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聯濤：我們緣何對不平等視而不見？

令人頭疼的問題如不平等，都屬於市場失敗，政府可以接手，卻忽視了政治攫取和既得利益等現實。

（資料圖）

沈聯濤/文

人生而平等是一個很古老的認識。法國貴族與普通平民之間對不公正和不平等的反抗讓18世紀知識分子盧梭寫下「人生而自由，卻無往不在枷鎖之中」這樣的句子。

這些話點燃了法國大革命。到了21世紀，人生而平等早已被奉為箴言，可是用喬治·奧威爾的話說，「所有動物生來平等，但有些動物比其他動物更平等。」

關於全球收入和財富差距，通常有三個「典型化事實」。首先，國家之間的差距已經縮小，這主要源自中國、印度和東盟等新興市場的崛起。其次，在幾乎每個國家，特別是過去30年里，貧富差距在不斷擴大。第三，正如樂施會所指出的，全球八大首富擁有的財富相當於全人類較貧窮的一半人口的財富總和。

托馬斯·皮凱蒂（Thomas Piketty）2014年出版的《21世紀資本論》，指出財富分配的不平等有很深的政治根源。諾貝爾經濟學獎設立以來的48年里，只有兩次被頒給有關不平等的研究。

不平等牽涉到各種重要的社會問題如生態、腐敗、犯罪和政治攫取，但它為何沒能成為主流經濟學研究的核心？

前身是 「政治經濟學」的經濟學理論越來越走向「純粹科學」，這其中有深刻的元經濟學（關於思想的思想）原因。到上世紀80年代，主流經濟學基本被規範經濟學和量化經濟學壟斷，大量借用物理學的數學模型。這些還原論的統計學模型忽略了複雜的政治因素，以優雅的理論將世界理性化，側重優化政策方法，而忽視各種不確定性，如金融危機和日漸加劇的社會不平等。理性的人變成經濟學機械模型中的機器人。

英國哲學家圖爾敏（Stephen Toulmin 1922-2009）將現代西方（現代科學的崛起）劃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從1436年古登堡發明活字印刷術開始到1650年左右。這一階段沒有自然和人的區分，宗教和政治是歐洲各國永恆的掙扎。培根（1561-1626）和馬基雅維利（1469-1527）等政治哲學家延續口述敘事傳統，並主要著述政治和人類行為的實際問題。莎士比亞等戲劇作家講述有關人類的故事。但隨著1648年《威斯特伐利亞和約》的簽訂，結束了圍繞宗教的30年戰爭，該條約決定各主權國家有權決定本國事務和官方宗教。

戰爭的結束標誌著現代西方第二階段的開始，世俗科學興起，有關人類和自然的思考逐漸分離，過去的思想被認為缺乏理性和嚴謹性。從伽利略（1564-1642）到法國數學家笛卡爾（1596-1650），歐洲思想希望成為「知識上的完美主義者，道德嚴謹、不屈不撓的人本主義」。這是走向理論的時代，試圖尋找適用於所有時代的普世之法。

偉大的科學家牛頓（1642-1727）是那個時代的典範，標誌著從倫理和道德的人類實際問題向理論概念過渡，試圖以還原主義的簡化模型解釋現實。牛頓的科學呈現了對自然世界的理想、穩定、機械的看法。

主流經濟學家熱衷牛頓的觀點。他們認為經濟學一般均衡模型能夠給出最優的政策建議或預測，受永恆不變法則的約束，並且認為永遠可以刷新重來。事實上，經濟學和市場並不總是處於均衡狀態，遊戲規則通過進化和改進不斷變化，我們永遠也無法重新開始。所有的人類系統都受歷史、文化、機構和過往經驗的限制。

自1912年以來，牛頓的物理學被愛因斯坦的相對論和量子力學擠到一邊，後者將不確定性和混沌視為自然變化的一部分。新古典經濟學卻從未接納科學思維的這一深刻變化，這隻能用政治來解釋了。

在不列顛治世之後，美利堅時代非常熟悉自由市場的永恆普世模型，政府干預最小化，有效的資源配置將帶來穩定均衡。意識形態上，美國代表了自由市場，因為它是最大贏家。而令人頭疼的問題如不平等，都屬於市場失敗，政府可以接手，卻忽視了政治攫取和既得利益等現實。主流自由市場經濟學成為迎合特權精英階層的意識形態，因為歸根結底，「每個人都能富起來，我們可以通過再分配解決問題」。但一旦少數精英變得富有，當權者盡全力保證沒有人會認真考慮再分配問題。

美國最近提出的減稅政策就是明證。所有指標都表明，減稅政策對富人的好處遠遠大於窮人，但冠冕堂皇的理由卻是富人會增加投資，中產階級會增加消費。與此同時，窮人需要的福利和醫療保障卻被削減。

政治推動經濟理論，並像宗教一樣利用理論來將現狀合理化。

認識到不平等不是問題。真正的問題在於為了減少不平等我們能做些什麼？

（作者為香港大學亞洲全球研究院高級研究員、香港證監會前主席；翻譯：許楊晶晶，審譯：康娟，編輯：袁滿）

（本文首刊於2018年2月5日出版的《財經》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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