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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點 出庭吧,爸爸

導讀

65歲的父親考了12次司法考試才當上律師,堅信「律師就該堅持從法律的角度考慮問題」「沒犯罪就是沒犯罪」,最終卻因「辯護人妨害作證罪」入獄。

女兒以高分拿到A類法律職業資格證,認為「辦的都是別人的案子,最重要是保證自己安全」,最後成了父親的辯護人。兩代人兩種理念,隔著一道鐵欄不斷碰撞和交鋒…… (來源於冰點周刊 ID:bingdianweekly)

詹肇成(右三)、詹燕(右二)和律師朋友在一起

考了12次司法考試終於當上律師的詹肇成,被滯留在了看守所。

3年前,因為涉嫌誘導證人改變證言、被控犯「辯護人妨害作證罪」,65歲的他離開了朝夕相處的辯護席。高牆之下,這個成都市蒲江縣的律師能做的,只有日復一日的等待。

他在等法院最終的判決。2017年11月14日,成都市青羊區人民法院最終判決詹肇成構成「辯護人妨害作證罪」,但免於刑事處罰。

不過比判決書來得更早的是衰老和病痛。他的頭髮速度變白,他常常整夜胃疼,浮腫的腳抬不起來,肩周炎讓「雙臂快成了擺設」。

監室里的日子沒有太大差別,一百天到兩百天,再到四百天、六百天,詹肇成對時間的感知力一點點被稀釋了。但他事後告訴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當時他心裡很清晰——他得活著。至少,得活到法院判決的那一天。

幾年前的一次調查取證是這一切的源頭。同為律師的女兒詹燕是父親最早的辯護律師,從成都趕回老家接手案件時,這個在大城市執業的年輕律師驚呆了。「辯護人妨害作證罪」在業內普遍被視作懸在律師頭上的「達摩克利斯之劍」,刑事訴訟中,調查取證的不易和風險她再清楚不過。

她看不得老人吃苦、也深知辯護的艱難,在看守所的會見室,她曾勸父親「認罪」「配合」「算了吧」,也跟父親吵過、哭過。

兩代人、兩種有關律師的理念隔著一道鐵欄不斷碰撞和交鋒。詹燕一點點重新認識那個有些陌生的父親,也重新理解父親眼中律師真正該有的模樣。

隔著鐵欄,詹燕說,要配合、儘快認罪,爭取取保候審。父親說:「你就是這樣當律師的?沒有犯罪就是沒有犯罪,咋個認罪?」

看守所的警察私下跟詹肇成開玩笑,「你這個當事人脾氣有點兒大哦,還跟律師吵架。」

沒人比詹燕更了解58歲才通過國家司法考試的父親了。父親不是科班出身,因為喜歡法律,他連考了12次司法考試,從壯年考到退休,最後才勉強踩線通過。

那是2008年,年輕的詹燕也通過了司考。父女倆進了縣城同一家律師事務所。共事的日子,詹燕一點兒沒覺得省心,那些難啃又沒油水的案子碰上父親的倔脾氣,就是她最「提心弔膽」的時刻。

詹肇成在律師所整理案卷

一場並不複雜的交通事故,作為被告辯護人的詹肇成卻一路把官司打到了四川省高院。被告是一個農民,案發當日,因為村委會要接受環境建設檢查,臨時找不著車運輸圍板,正在栽秧的被告人從田裡被叫出來去開三輪。沒料路上出了車禍,搭車的負責村委會建設的老闆因車禍死亡。

一審宣判這個農民承擔所有刑事及民事責任。這個新律師的脾氣不小,他覺得案子判得不公,被告人並非專門從事運輸業,村委會也應當追加為被告,不能迴避民事責任。

案子上訴到成都市中院,結果是維持原判。有人跟詹肇成打賭,這案子不可能改判,如果真改判,自己就請詹肇成喝茶。

詹肇成繼續向四川省高院上訴。

這樣的時刻是詹燕最無奈的。她是父親和前妻生育的女兒,父女倆平日里不住在一起。好不容易在所里碰上了,她定會提醒父親「要多為自己的風險考慮」。

這樣的案子耗時長,又「沒啥經濟效益」,一路打下去還得罪不少人。「他還是太看重官司本身了,輸贏背後,還有很多事情他不理解」。詹燕說。

四川省高院最終再審改判,被告人正在進行的民事賠償被中止執行。

那杯茶他沒有喝到。案子之外唯一的收穫可能是一條玉溪煙,那是被告人後來拜訪時送他的,「這不算受賄哦。」嗜煙的他哈哈地笑起來。

儘管吃穿不愁、每個月有兩千多元的退休工資,但詹肇成說,自己最愛接的還是那些「有經濟效益」的案子。只不過,身在最基層的小縣城,他能碰上的,大多數是最無力的案子。

曾有一個農民工拖著斷掉的手臂找到他。在車間工作時,他的手被卷進了編織袋子的機器,隨後,在慘叫聲中人手分離,血肉模糊。工廠方不願意賠錢,具體承包項目的老闆又跑路了,這起法律援助的案子擺上了詹肇成的案頭,他對著白紙黑字,天天嘆氣。

因為沒有簽訂勞動合同,他聯絡農民工的工友搜集證據,他尋找工資表,想辦法認定勞動事實。隨後,兩個人開始申請仲裁,反覆被認定不成立後,他們又提起訴訟,一審判決後,對方不服,再上訴,然後再駁回。

案子前後走了3年。

他的精力被一點點拖了進去,再也沒有時間坐在律所等那些有錢賺的案子上門了。老花鏡、文件袋和筆被塞進大衣,他一次次地在小城裡穿行,兩千多元的工資也盡數砸進了日常開銷。

有人問他值得嗎,詹肇成說:「每一步都在向前走啊。只不過程序多一點。終究是給人希望的。」

官司打到最後,詹肇成覺得支撐自己的,也許只是最初那個農民工抹眼淚的樣子,「我見不得這些事情」「太慘了,不給賠償還有正義公正可言嗎?」

當了律師好幾年,詹燕有自己辦案的原則和方法。她排斥刑案、拒絕調查取證,尤其對當事人和相關部門說話留三分餘地。

讓父親身陷看守所的案子在她看來,太危險了。那是一樁刑事案件,根據蒲江縣檢察院的指控,該縣一位農機經營者何恆鑽了國家「對農民購買農機具予以財政補貼」的空子,找到沒有購買需求的35家農戶,用他們的身份證、戶口簿等,辦理購買了拖拉機、油菜籽收穫機等享受國家補貼的農機具35台,後倒賣他人,騙取國家補貼。

詹肇成

外地律師探望詹肇成

作為辯護律師,會見當事人時,當事人突然告訴詹肇成,自己只套取了12台農機,並非起訴書所稱的35台。

詹肇成心生疑惑,很快他作出決定,帶上所里一位年輕律師劉勛,兩人一道去向當事農戶調查取證。

但這一行為被視作有涉嫌誘導證人改變證言的嫌疑。公安機關宣稱,有證人表示,是律師要求他們改變證言,以便幫助何恆減輕罪責,故作出與事實不符的證言。

詹燕仔細檢查了父親的資料,案卷資料基本都是手寫,東邊放一坨西邊丟一沓兒。手機裡面的照片要麼只拍了一半,要麼是花的。父親的U盤一插進自己的電腦,殺毒軟體的警報馬上響起。她埋怨這個「不懂保護自己」的父親,「如果我知道他要去調查取證,絕不會允許。就算要去,我也要給他配一個攝像機。」

說什麼也晚了。隔著鐵欄,詹燕勸父親,家裡人一致認為辯護太難了,死扛意義也不大。

「你這麼大年紀了,要什麼名聲?要命最重要!」

「都把你人抓了,還不配合?還有啥希望?配合才有可能輕判。」

鐵欄那頭的詹燕氣得發抖。父親面對名聲、面對「真相」,總是犯倔脾氣。以前每次開庭,如果遇到公訴方出示的證據有一定問題,較真的詹肇成一定會當場指出。

她無法理解,父親身在小縣城,每天和這些部門打交道,為啥一定要得罪人,不能「靈活成熟」些嗎?

有時她教父親如何圓滑點兒規避風險,反而會被父親一頓臭罵。「我真是沒有把你教育好。」

他說:「倡導法治建設就應該從最基層的律師開始做起,就要和不好的東西劃清界線。」

有人找到他或是在政府部門工作的妻子,拐彎抹角地提醒他,「不要讓別人下不來台」「跟他們作對有什麼好處?」他的回應常常只有一句:「該怎麼辦就怎麼辦。」

當初詹肇成被那個交通事故案拖住精力時,身邊很多人勸他放棄,案子再打下去,結果無非是少賠一點兒錢。

誰也沒有想到,詹肇成說,自己是一名律師,「只曉得律師就該堅持從法律的角度考慮問題」。

這個「年輕」的花甲律師執業時間不長,但五六年時間裡,他接了近一百起法律援助案件。他說自己「缺點很多」,煙癮大、牌癮大,還老忘事,鍋里燒著水他就跑去客廳看抗日劇了。等緩過神來,鍋底都快燒穿了。

隔著那道鐵欄,詹燕發現,自己並不真正了解父親,兩個人就像走上了兩條不同的律師之路。

「你曉不曉得辯護時間還會持續多久?」為了給父親辯護,她沖父親吵。

「該怎麼辦就怎麼辦。」詹肇成說,「不要因為我關著了就產生多餘的想法。沒有犯罪就是沒有犯罪,如果因為這點事情就怕了的話,還怎麼當律師?」

話到最後,是詹肇成有些失望疲憊的聲音,「你沒有辦刑案的經驗,理論也不過關,換一個律師吧。」

詹肇成及劉勛涉嫌犯「辯護人妨害作證罪」一案於2016年8月第一次開庭審理。媒體報道後,北京澤博律師事務所律師周澤被同行拉進了一個律師微信大群。有人說自己「感同身受」,「刑事辯護律師調查取證一直面臨著風險」。有人說,詹律師的案子涉及律師的執業權利和執業風險,「不是他一個人的事情」。

有律師發聲明:「調查取證是法律賦予辯護律師的極為重要的權利,也是辯護律師為當事人進行有效辯護的職責所在……」

「如果動輒對進行調查取證的辯護律師以妨害作證罪名予以刑事追訴,必將導致更多的律師不敢、不能進行調查取證,這將極大的損害刑事案件當事人的合法權益,使刑事辯護淪為『形式辯護』。」

隔著電腦屏幕的詹燕傻了,身為一個年輕律師,她一度以為自保是律師的本能,「我們辦的都是別人的案子,最重要的難道不是保證自己的安全嗎?」

委託人為詹肇成送來感謝信

詹肇成在休養

微信里,如此多的律師聲援,讓她哭了。

第一次庭審結束後,上海大邦律師事務所律師斯偉江、北京澤博律師事務所律師周澤被更換為詹肇成的辯護律師。

周澤說,他反感業界一些律師把不去調查取證奉為圭臬的行為,他也不認為詹肇成不懂電腦、不懂錄音錄像就去調查取證有什麼錯處。相反,當一個律師對案件相關的證言證據抱有懷疑,決定去調查取證,才是「律師真正的本能」。

2012年詹燕在司法考試中以高分拿到A類法律職業資格證,隨後來到成都市區的律所執業。父親還會時不時批評她,「做一個好律師,你還差遠了。」

她告訴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再想起父親的話,突然覺得,父親這個C類法律職業資格證持證律師,也許比自己更像一個真正的律師。

父親臉上很難見到挫敗感。唯獨一次,他接了一起當事人因為醫療事故受傷殘疾的案子,當事人是個農村婦女,詹肇成知道對方生活不易,想為當事人多申請一些賠償。可一審下來,判的賠償金額並不多。

詹肇成決定繼續為當事人奔走協調。一個加班的夜裡,法院突然打來電話,說當事人跑去法院撒潑打滾,大半夜也不肯離開。這不是當事人第一次「鬧」了,詹肇成匆匆趕去,卻被對方劈頭蓋臉一頓臭罵,「你們都是一夥的。都是騙子。」

「很多當事人往往就喜歡走這樣的路。」他嘆氣道,「對判決結果有異議,不上訴只知道去鬧,好像鬧了才能多賠錢。」

他把人勸回了家,處理完案子卻再也不願見這個當事人了。

身在法律界的基層,他時時碰到許多法條有待商榷的地方,可苦於沒有途徑,那些被他細心收集的案例一個個被鎖進柜子,「要是哪個大律師能了解了,大家討論討論就好了」。

有人告訴詹肇成釣魚執法的事情,他聽了直搖頭。「法治在不斷地完善,依法辦事一定會是必然趨勢。區別只在於時間來得早一點或晚一點。」詹肇成說,「如果律師同仁都一起努力的話,我相信一定會來得更快一點。很多次的二審都證明了這一點。」

詹燕大學學的是財會專業,父親把她從廣東的工廠拽回來,逼她一起參加國家司法考試。

在那之前,詹肇成已經考了十來次司法考試。縣城裡的風言風語很多,有人背後笑他「沒本事」,家人也讓他別考了「好丟人顯眼」,可他沒停下,「管他的,活到老、學到老。」

詹燕終於開始漸漸理解父親,自始至終父親相信的,都不是人情、關係和套路,而是法律本身。

更換辯護律師之前,父女倆隔著鐵欄見了最後一面。

父親臉上看不出悲傷的神情。他對女兒說,這兩位律師業務水平很高,「你刑案水平不太行,現在趁他們來了,你要好好跟他們學。」

詹燕掉了眼淚,「都什麼時候了你還說這些話,我要學,也不要用這種代價學。」

事後,詹肇成對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說,在監室,他常想起過去。

當年參加自考時,他還是村裡的小木匠。他鬧不明白莊子的《逍遙遊》,每天出去給人做傢具的路上他都在想,想了幾個月還是沒有答案。最後,跑到成都買了本參考書,他才搞明白什麼是文言文里的賓語前置句。

「就那麼笨。」他哈哈大笑。

在看守所,他的身體零件頻頻「失靈」,醫生讓他鍛煉,他找出十斤重的水桶,一手一個,把水桶當成啞鈴。一開始,只能舉幾次,後來是幾十次,最後,他能堅持一個小時。

腳部腫脹,他就一個人在監室里原地跳。能走出監室了,他必定要繞著操場「走圈圈」。他說,當時不怕定罪,只怕「還沒來得及昭雪人就死了」。

這些有關父親的消息一飄進耳朵,詹燕就忍不住大哭一場。

她的短髮變成了長發,她列印了一沓又一沓的材料,寄給相關部門。她數不清自己寄了幾千封信,只知道留下來的快遞單有幾十公分厚。「我已經不去想有沒有用了,只要是沒有壞處的事,我都想做。」

她停不下來。

曾經,她在微博里曬娃、曬旅遊圖、曬自拍、曬早餐,討論給新生兒洗澡的步驟,一本正經地表示自己司法考試高分通過是因為「老師是個很有男人味的帥哥」,也抱怨「工作這麼累咋還不減肥」。

後來她的微博越來越單調,她反覆陳述案情。

「如果每個律師都只考慮自己的安全、都不發聲,其實到頭來每個人都不安全。」詹燕說。

周澤為父親寫的辯護詞她快背下來了,「刑辯律師都不敢取證,必將意味著刑事辯護參與程度和辯護水平的下降。刑事辯護的式微,意味著律師作為其組成部分的刑事司法制度的失衡,而這不僅是律師的悲哀,更是司法的悲哀和全體國民的悲哀。」

「這些年先後平反的聶樹斌案、佘祥林案、杜培武案、趙作海案、張氏叔侄案、陳滿案、樂平案等重大冤案昭示我們:公正的司法才能贏得尊重,而律師是促成司法機關公正司法的重要力量;每個人,也包括法官、檢察官,都可能被當成犯罪嫌疑人,甚至被冤枉。因此,保障刑辯律師的執業權,尤其是調查取證權,就是維護刑事司法公正和保護每個人不被無辜冤枉的權利。」

詹燕說,眼下的自己,也許終於走上了一條和父親並肩的律師之路。

她身上一點點長出的「稜角」被旁人看在眼裡,他們和詹肇成開玩笑,說詹燕現在「變得比老詹律師還老詹律師了」。

「要小心,一定要提醒她小心。」詹肇成說。

2017年夏天,案子又一次開庭,詹燕時隔大半年後終於見到了父親。印象里,那個每次都托律師周澤帶話「好得很」的男人,看起來像「丐幫的叫花子」。他老了,皺紋多了,頭髮白了,詹燕又哭了。

這次開庭後,詹燕開始寫日記,記錄和父親已經分離的日子。

日記從500多天寫到了674天,有時她寫自己對父親的思念,有時記錄自己當天為案子做了什麼,有時她把兩位辯護人的辯護詞發上去,有時她什麼也不寫,只是用拇指摁下日子。

「67歲的父親,已經在看守所度過了兩個寒冬、兩個酷暑、兩個中秋、兩個國慶、兩個春節……」

「生日,想父親。」

累了的時候,她就會想想父親在監室里的趣事兒。在看守所,白天沒事做,父親跑去借書看,從《中國上下五千年》《鬼谷子全集》看到《毛澤東傳》,能看電視了,他就拖著旁人一起看「中國詩詞大會」,還玩起了飛花令。

他們比寫帶「一」字的成語。一群人用了5天時間比試。到最後,詹肇成第一,他默出了80多個帶「一」字的成語。

「我是沒有犯罪的人,我的精神不會垮。」詹肇成說,「我有我的追求,我出去以後還要當律師。」

詹肇成的案卷

判決的日子在2017年11月14日。

那天,詹燕站在法院外不敢進門。她害怕聽到不好的消息。

姐姐帶回了結果。成都市青羊區人民法院對公訴方9項指控中的8項不予認定,但認為詹肇成採用言語方式引誘了一名證人,致其違背事實改變證言,其行為已構成辯護人妨害作證罪。鑒於蒲江縣法院並未採信該份筆錄,對國家司法機關訴訟活動妨害程度較輕,屬情節輕微,不需要判處刑罰,最終判決其構成犯罪但免於刑事處罰。

從看守所出來後,詹肇成的第一句話是要煙,接著,老人的第二句話是:「我還要繼續執業。」

「這個年齡別執業了,保養身體算了。」有親人勸。

有些營養不良、需要被人扶著身體的詹肇成說,「通過這件事情,我反而要繼續執業,要讓社會知道,該做的事情不能因為一個挫折就受到影響。我相信法律終究還是公正的,要用長遠、發展的眼光來看。」

他告訴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自己會繼續執業,做「該做的事」,但也會向女兒學習,「更謹慎一點,自我保護意識加強一點」。

他的手機里終於有了清晰的圖片。養病的日子裡,他戴著老花鏡每天學習如何使用微信。這個父親欣慰於女兒的成長,只是如今女兒的個性太強了,他怕詹燕得罪人。

「這兩年因為我的事情,把詹燕耽誤了。」圍著火爐,詹肇成低著頭默默地說。

父女倆最終決定不上訴。詹燕說,「要把有限的生命用來做更有意義的事。」

詹燕微博的內容還是沒有太大變化。儘管她說自己「解脫」了,但兩年的時間裡,她早已不知不覺融入到了一個新的圈子,她重新發現、認識、理解了律師這個職業。

有同行說,詹燕變了,她身上有了一種信仰法的力量,「律師本身以法律為業,法律最基本的價值就是追求公平正義。所以,對律師而言,對任何不公平非正義行為的排斥和抵制是一種本能。」

「可能我還是沒辦法做刑事案件,畢竟庭審技巧還是太匱乏了。」詹燕說,「也許我還是做不到挺身而出,但至少我不會再迴避、不會再拒絕。」

這個年輕律師心裡很清楚,從此以後,家裡那個信仰法治的背影一旁,會多出一個年輕的身影。

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 袁貽辰 來源:中國青年報 ( 2018年02月07日 1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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