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派政治、歷史與鴉片

五十年前，在經受了一系列的家庭悲劇後，雷蒙?阿隆出版了《知識分子的鴉片》。對於阿隆個人，這是一本有著特別意義的書：「我有一個感覺，或者一個錯覺，即《知識分子的鴉片》治好了我的病，救了我的命。我對這本書受到的攻擊幾乎滿不在乎。我走出了黑暗，或許我終將與生活和解。」然而，在與生活和解的同時，阿隆卻不得不面對法國知識界的撻伐。左派知識分子如其一貫表現的那樣，毫不吝嗇地在阿隆身上大量消費著「叛徒」、「小丑」之類詞語，以自身的癲狂表現，給阿隆的書作了最好的註腳。

《知識分子的鴉片》，雷蒙?阿隆 著，譯林出版社2005年7月

由寫作背景觀之，《知識分子的鴉片》一書具有論戰的性質，但與阿隆的其它著作一樣，它始終圍繞著其關心的歷史和哲學問題。弗朗索瓦?菲雷稱它「既是戰鬥的書，又是哲學著作」。全書九章，而為後來者所津津樂道的「鴉片」一詞，直至第八章行將結束時才出現：「革命為他提供了麻醉自己的鴉片」。在我看來，雖然更切合書名的乃最後三章，但書的核心部分應該是第二編，即論述歷史的三章。正是在這部分內容里，阿隆揭示了「鴉片」的生產機制，以及知識分子嗜吸 「鴉片」的深層原因，而這些都與一種無視人類社會複雜性的決定論有關。法國的那些「同路人」，皆醉心於歷史的終極意義，卻無法對現實世界中的行動作出正確判斷。

阿隆在七十年代初，於法蘭西學院的課堂上就歷史解釋問題講到過亨佩爾-德萊大論戰。亨佩爾認為，解釋一事件，惟在其前件與後件的關係可用一個普通命題推導出來時，此解釋才是科學解釋。德萊則認為解釋必須參考人類的動機與意圖，故歷史解釋不同於科學解釋。阿隆更傾向於德萊的觀點，並認為對歷史的感知具有多相性。如果僅僅如此，阿隆與薩特、梅洛-龐蒂等人也無甚差別了。後者對意志優先的堅持，同樣能夠得出歷史感知具有多相性的結論。阿隆並不像有些人說的那樣「認為歷史是一種敘事，它可以為人們所隨意解釋」，歷史認識依舊為人類共同生活的總體事實所限定，雖然這種限定不能夠將歷史導向惟一的目標。而持此類觀點的人從認識的相對性出發，卻又將歷史綜合為一個整體。這樣的綜合不建立於事實之上，倚靠的是主觀願望，從而具有信仰的性質。這種對整體世界的無條件信仰——意識形態——便成了知識分子的鴉片。對於意識形態，阿隆有過專門的解釋：「不是指隨便哪個思想，哪個思想和價值觀的總合，而是指所謂整體闡釋歷史世界的具有包容性和系統性的特殊形式。」 薩特等人為克服存在主義式的馬克思主義中，意志自由與歷史規律間的矛盾，借革命、階級鬥爭之類概念以斷言取代事實，為追求一種哲學上的永恆而喪失政治判斷力，並無視現實中自由的淪陷，以歷史的名義為極權主義辯護。然而，阿隆卻通過歷史經驗揭穿了左派、革命、無產階級之類概念的神話，這些讓知識分子血壓升高的詞語並不具恆定的本質。比照國內就革命話語展開的一些論爭，雙方往往糾纏於空洞的革命話語，卻不去揭示隱藏在革命背後，真正有討論價值的東西，就知道此類論爭是多麼不著邊際。

一旦吸食了意識形態的鴉片，對未來的期待與現實情況之間的距離被無限壓縮，知識分子便失去了常識，或者用以賽亞?伯林的說法，就是喪失了「現實感」。同伯林一樣，阿隆既用價值多元為自由留出餘地，又不放棄人類生活中的共享價值，並反對將習俗性的東西上升到哲學和普遍真理的高度。「我們在判定一種社會秩序時，必須以價值的多元性為基礎。這種價值的多元性並不要求人們作出根本選擇。人們放棄具有充分的多樣性的習俗，同時為了理想去要求一種普遍的有效性，而經濟制度或政治制度就處在這兩者之間。」

阿隆以「意識形態時代的終結？」作為全書結語，通過這個問號，我們或許也能夠看出他的審慎。阿隆關於意識形態的討論影響深遠，使該主題得到多次闡發。丹尼爾?貝爾將自己的著作直接命名為《意識形態的終結》，並以此獲得哥倫比亞大學的教職。李普塞特甚至和阿隆一樣，用「意識形態終結了嗎？」來結束他那本《政治人：政治的社會基礎》，並同樣有所斬獲——普利策獎。

知識分子要戒除意識形態的鴉片，並不容易。要保持理智的清明，健全的政治判斷力，更是難於上青天。如今，在超女的舞台上，他們不忘邏輯混亂地秀一下對民主的「深刻」理解，卻對真正嚴肅的民主事件保持沉默。在這樣的時刻，世界或許真的感到「更孤獨，而且更空虛」，也更懷念雷蒙?阿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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