一間註冊志願機構，以英國和愛爾蘭共和國為基地，為情緒受困擾和企圖自殺的人提供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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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意義上，自殺被認為是一種有意識的行為與選擇。因此，精神衛生系統往往傾向於用兩種方式來對待存在自殺傾向的病人。亞利桑那州鳳凰城的大衛·卡溫頓（David Covington）是「零自殺」的先驅，他說：「有些人處於危機之中但無法停下。但他們會故意讓你聽到『你無法阻止一個執意想要自殺的人』這類描述。所以存在一種奇怪的邏輯：你無法阻止那些自殺的人，因為他們不會去尋求照顧，也不會告訴我們到底發生了什麼。而那些與我們交談的人，他們的內心是矛盾的，因此興許是可以被挽救的。你會留意到我們提到「手勢」這個詞。是的，我們有一套特別的語言，通過使用這套語言試圖將風險降到最低。」

卡溫頓是RI國際（RI International）的總裁兼首席執行官，RI國際是一家位於鳳凰城的精神衛生團隊，在美國有50多個急救中心和其他項目，此外它還在紐西蘭的奧克蘭市有一家分支機構。卡溫頓是一位傑出且精力充沛的演說家，同時也是美國自殺組織協會的董事長候選人，該協會是一個位於華盛頓特區的慈善組織，並發起了一項國際「零自殺」倡議。二十多年前，當他開始接觸精神衛生時，他對自己在系統中發現的訓練和思考方面的差距感到沮喪。直到最近，突破才出現，卡溫頓以足夠長的時間去觀察並推動人們擺脫自殺宿命論、令人恥辱的思維——當我們根除疾病並處理好其他威脅（例如道路交通事故和吸煙）時，我們發現「自殺是必然的、令人羞恥的」想法是減少自殺行為過程中取得進展的最大障礙。

卡溫頓認為一本書和一座橋樑加速了這一轉變。佛羅里達州立大學心理學教授，托馬斯·喬伊納（Thomas Joiner）在其書《為什麼人們死於自殺》（Why People Die by Suicide）中利用倖存者的證詞、大量研究和他父親的去世來顛覆人們的觀點。他提出了自殺者的各種心理壓力：藥物濫用、精神疾病的遺傳易感性、貧困，同時也指出所有高危人群中存在的三個因素：一是虔誠但非理性的信仰，認為自己已經成為周圍人的負擔，二是孤獨無助的感覺，三是一種違背我們與生俱來自我保護本能的傾向性，這種傾向傷害了我們自己。（這些都指向了一種自殺方式，喬伊納將其稱為「習得性無畏」（learned fearlessness），卡溫頓則把它稱作「習得的能力」。）卡溫頓說：「這本書的內容為干預自殺的努力提供了建設性的思路，並且是我們完全聞所未聞的。它就像一道曙光，使自殺預防的整個領域都開竅了。」

鋼網的設計目的不是為了抓住人們，而是為了阻止他們從橋上縱身跳下。

另一個驅動因素是金門大橋，或者說2006年拍攝的關於金門大橋自殺事件的紀錄片。在這座橋上拍攝的特寫鏡頭中記載了人物的自殺片段以及隨後對家屬的採訪。影片的上映引起了軒然大怒，公眾的怒火指向了導演，而非金門大橋記錄的死亡人數和喪親之痛。導演艾瑞克·斯蒂爾（Eric Steel）面臨著殘酷的指責。

「這可能是有史以來最令人厭惡的電影。」影評人安德魯·普爾弗（Andrew Pulver）在《衛報》上寫道。然而，斯蒂爾的目的是讓電影起到震懾作用，並以此作為例證，揭露社會對於自殺的典型態度。卡溫頓說：「它觸及了公眾心理，以一種極強大的方式挑戰了核心價值觀中對社會自殺現狀固有的觀念。」

20世紀70年代，當地媒體開始了對第500位死者的倒計時（自橋1937年竣工以來，每兩至三周就會有一人在此處自殺身亡）。1995年，一位電台主持人答應給第1000個受害者的家屬一箱斯奈普（Snapple）飲料。最終在警方的介入下，官方的計數停在了997。

幾十年來，橋樑的董事們一直以財務和美學為理由，拒絕在行人通道（有一道低矮的欄杆）和高於水面75米處建造一道安全屏障。1953年，一位橋樑監管員認為，跳橋自殺要比跳樓自殺落在人行道上更好。而在1978年，時任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公共衛生學院名譽教授的理查德·西登（Richard Seiden）發現，在1937年至1971年之間，515名從金門大橋上跳下的人中，94%的人仍活著或自然死亡。

這項被卡溫頓稱為「被忽視了25年的研究」，提出了其他一些建議：僅僅通過消除危險渠道，並找出一個「習得性無畏」的出口，簡單的干預也可以大大降低自殺率。這一觀點也加強了在這座無法持續巡視的大橋上建設安全網的呼籲。2008年，橋樑董事會通過了這一提議。施工於當年5月開始，預計2021年完工，將在人行道下方六米處放置鋼網。它的設計不是為了抓住人們，而是阻止他們向下跳。

愛德華·馬龍的「金門大橋」是他每天上學的火車站。他的父親史蒂夫永遠不會知道當天到底發生了什麼，但那些企圖自殺卻倖存下來的人在爭取進一步理解中受到歡迎——他們繼續談論它（自殺）。2005年，在斯蒂爾的紀錄片上映的前一年，只有26人在以75英里每小時的速度撞擊金門大橋下的水後倖存。那些受傷（骨折、器官穿刺）的人，通常不是死於猛烈撞擊，而是淹沒於劇烈疼痛。而那些被發現的屍體痕迹表明死者曾遭受鯊魚和蟹類的撕咬。

19歲的凱文·海因斯（Kevin Hines）患有嚴重的雙相情感障礙。2000年9月，他乘上了去金門大橋的汽車。海因斯的家人知道他患有精神疾病，他也正在接受治療，但是這個年輕人的大腦中經常出現聲音，並伴有幻覺，向他灌輸自殺的念頭。這些聲音告訴海因斯，他對周圍的人是一種負擔，如果他向任何人透露他的痛苦程度，他就會被關起來。

「當你長期處於自我厭惡狀態之中並開始相信這些聲音時，你便失去了所有的希望，自殺也就成了一種選擇。」凱文在亞特蘭大的家中通過電話說，「當人處於那種狀態時，他們無法分辨出這種聲音其實是虛假的——它是大腦化學遞質失調而產生的虛假現實……他們認為周圍的人對他們沒有同情心。」

凱文曾遭受親生父母的忽視，他們吸毒且存在心理方面的問題。寄養前的新生兒期，他們將他一個人留在舊金山一家汽車旅館的混凝土地板上，給他喝可樂和偷來的變質牛奶。《美國預防醫學雜誌》（American Journal of Preventive Medicine）曾於1988年發表過一項具有里程碑意義的研究，由撒瑪利亞會發表的一份2016年3月的報告中引用了這一研究。報告表明，經歷4次及以上「童年不幸經歷」（ACEs，包括身體虐待、母親遭受暴力、藥物濫用的環境以及被父母監禁）的人在之後成長過程中的自殺傾向性是普通群體的12倍。

凱文的養父母意識到了問題所在，幫助他接受治療，但凱文把所有人都蒙在鼓裡。他告訴醫生，他正在執行一個新的計劃，並且正在服藥，實際上他只是偶爾服用，並經常喝酒直至昏厥。「我曾是一名州際摔跤冠軍，一個足球運動員，外界都認為我表現出色。」在自殺之旅之前，凱文狀態持續變差。他回憶說：「就在那時，我決定去那座橋。」

凱文反對「選擇」自殺這一說法。「自殺並非是主觀的選擇，而是有一個不屬於你的聲音在你的大腦中拚命地尖叫著，『你必須死，現在就跳吧！』」他還質疑自殺是一種自私行為的說法，因為處於極端狀態下的個體深信自己是一個負擔，活著更是一種自私的行為。與此同時，他也記得2000年的那個早晨，外界只要給予一點點微弱的支持就能阻止他自殺。

「我和自己訂立了一個協議（許多倖存者在後來也提到了這個協議），如果那天有人對我說，『你還好嗎?』或者『有什麼不對嗎？』或者『我能幫你嗎？』這三句話，我就會告訴他們所有的事情，並請求幫助。」他依舊記得自己坐在公交上，對著聲音哭著喊著叫它停下來，可當時周圍並沒有人對此說些什麼。「我還是感到困惑，為什麼人們對痛苦中嚎哭的人視而不見，也不說任何關心的話。」凱文說。

當凱文沿著橋樑走過鐵軌時，他以為靠近他的一位女性是來幫助他的。「但是她拿出一台相機，請我為她拍照。她有著德國口音。她可能是迎著光，或許因此沒有看到我的眼淚。我幫她拍了5次後歸還相機，她感謝完我後就離開了。那時我對自己說：『根本沒人在乎我。沒有人。』那個聲音說：『跳吧』，於是我跳了。」

? Sabrina Smelko

在我的手離開圍欄的那一刻，我後悔了。

從金門大橋跳下到落入水中五秒鐘都不到。「在我的手離開圍欄的那一刻，我後悔了。」凱文回憶到，「可是已經太晚了。」他在深水下睜開了雙眼，他的脊椎也折斷了。「我只想活下來。我當時在想，在我浮上水面之前，我不能死在這裡。如果我就這樣死了，沒人會知道其實我並不想死，我犯了個錯。」

海岸警衛隊來營救時，凱文掙扎著維持身體漂浮。他花了幾個星期在精神病院接受治療，同時表示自己花了數年時間才做到坦誠地面對自身的心理問題。他依舊努力地使自己保持狀態穩定，並以研究員、作家和演講者的身份成為自殺預防的強大發聲者。「從金門大橋跳下後還活著的25至26人中，有19人表示自己的手一離開圍欄就感到後悔了。」凱文說，「自殺的行為與想法是彼此分離的。」

消除自殺的途徑已經成為現代自殺預防策略中越來越重要的一部分，無論它們是否帶有「零」標籤。本世紀初，英國衛生部要求曼徹斯特大學的「精神疾病患者自殺和謀殺的全國保密調查」項目，提供一種降低患者在精神病院自殺的方法。「從現有的數據上看，就好比說解開繩子上的結，這樣就沒有人能夠以上吊的方式自殺。」路易斯·阿普比（Louis Appleby）回憶說。阿普比是一名精神病學教授，也是這項調查的負責人，此外他還領導了英格蘭的自殺預防戰略。

到2002年，病房被要求拆除浴室和床周圍的不可摺疊窗帘軌道。2012年，阿普比團隊發布的一項研究表明，在英格蘭和威爾士，病房內「上吊自殺」案例從1999年的57起下降至2007年的15起。「這帶來更廣泛的影響，隨著安全問題越來越突出，住院部（精神病院）似乎變得更安全了。」阿普比表示。而在醫院之外，則通過具體有意或無意的方式減少自殺，例如立法降低撲熱息痛的產量（有意），以及上世紀50年代天然氣取代了煤氣爐（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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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德華·馬龍和凱文·海因斯有一些共同點：他們都患有嚴重的心理疾病。但是，凱文自殺的重要原因來自剛出生前幾個月受到的創傷，愛德華並沒有不利的童年經歷。他的父親並不清楚自己家族有抑鬱症病史，只能推測也許是某種基因缺陷造成了致命的化學混合物迫使他結束生命。

這一領域的相關研究正在發展。2016年，麻省總醫院的科學家們通過對30多萬人DNA數據的分析，發現了17種可能增加抑鬱症風險的基因變異。這一發現發表在了《自然·遺傳學》雜誌上。格拉斯哥大學的心理學教授羅里·奧康納（Rory O"Connor）是自殺行為研究實驗室的負責人，他說：「我們都有一些弱點，其中一部分受到遺傳的影響。」

更重要的是，凱文和愛德華在尋求精神疾病治療時都傳遞出試圖自殺的訊息。根據「精神疾病患者自殺和謀殺的全國保密調查」，在2016年，超過四分之一的自殺者都與精神衛生機構有過接觸。停止彈鋼琴後不久，愛德華已經明顯不太好了。史蒂夫記得兒子不斷衰弱。他臉色蒼白，看上去不太健康。他告訴他母親蘇珊娜，他的狀況很不好，但從未向父母透露出自殺的想法。

在愛德華去世前的兩周，他會見了家庭醫生，醫生立即將他轉介給了NHS危機干預小組，建議對方於24小時內對其進行評估。令人遺憾的是，當時與愛德華交談的護理人員經驗有限，他降低了風險，建議等五天。此外，雖然愛德華生前再過兩個月就滿18歲，他允許護理人員告訴他的父母自己的自殺念頭，然而他並沒有這麼做。

真正令人擔憂的是，這並非只是個例。

在2016年6月的調查之後，劍橋郡和彼得堡的NHS信託基金會發表了共同聲明：「雖然在所發生的事情中有一些因素可能的確無法預見，但信託基金會本可以做得更好。他們進行了內部調查，編寫了一份獨立報告，並正在執行報告中的建議。」

馬龍在一封郵件中寫道，他兒子的案件「是一場過程混亂的偶然慘敗，是不明確的責任和曲折悲劇後的爭論，而那些爭論極大地加深了一個家庭的痛苦」，他補充道，「真正令人擔憂的是，這並非只是個例。」

「零自殺」最初是為了減少精神衛生系統中的死亡人數。2001年，在亨利·福特衛生系統舉行的一次會議上，負責管理底特律的醫院、診所和急診室的埃德·科菲（Ed Coffey，同時出任該機構的行為健康服務的CEO）提議共同討論同年美國醫學院發表的報告——呼籲進行全面醫保改革。該報告引發了一場關於「完美護理」的討論，科菲想知道這對精神衛生意味著什麼。科菲說：「我記得一名護理人員舉起她的手，說：『好吧，假設我們為抑鬱症患者提供了完美的護理，我們的病人都不會自殺。』」（科菲現在是休斯敦的一家精神病醫院門寧格診所（Menninger Clinic）的總裁兼首席執行官。)

? Maria Fabrizio

科菲視其為一項挑戰，並著手改革亨利·福特衛生系統，以實現一個新的、零自殺的目標。這一舉措涉及改善獲得護理機會以及限制使用自殺工具。任何精神疾病患者都被視為具有自殺風險，他們在每次諮詢中都會被問到兩個問題：「在過去的兩周里，你的失落有多頻繁？」和「你在做事時，感到些許的快樂又有多頻繁？」高分數會觸發關於睡眠不足、食慾減退和自殘等的新問題。系統篩查將為患者制定個人護理和安全計劃，並讓家人參與其中。每一個死亡案例都會被當作「學習機會」。

亨利·福特系統報告的結果引起了全世界的關注。1999年，精神疾病患者的年自殺率是0.11‰。接下來的11年里，共有160人自殺，但自殺率下降到0.036‰。而在2009年，患者的自殺率第一次達到零。數據很驚人。但這種策略也遭到了批評，部分原因是員工認為它讓醫務人員被財富綁架，許多人因此飽受指責。路易斯·阿普比也指出，這項策略缺乏強有力的證據支撐。不過，他確實相信它足以提高自殺預防的公共曝光度，並迫使精神衛生部門反省自己的做法。

卡溫頓在RI國際工作之前，曾將「零自殺」引入到麥哲倫衛生服務部門，後者在過去10年中將自殺率下降了50％。「我們社區和醫療服務提供者在剛開始時遇到了巨大的阻力，」他承認，「但是一旦阻力被消除，"零"的概念就進入了人們的腦海……一旦這顆種子開始生長，人們對此報以無比積極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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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科菲在默西護理討論了自殺預防的相關內容。這家機構僱傭了5000多名員工，在西北地區對超過1000萬人提供了服務。2014年，「零自殺」策略得到批准，同時承諾在2020年之前消除自殺行為。2015年，默西護理每年接待4萬名患者，成為英國首個採納該策略的機構。

在利物浦東部商業公園的一個不起眼的辦公室里，我見到了簡·伯蘭德（Jane Boland），她是一位衛生行政人員，也是默西護理的自殺預防臨床主管。她說，18年前她剛開始做精神衛生臨床醫生時，關於自殺的干預訓練並不存在。

「我們並沒有被教導如何與一個有自殺傾向的人進行溝通。她回憶道，」這（患者自殺）被認為是一種職業風險，是不可避免的。」

作為默西護理新策略的一部分，伯蘭德負責向所有員工提供培訓，從資深臨床醫生到接待員和清潔工。

她說：「這5000名員工並不是孤立存在的。他們在城市裡，在火車上，關注著那些感覺不太好的人們。」

培訓以在線課程進行，旨在幫助員工尋找人們痛苦的跡象。它同時挑戰了關於自殺「宿命論」且「令人羞恥」的舊觀念。伯蘭德發表演講，並邀請那些遭受自殺影響的人分享親身經歷。她甚至說服自己的丈夫談論他16歲那年，21歲姐姐自殺身亡的故事。伯蘭德說：「他和我談過這件事，但我沒有意識到，他只告訴過包括我在內的四個人。現在，他告訴成千上百的人，他每一天都在思念著姐姐，當時的現場鴉雀無聲。」

? Donna Grethen

默西護理的計劃還包括更方便的危機護理、更好的患者個人安全計劃、在死亡或出現自殺意圖後更迅速地調查，計劃的重點是學習而不是責備。2017年5月，該基金會的首席執行官喬·拉菲蒂（Joe Rafferty）告訴我，這項政策還不能對自殺率產生影響。目前每10萬個接觸到的患者中有5.5人死亡。（拉菲蒂說這相當於平均每兩周發生一次死亡，也讓默西護理成為自殺率最低的20％的精神衛生信託基金機構中的一員。）

「但最偉大的勝利在於文化和態度上的轉變。」拉菲蒂說，「就在兩年前，我和上級談論自殺時，談話通常以「別擔心，我們處於最低的五分之一」或「我們擁有非常有利的基準」結束……最大的變化就是轉向了一種絕對的觀點，即將基準值設為零。」

拉菲蒂認為，他與史蒂夫·馬龍討論過的零自殺基金會可以將這種想法傳播給其他信託機構，以及任何願意改變現狀的組織。默西護理已經在努力幫助70%的自殺受害者，這些人在死前一年並沒有與精神衛生機構接觸。伯蘭德與當地政府合作，並向利物浦就業中心的工作人員提供自殺預防培訓。默西護理正在商洽向計程車司機和理髮師提供培訓。

NHS的臨床網路也採用了「零自殺」戰略的一個版本，將其覆蓋到英格蘭西南部和東部的大片地區。這種做法的推廣與對自殺遲來的政治關注不謀而合。2015年1月，時任副首相的尼克·克萊格（Nick Clegg）發起了一項新的精神衛生倡議，呼籲NHS開展「零自殺」運動。同年早些時候，衛生特別委員會對「零自殺」試點表示歡迎。仍需指出是，該戰略尚未得到更廣泛的採納，其結果有待評估。最近發表的保守黨宣言中沒有提及自殺，但重申了政府致力於改善精神衛生保健的承諾。政府目前的目標由精神衛生特別工作組獨立制定，到2020年將自殺率減少10%。與此同時，精神衛生倡導者正在努力爭取更好的研究資金，而這僅僅只是身體健康狀況（如癌症類）研究資金的一小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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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為商人的史蒂夫·馬龍發現，如果道德狀況沒有阻礙自殺預防，很難理解為什麼資金支持沒有讓自殺率的降低更快一些。

「我們正在失去許多將為社會做出貢獻的人。」馬龍說。他希望在學校、家庭和全科醫生的手術中進行早期干預，重點關注危機來臨之前的問題，並提高心理健康素養。他說：「在愛德華的家庭、朋友圈和中學裡，沒有人注意到他身上發生了什麼。但當我回想起來，他自殺的徵兆有跡可循。」

愛德華的死使家庭遭受重創。馬龍說：「他很善解人意，懂得分享，有教養。」馬龍不願說出其他兩個孩子的名字，他們現在還未成年。「我們從來沒有吵過一場。他還讓我和蘇珊娜保持著好脾氣。他有著超出年齡的智慧。失去任何一個家庭成員都是困難的，就像心臟被人撕裂一樣，十分痛苦。」

馬龍和我與交談的精神衛生專家一樣，不相信能夠完全根除自殺。自殺比小兒麻痹症更複雜。但是，沒有人會懷疑自殺行為會大幅度減少，而且必須被降低，目前也有越來越多的證據降幅表明能夠實現。如果有一件事要先改變，那就是人們的態度。

「我兒子為什麼不尋求幫助呢？」馬龍一邊說，一邊前往火車站，坐火車回家去劍橋。「如果我的兒子接受過心理健康方面的教育，就像他在飲食、公民身份和身體健康方面接受的教育那樣，他就會明白，感覺一團糟其實是一件再正常不過的事情。儘管他才華橫溢，但他並沒有接受此類教育來幫助他前進。在他停止彈鋼琴的那8周里，如果他說『爸爸，我想我可能需要一些幫助』，我們一定會幫助他。」

在英國和愛爾蘭共和國，可以撥打116 123聯繫撒馬利亞會，美國自殺預防熱線是1-800-273-TALK/1-800-273-8255，北京24小時免費心理危機諮詢熱線：010-82951332。

Simon Usbor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