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道路」挑戰了誰？

中共十九大報告中提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理論、制度、文化不斷發展，拓展了發展中國家走向現代化的途徑，給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發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獨立性的國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選擇，為解決人類問題貢獻了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這種最高層級的政治表述使得近段時間以來，圍繞著「中國道路」及其對世界的影響，學術界、政策界及輿論界出現了熱烈的討論。近期，有種觀點認為，「中國道路」的提法表明中國準備輸出自己的制度模式和價值體系，因此是對美國的挑戰，會引發中美之間的衝突。這其實是對「中國道路」的誤解。

「中國道路」是對中國社會革命和現代化建設的經驗總結，尤其是對改革開放以來國家發展經驗的提煉概括。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制度、文化本身仍然在不斷探索、發展和完善之中，改革和發展始終是「中國道路」的題中之意。因此，所謂的「中國道路」與其說是一種成型的、放諸四海而皆準的制度模式，不如說是一種存在於實踐中的、不斷發展而無定型的「中國經驗」。這一「中國經驗」的內在本質，是在「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方法」等方法論的指引下，從本國的特定國情出發，篩選和吸收外界優秀文明成果，通過實踐探索找到適合自身發展的道路。中國由此在現代化建設和民族復興的事業上取得了偉大的成就，而將這一經驗加以總結並推而廣之，就是「中國道路」。

也就是說，「中國道路」最本質的內涵不在於中國特殊的具體制度模式、政策法規和實踐方法，而在於其更為內在的抽象的方法論層面，即為其他國家提供了一個探索本國發展道路的方法和示範。

在現代化的歷史使命面前，所有國家包括眾多發展中國家都是彼此平等的，每個國家都應該主動而自主的實現自身的現代化，而不是在其他國家或外來意識形態的支配下「被現代化」。世界各國由於各不相同的國情現實，其追求現代化和實現國家發展的選擇與道路應該是多元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發展模式是在這些多元的選擇之中提供了一個新的選擇和參考，其他國家對於中國模式可以根據自身實際情況而自主地加以借鑒、取捨、修改使用或者拒絕，正如中國道路的形成過程中也正是基於本國實際，並對世界其他優秀文明成果積極借鑒、比較、嘗試和取捨的過程。人類文明應該是一個多元的、豐富的資源庫，「中國道路」正是為這一文明資源庫貢獻的新內容，其實質是一種獨立探索合乎本國實際的發展道路的精神，是對其他謀求獨立發展道路的國家或民族的鼓舞。

因此，「中國道路」對世界的意義在於提供了一個從本國實際出發，獨立探索、和平發展的榜樣，而不是向他國輸出中國特定的制度模式和意識形態。「中國道路」打破了過去關於國家現代化必須通過西方模式的成見，走出了一條與西方不同但被實踐證明為正確的道路，它證明的不是中國模式取代了西方模式、成為新的普適性的正確標準，而是證明了人類文明可以有多元的發展模式，不是追求其他發展中國家走上一條同中國一樣的道路，而是告訴世界，每個國家都可以像中國一樣從本國實際出發探索出一條自己的成功之路。在一定程度上說，「中國道路」對於世界，尤其對於廣大發展中國家，具有著某種「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啟示意義。

如果說「中國道路」挑戰了誰，那隻能是挑戰了大國對小國的、西方世界對發展中國家的霸權主義式的意識形態輸出與控制，而不是挑戰了美國和其他任何國家本身。因為，「中國道路」的內在精神就是不同的國家發展道路之間彼此平等、相互尊重。中國著名的社會學家費孝通先生曾提出處理不同文化關係的十六字箴言「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這也同樣是「中國道路」的內在精神。

總之，那種認為「中國道路」意味著中國要輸出推廣自己的制度模式和價值觀，從而會導致中美衝突的觀點是對「中國道路」的誤解和曲解。「中國道路」絕對不是要建立以中國為中心的、輸出中國模式的霸權主義國際體系，而是希望世界各國在多元化的國際新秩序中，相互平等地、獨立自主地共同發展，共同擁抱人類文明的未來。

（劉九勇，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研究所助理研究員，海外網特約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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