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部中禮部尚書任命最苛刻，除了進士出身外，還有一個硬性規定

看過《李衛當官》的或許都知道這一幕，在暢春園中，康熙帝與李衛並肩而坐，詢問李衛當一個什麼官合適，李衛回答說最少也要混個臬台噹噹（臬台即按察使為正三品），康熙帝哈哈大笑說，就算是兩榜進士出身也就實放個七品知縣。

說到這裡就出現了一個知識點，那就是何謂「兩榜進士」呢？說起這事還得從明代科舉制度說起，因為清代的科舉基本上是沿襲了明代的制度。

明代科舉場上有著「兩榜出身」的說法。在科舉考試場上，既通過鄉試(乙榜)中了舉人，又通過殿試(甲榜)中了進士並最終獲得官職的儒士，就稱為「兩榜出身」。兩榜進士的含金量很高，被視為絕對的正途出身，因為不是所有的進士都是兩榜出身，也就是說有不少考生沒有參加鄉試卻參加了殿試而考取進士的。

因此，統治階級拚命宣傳「兩榜出身」的目的，是以此給廣大儒士作個樣板，使他們一心只讀聖賢書，一天從早到晚滿腦子想的只是如何通過科舉考試而升官發財。這顯然是通過籠絡知識分子，來進一步加強和鞏固專制主義中央集權。

不過，即便是兩榜進士也不意味著就有高官厚祿，通常情況二三甲的進士是不能立即授官的，而要參加翰林院庶吉士的考試，之後或授翰林，或授低級官職。庶吉士是明代翰林院所屬機構庶常館學員，或稱庶常，掌管誥敕之事。

自永樂二年(1404年)始，庶吉士專屬翰林院，明成祖朱棣把翰林院當作官吏儲備的機關。據史籍記載，永樂二年的殿試後，學士解縉受成祖之命，選取曾棨等28人(以應天上二需十八宿之數)入翰林院讀書，庶吉土周忱以己年幼，請求隨入翰林院學習，獲得朱棣讚許。

明廷對這29人給予很高待遇，發給他們筆墨和紙張，每人月鈔三錠供應每日早晚飯食，他們每五日可沐浴一次，外出備有車馬。朱棣還經常親到翰林院督促和檢查，他時時提出各種疑難問題，考核29人的學習效果。

但不久成祖發現這29人追求虛名和浮華，不認真讀書，自己命令背誦的柳宗元《捕蛇者說》，竟無一人能全誦。於是決心懲治他們一下，下令將29人全部發戍邊遠地帶充軍，又令他們去干搬運木材的苦力。這使這些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儒士苦不堪言，紛紛表示，如能回京一定奮發上進。

朱棣看到自己的懲治目的已經達到，下令將他們召回，重入翰林院讀書。這29人經此挫折，果然都吸取教訓，認真讀書，奮發上進。後來，周忱等10餘人都成為有名望的官吏。

明代「館選」後，朝廷任命翰林院、詹事府中官階高而又資歷深的一人為教官，稱為教習。3年學習期滿，成績優秀者留在翰林院任編修、檢討，其餘的人出任給事中、御史，稱為「散館」。天順二年(1458年)，英宗規定非進士不準入翰林院，非翰林出身的進士不準入內閣，以及南、北兩京的禮部尚書和侍郎、吏部右侍郎等也均須由翰林出身。

這樣，「庶吉士始進士之時，已群目為儲相」(《明史》卷七十，《選舉志二》)。事實上，明朝170多名宰相中，由翰林出身者佔9/10。庶吉士事實上已成為明朝宰相的後備隊了。

明思宗朱由儉即位前後，大廈行將傾覆。為了挽救這一危急局面，年輕的明思宗勵精圖治，重視任用既有才幹又有實踐經驗的人為官，打破了內閣臣僚專用翰林的舊例。崇禎五年(1632年)五月，翰林出身的大學士鄭以偉在一件奏章中看到「何況」二字，誤以為是人名，當場為思宗糾正。

對此，思宗感到翰林雖有學問，但缺乏辦事經驗和能力，於是產生了內閣之臣不再專用翰林(即庶吉土)的念頭，任用非翰林出身的官吏入內閣辦事。以後，他又多次下令從府、州、縣官中挑選才學兼優者出任翰林，在一定程度上保證了宰輔的質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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