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洪、孫勇進：《文學研究方法論讀本》代序

陳洪（1948—），南開大學「南開講席教授」、博士生導師

孫勇進，男，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副教授，著有《中國小說通史》《漫說〈水滸〉》

近讀郭英德同志《論古典文學研究的「私人化」傾向》一文（見《文學評論》2000年第４期），頗有空谷足音之感。1999年在一次會議上，我們曾談及這個問題，認為「另一制約我們學科發展的不良傾向似還沒有引起充分的注意，這就是學術的過分的個人化。其主要表現為看似相反的兩種治學態度。其一為人文關懷淡漠，其二為媚俗輕躁，著書都為稻粱謀。二者表現截然相反，境界亦不可同日而語，但在治學完全以個人為中心的態度，以及形成這種態度的背景上，卻差相彷彿」。然申之未詳，論之未徹。今得郭文，足暢懷抱，獲益良多。

雖然，正如《傾向》一文所指出的，古典文學研究的私人化傾向是一個相當複雜的問題，既與時代的思想文化背景以及社會生活背景有關，也與民族文化傳統相聯，故此，理或非一端。今願就郭文所論，稍申管見，一則搖旗吶喊，湊個熱鬧；二則也可算是擺脫「獨語」狀態，體現「學術者公器」的一次實踐。

一

欲認識、評判古典文學研究中的「私人化」問題，必須聯繫近十餘年來的思想文化走向，必須聯繫更加廣闊的社會生活背景。就此而言，有兩點特別應予注意：一是知識群體的「邊緣化」，一是價值觀與話語系統的「多元化」。

先說「邊緣化」。新時期以來，伴隨著國家意識形態的內部調整，知識群體的「精英」意識與「擔當」意識一度空前高漲。在整個20世紀80年代，中間雖幾經起伏，但啟蒙的激情與干預的熱望始終瀰漫在這個群體之中。而由此相伴生的，是其中相當一部分人的「中心化」心態。在某些時間段落里，知識群體似乎左右了社會輿論，而輿論也似乎認為他們領導了社會潮流，所以不少朋友「攬轡有澄清天下之意」。但是，在社會生活的更深層面，其實仍是「皮毛關係」理論在起實際的支配的作用。今天，反觀當日知識群體的社會角色與社會地位，「中心」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種心相而已。

隨著形勢的進一步發展，真實的權力格局像浪潮退去、泡沫消散後的岸礁一樣呈露出來，朋友們驀然發覺自己的立足處其實始終在靠近邊緣的地帶。於是，有人清醒而自我調適，有人失望而自我放逐。「荒江野老」之說遂不脛而走。這一群體性的心態調整方將進行，孰料新的更加強烈的震蕩不期而至，這就是市場經濟與深具市場品格的大眾文化的急劇膨脹。雖然在80年代，相當多的人文知識分子曾為之呼喊，曾為之翹首引領，但當它真的來了時，卻發現這個禁錮在瓶子里的怪物對於自己實是一場噩夢。市場運作的趨利鐵律與大眾文化的淺俗保守，十分適宜於厭倦了意識形態神話與烏托邦故事的社會土壤，一下子便呈鋪天蓋地之勢，而將人文知識群體徹底擠到了邊緣。「教授賣餡餅」之類的鬧劇雖不乏炒作的成分，但確實反映出經濟生活變遷對知識群體社會角色的影響，以及所造成的這一群體價值取向的巨大變化。

在這兩種力量的夾擊之下，知識群體的角色挫折感空前強烈，於是重新進行地位判定與角色設計就是理所當然的事情。大部分人文和社會科學領域的知識分子放棄了80年代啟蒙知識分子的方式，通過討論知識規範問題和從事更為專業化的學術研究，明顯地轉向了職業化的知識運作方式，走向世俗，抨擊崇高，調整心態，張揚個人化，逃避歷史和現實，使得知識分子告別了80年代理想化。其實就是放棄以至逃避參與社會事務和干預歷史進程的責任。這是一種選擇，也是一種無奈；而無論你把它看作選擇還是無奈，其原因都是客觀的「邊緣化」的現實。

再說「多元化」。在世界範圍內，無論政治領域還是文化領域，「多元」都既是對抗「霸權」的一種策略，又是對現狀的特定角度的描述。把範圍縮小到國內，所謂「多元化」也同樣表現為兩種屬性：一種是「邊緣」群體的言說策略，一種是對思想文化領域現狀的描述。這樣看來，近十年「多元化」之說不絕於耳，一方面與處於「邊緣化」地位的知識群體有關，另一方面則反映出思想文化變遷的新局。80年代以來，在「解放思想，改革開放」的旗號下，人們「求新聲於異域」，西方古典的、現代的、後現代的東西一股腦兒湧入。雖當時頗顯蕪雜、淺薄，但經過一番淘汰、沉積以後，各種知識體系和思想觀念已經不同程度地融滲到中國人（主要是知識群體）的思想／話語之中。不管我們怎樣評價這一趨勢，都不能不承認它對知識群體的分化所起到的觸媒作用，都不能不正視它所引發的文化共識、價值共約、釋義通則等社會觀念整合機制的危機。

群體的分化，共識共約的裂解，都給個體帶來了較大的自由空間，同時也伴生了「相忘江湖」式的冷漠。而話語體系的多元，則使個人自說自話成為可能。

指出上述兩點，是想說明：

1.我們所討論的學術「私人化」不是純粹主觀選擇的結果，其間實有不可逃避的「運數」在焉。

2.所以，對這一傾向也不宜作簡單的道義批評，而應進行歷史的與邏輯的分析。

二

20世紀90年代初，正是基於對此「運數」的清醒認識，一些學者自覺調整了自己的研究方向與方式。陳平原的言論最有代表性：「我們已經習慣於批評學者脫離實際閉門讀書，可我還是認定這一百年中國學術發展的最大障礙是沒有人願意並且能夠脫離實際、閉門讀書。這一點中外學者的命運不大一樣。在已經充分專業化的西方社會，知識分子追求學術的文化批判功能；而在中國，肯定專業化趨勢，嚴格區分政治與學術，才有可能擺脫借學術談政治的困境。」「我贊成有一批學者不問政治，埋頭從事自己感興趣的專業研究，其學術成果才可能支撐起整個相對貧弱的思想文化界。學者以治學為第一天職，可以介入、也可以不介入現實政治論爭。應該提倡這麼一種觀念：允許並尊重那些鑽進象牙塔的純粹書生的選擇。」而王元化先生倡導並身體力行的學術史研究，則是調整之後的踐履的典型。

這些學者的成果是有目共睹的，而在他們看似淡然的背後所蘊含的深厚人文情懷，也是不難體會到的。但是，「支撐起」的初衷卻未必完全得到了實現。其原因有二：在日益邊緣化的過程中，學術隊伍的整體弱化；所倡導的新的學風在繼武者那裡的「橘化為枳」。可以說，同是「脫離實際」「純粹書生」的旗號，在「邊緣化」「市場化」的陣陣罡風吹卷之下，「高者掛罥長林梢，低者漂轉沉塘坳」。「高者」，我們留待後面再說；而那「低者」所陷入的，便是過度私人化的泥沼。

實際上，過度私人化的問題，在學術以至文化的各領域都有表現。即以文學圈子來說，創作中的純自娛傾向，批評中的找賣點傾向等，「私」的印記都相當鮮明。而在古典文學的研究領域，郭文已列舉出不少，頗有先得我心者。這裡再贅述幾句，已示「化枳」之說並非危言聳聽。

一曰只講材料，拒斥思想。某些論著完全堆累材料，引枝牽蔓，不知伊於胡底，美其名曰「文史相證」，而對於古人的境界，今人的感受，一概沒有興趣。在古典文學的研究中，出現了只講「古典」，不講「文學」，尤其不講文學的人間情懷的怪現狀。

二曰閉門造車，不問軌轍。若以數量論，90年代的古典文學論著相當可觀；而若以每個具體領域／問題的進展衡量，則與數量頗不成比例。「重複建設」「學術泡沫」之多，令人咋舌。即以金聖嘆研究為例，十年間的論文百餘篇，而八成以上是重複他人。其中固有不少撏扯、組裝之作，但也有相當一部分是閉門造車所致。對於這些作者（稱「寫者」可能更貼切）來說，寫出來「發」出來便是一切，學術前沿、學科發展與己全不相干。

三曰無是無非，獨善其身。與80年代相比，古典文學研究中的商榷、駁詰明顯減少。大家自掃門前雪，「公海」中的風浪一概與己無關。不但「愛吾師更愛真理」的風範不再，就是學術會議上的正常討論，也常常是自說自話。前兩年，在古典小說領域，先後出現明顯背離學術規範，甚至不講常識的幾種奇談怪論，被媒體炒得沸沸揚揚，甚至轟動到名牌大學的講壇。我們的專家大多以沉默表達輕蔑與清高，而任由弟子們享用歪理邪說。

四曰自視禁臠，排斥異己。某些領域，甚至某些問題，被我們的研究者視為自家園囿，凡涉足而不附己者，輕則側目，重則大張撻伐，結果門戶林立，邊界森嚴，而在外人看來，卻大有蠻觸風味。如某顯學，在作者祖籍、版本優劣、批點真偽、續作價值等等問題上，都有「劃線」的問題。新老「權威」之間動輒要「控上法庭」，而一旦面對不識私界的闖入者時，又槍口對外，以遠遠超出學術範圍的手段排斥之。

以上種種，皆因缺少視學術為天下之公器的胸襟，又為一時社會風氣所挾，雜以利益之考慮。郭兄文中所列，多從研究對象、研究路數著眼，這裡則側重於學風與學術態度，意在說明過度私人化是導致學界整體品格下降的重要原因。

三

不過，「私人化」問題還有另一方面，這就是前面所說的「高者」「低者」之分別。應該承認，陳平原當年陳述的學術態度，今天仍以智者的冷靜足備一家之言。而回顧90年代的學術發展，在規範化、客觀化以及深入求實方面的成績，不能不說與這份冷靜有著直接的關係。

正是有鑒於此，本文說到「私人化」時，總要謹慎地冠以「過度」一詞。這絕非持兩端計，而是因為學術研究其實不能籠統地排除「私人」，甚至某種程度的「私人化」。所以，在如何評價一些帶有私人色彩的個體化研究時，我們和郭文的看法稍有不同。

比如「小題大做」問題。90年代古典文學研究界盛行「小題大做」之風，固然缺乏直接干預社會的力量，選題也不足以展現研究者的人文關懷，但作為學術研究，作為對80年代近於空疏的學風的反撥，自有其相對合理性。80年代是個文化人雄心萬丈的時代，當時，如果你聽到一個本科生宣稱他正在建立自己宏大的理論體系，也並不會十分奇怪——蓋風會所趨也。這種浪漫的學術激情固然有助於解放思想衝決網羅，但卻不利於學術的正常積累和持續發展，連帶著，其實也不利於思想的深化。因此90年代的學術研究由80年代的「宏大敘事」向「小題大做」轉型，固然有時代思潮的原因，亦有其學理層面的必然性。

郭文批評小題大做，還針對一種特定現象，就是有些研究者將沉寂了數百年的小作家、小作品拿出來研究，而「那些被歷史遺忘的作家、作品……在歷史價值的篩子中，它們被無情地篩掉了，這正是一種歷史的公正」。這一點恐怕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因為「歷史淘汰」這一前提恰恰是有些可疑的。人們首先會問，什麼是「歷史」？我們直接面對的是客觀的歷史事件，還是後人書寫的歷史文本？如果是後者，我們就要警惕與這書寫必然伴生的話語權力問題：一些作家、作品在書寫中消失，有時是話語暴力的產物（現代文學史中的張愛玲就是個典型的例子）。作為價值觀不同的後人、現代人，未必會無條件地認同這種書寫。因此所謂「研究歷史淘汰的作家作品」問題，我們認為應該區分以下三種情況：一是對話語暴力的質疑、抗爭、顛覆，不論這種話語暴力來自當年大一統王權的強勢話語，還是來自特定歷史時期一元獨大的研究方法、理論框架；二是一些作品本身的價值孤立地看確實有限，但鉤沉這些被時光淹沒的作家或作品，對填充某些歷史環節，開拓學術領域，亦有積極作用，如魯迅的《古小說鉤沉》，如對才子佳人小說、明代中篇文言小說、清代女性彈詞的重新關注等；再有第三種情況就是，某些研究者出於不純正的學術動機，對一些價值確實不大的東西，如某些藝術、思想價值均極低劣的小說，加上誇大其詞的前言後記反覆出版印行，進行學術炒作，在牟利的同時靠誇大其辭來放大自己學術研究的意義，這無疑是「研究」私利化的表現。所以，對「發掘」「鉤沉」現象，似以分別情況論之為妥。

再如郭文批評的「考據至上」「制譜成風」現象。這是否盡屬消極的「私人化」，也有分說的必要。當然，近年的學界確如郭文指出的，更多的是僅視考據、制譜為真學問，為研究的終極目的，從而缺少宏闊的文化視野，缺少應有的人文關懷。但他們的研究成果是否就一定不能轉為思想的資源、社會批判的資源，就一定具有私人化的品性？只怕未必。一位研究者僅僅出於私人化趣味爬羅剔抉排比材料編訂出的某歷史人物年譜，被另一位深具人文情懷的學者用以考察這位歷史人物的思想的變遷，進而反躬自照、思考現實，這在學術史、文化史也不是很少見的事。冷靜客觀的材料考證是進行人文批判的堅實的基礎，否則，即使空有一腔人文關懷的熱情，所論文采飛揚、激情澎湃，然皆凌空蹈虛，則不免為方家所笑（比如——扯得遠一點，文化界熱鬧了好幾年的學術隨筆，余秋雨屢出硬傷，而另一好以此罵世炫學的作家，一篇小文竟出十餘材料、常識錯誤，這樣自然大悖文化批判之初衷）。

講這些並不是要為「考據至上」「制譜成風」辯護，在基本立場上，我們完全贊同郭文的看法，即一個優秀的人文學者應該有人文關懷。具體到古典文學研究，它的性質從來包含兩方面：一面是對逝去的世界的研究，帶一點知識考古的意味，但另一面，面對文學的文化的對象，研究者不能沒有人文關懷、甚至人文激情。「文學」，這一研究對象的基本屬性決定了這一點，沒有深沉的關懷怎能和古人對話，又怎能向今人闡說？因此，即使是以冷靜的態度進行材料的研究，也以具有文化的擔當精神為上乘。只是考慮到情形紛雜，故稍呈異議以示方便法門。

四

郭文力圖匡矯時弊，提出的問題是每個關心古典文學學科、關愛民族傳統文化的朋友都不應漠視的。我們確確實實應該提倡學者的人文情懷，特別是在人文學科內部。從整體而言，我們決不能選擇對社會「心遠地自偏」的態度。無論在道義上，還是在策略上，我們都不能做此選擇。應該承認，在此社會轉型時期，在世界性的消費文化大潮中，中國的人文知識群體處於相當不利的地位。我們不能自欺欺人，扮演唐?吉訶德。但是我們也不能無所作為，更不能「破罐破摔」。如果我們以冷漠報復社會，社會必將以十倍的冷漠來回應我們所鍾愛的學科。相信這是誰都不願看到的情景。

但是問題還有另一面。學術，特別像古典文學這樣的學科，天生就有一定的「個體」品性。無論研究者的工作方式，還是對對象的體味、感悟，都具有相當強烈的個人色彩。甚至當我們說「人文情懷」時，所提倡的與古人心靈溝通，其實也是研究者個體的伸張。所以在批評某種消極的「私人化」學術態度時，切忌籠而統之，以免把孩子與髒水一起潑掉。這一點，在當下尤須強調。因為多年來，一統、一元的話語模式至今餘威尚在，相當多的研究者終生籠罩在「部頒教科書」的陰影里，循著極為相似的思路，講著同一風格的語言。在汗牛充棟的「成果」中，欲覓幾個新鮮、生動的面孔，往往須「眾里尋他千百度」。更何況，「雖千萬人吾往矣」的特立獨行品格，更是知識群體中的稀缺元素。

當我們說「學術乃天下之公器」時，著眼的主要是其「求真」的品性——無此品性，學術便無存在的價值；當我們追求個性化的學術時，著眼的主要是其「愛智」的品性——無此品性，學術便無鮮活的魅力。學術，尤其是人文學科的學術，實在是具有「公私兼顧」的雙重品性。在雙重的品性之間保持一定的張力，是保證其健康發展的關鍵。從某種意義上講，張力之所在，即為活力之所在。反之，則難免於孤陰不育、獨陽不蕃的枯寂。

之所以強作解人，附郭文之驥尾，實出於一種渴望，渴望看到建構於「公」「私」之間的那片湛藍而遼遠的學術天空。

本文為《文學研究方法論讀本》代序，原題《學術：公私之間的天空》，原載《文學評論》2001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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