厄休拉：把道家思想寫進科幻小說的人
Ursula K. Le Guin，1929.10.21-2018.1.22
在歲末一片促銷聲和年終獎的鬧騰之中聞聽美國科幻女作家厄休拉·勒古恩去世，一時間恍如從長長不舍的夢裡驚醒，神傷了好一會兒，一邊重新翻開手邊的海恩宇宙，讓文字把自己帶至闃然無聲，以此種方式平撫失落的心情。
《衛報》和《紐約時報》等著名媒體相繼報道了這一消息，前者更是找來近來因小說《使女的故事》被改編成美劇而備受矚目的加拿大女作家瑪格麗特·阿特伍德，與厄休拉惺惺相惜的阿特伍德寫了段小小悼文，真摯而準確地指出這位巨匠同行的價值，即她始終在用作品為人類的心靈發出追問：你想要活在一個什麼樣的世界？比如其代表作之一、1969年出版的《黑暗的左手》，作為一個深刻、獨特的思想實驗，其力量如今依然在世間迴響。
相比於為其贏得極大聲譽的奇幻系列「地海傳奇」，厄休拉早年的幾部科幻作品顯得較為小眾，但放到圈子裡則被奉為傑作經典。《黑暗的左手》拿下了當年的雨果獎和次年的星雲獎，五年之後，又再度以《失去一切的人》（更早的中文版書名譯作《一無所有》）斬獲這兩個獎項，還奪得了同年的軌跡獎，而《世界的詞語是森林》也在兩年之後成為雨果獎最佳中篇。
這三部作品都屬於「愛庫曼聯盟」系列的科幻小說，該系列還包括了其他十來個長篇和短篇集，它們同處於一個海恩宇宙的設定下，這個設定說的是人類和其他文明都源於早期的海恩星，一開始藉助星際旅行逐漸向外擴張，期間有的星球還因為某些原因而中斷了和其他星球的聯繫，並通過基因工程、在環境作用下演化出不同的智慧形態，然後大家又陸續找到彼此，結成了叫做愛庫曼的聯盟。雖然說這些大大小小的作品並沒有去講述一個完整而連貫的歷史，但大多遵循著同一框架展開，彼此之間也有著一定的聯繫。真正核心的部分在於，作者或說該宇宙的構造者厄休拉，把一個個星球當作了實驗場，來展開她對於人類世界的另一種可能性或說另一面的探討。
以《黑暗的左手》為例，這個故事中，聯盟向一顆名為格森的星球派去了機動使金利·艾，欲說服對方歸順。格森有著十分獨特的氣質，首先，常年下雪，氣候嚴寒，以至於被原來的調查員們直接稱作「冬星」，其次，居民有著迥異於其他星球的性形態，是一個單一性別的社會。比之以亞馬遜女戰士傳說發展起來的母系社會（在東方，對應物是西遊記中的女兒國）科幻，或為數不多的幾部作品（考德維那·密斯以斯巴達城邦為藍本，洛伊斯·比約德以阿索斯山為靈感來源）試圖打造只有男人的世界，格森是一個前所未有的新鮮事物，它吸取了許多來自其他生物的特性，像是蝸牛似的雌雄同體和廣泛存在人類以外動物身上的發情期。
具體而言，格森星人有著26-28天為一期的性周期，其中21-22天處於性慾冷淡的潛伏期，而剩下約1/5的日子則因大腦垂體啟動荷爾蒙變化，進入了一個具有強烈性衝動的克慕期。兩個克慕碰到一起，如彼此有意便會成為配偶，期間一方雄性激素佔主導，另一方雌性激素佔主導，這樣便有機會交媾受孕，合作誕下下一代。當然也有可能並未有效受孕，那麼克慕期結束後各自回到性冷淡便是。
對於在克慕戀中到底扮演男性還是女性，格森人並無先天傾向，完全有可能這次男下次女，於是一個人當然能同時是某某的母親同時又是另一個某某的父親。他們的社會結構，工業、農業、商業的管理模式也都按照克慕周期來安排，每個人在克慕亦即發情期間，都不需要工作，只需坦坦蕩蕩地去發情找配偶，連國王也無例外。冬星有文明記錄的13000年歷史中，並不曾發生過大的戰爭事件，主要原因在於他們人口較穩定，沒有急劇擴張，同時也沒有形成一個龐大、等級森嚴的國家政府，貧富差距很小，人與人之間沒有「所屬」關係存在，這是一個通過傳統而非權力來維繫的社會，存在一種自有的平衡體系：去中心化與集權制、靈活性與古板、循環與線性。
這部作品的誕生年代，恰處於西方女權運動高漲時期，並伴隨著性解放和同性戀兩大運動，無怪乎一問世便引起了轟動，厄休拉本人也從一個籍籍無名的作者成為舉足輕重的科幻作家。它引起了曠日持久的討論和批評，以至於數年後，到了1976年，厄休拉還不得不提筆撰寫長文《性別是必要的嗎》（Is Gender Necessary？）來回應人們對作品的質疑。
「《黑暗的左手》是我意識的記錄，和思考的過程。」她寫到，「我一直認為自己是一個女權主義者，但此前並未曾在埃米琳·潘克赫斯特和弗吉尼亞·伍爾夫的基礎上往前邁過一步。」直到1967年，她意識到需要用自己的方式去定義性與性別對於個人生活以及當代社會的意義，這種衝動，是驅使波伏瓦寫出《第二性》，也是驅使貝蒂·弗里丹寫出《女性的奧秘》的衝動，在厄休拉這裡則催生出了《黑暗的左手》。
小說問世後受到的一大指責就是，厄休拉使用了男性he來指代所有的格森人，這一點讓部分女權主義者感到不爽。而她解釋道，這是因為在英語中he是一個泛稱，倘若這種語言能有其他同時指代兩種性別的代詞，顯然會更好。她也提到了另一個遺憾，那就是寫這本書時還未接觸過榮格理論中的Animus和Anima概念，前者指女性無意識中永恆的男性原型意象，反之，後者指男性無意識中永恆的女性原型意象，這是雌雄同體現象更本質更普遍的解釋，如果她當時就對此已有了解，可能會讓作品在某些點上更為深入。
有趣的是，厄休拉本人並不認為這是一本烏托邦小說，她的烏托邦社會實驗放到了五年後的《失去一切的人》。在其中，作者構造了一個雙星系統，烏拉斯和阿納瑞斯，兩個星球互為對方的月亮，烏拉斯資源豐饒，生活富庶，而阿納瑞斯自然環境惡劣，生活清苦。後者之所以會演變為一個人類社會，是因為烏拉斯世界政府理事會在某個動蕩時期，將月球讓給了不滿該星球法律權威和國家政權的奧多主義者們，由他們去按照自己的社會理想在那個苦哈哈的地方生活下去，「在阿納瑞斯，我們保持了這個承諾，我們一無所有，但我們擁有自由。」摒棄一切權力和等級制度，這些人依循互助、分享原則來維繫社會運轉。小說中的故事，是以阿納瑞斯的一位物理學家謝維克為了學術研究需要去往烏拉斯為背景展開，全書一直以交互穿插的兩條線展開，一條是主角正在烏拉斯經歷的生活，一條是他回憶中的阿納瑞斯生活。
無疑，厄休拉這個構思是與當時世界的冷戰格局分不開的，而且加進了很多她自己的理想成分，阿納瑞斯頗有些以色列基布茲農場的意味，以及東方哲學家老子著作中所描述的無為社會。兩個陣營所代表的兩種價值，最深刻地反映在了他們對於物質世界的不同感受中。儘管能在烏拉斯享受更好的食物和居所，謝維克依然不解於他們為什麼如此迫切地走上一條「人為財死鳥為食亡」路：他在烏拉斯人臉上經常能看到這種憂慮的神色。覺得很好奇。這是否因為，不管他們多麼有錢，還是得操心去掙到更多的錢，以免臨死的時候窮困潦倒？還是說是出於愧疚，因為不管他們多麼有錢，總是有人比他們更窮？當然，這些，如今於我們也已經毫無驚奇。我甚至在看到此處時，腦中忍不住想起了身邊泛濫得起沫子的各種創業者猝死和如何通往財務自由之類鬧心話題。
小說中的一個場景描寫讓我印象頗深，這是謝維克在街上遇到了自己寄居那家人的小姨子時的心理活動：他看著薇阿纖小的雙腳，腳上是一雙鞋跟很高的白色鞋子，塔科維亞常說的一個詞躥進了他的腦海：「身體投機分子」。塔科維亞用這個詞稱呼那些將性作為武器同男人進行權力鬥爭的女人。薇阿是身體投機分子的終極代表。鞋子、衣服、化妝、首飾、姿態，她身上的一切都充滿挑逗的意味。但對於他這番嘀咕，薇阿本人可毫不在意，她一個漂亮的反擊就打了回去：「不過我還是要告訴你一些事情。如果你把你在月球上的『姐妹』帶來，給她一個機會，讓她脫掉靴子，來上一次精油浴，再來一次脫毛，給她穿上一雙漂亮的高跟鞋，肚臍上貼上珠寶，再灑點兒香水，她肯定會喜歡的。你也會喜歡！……你們這幫信仰你們那些原則的可憐蟲。一群無趣的兄弟姐妹。」
這正是烏托邦社會的尷尬，弗里德里克·詹姆遜在《未來考古學：烏托邦慾望及其他科幻小說》中指出，厄休拉這個「模稜兩可的烏托邦」，必然會受到「模稜兩可的異托邦」的挑戰。異托邦是塞繆爾·德拉尼1976年出版的小說《海衛一》中所引進的概念，由福柯著作中「異端」一詞而來，比之那個不存在的好地方，可能一種正常社會之外的其他地方才更有可能出現。海衛一上的自由主義路線最終因為沒有權力來規範個人行為而失控，最後演變為一場戰事。
故事結尾最終謝維克回到了阿納瑞斯，那裡有他心心念念的精神伴侶，以及更可接受的生活狀態，這在厄休拉的筆下毫不意外，她是一位《道德經》的深度愛好者，對精神世界的執著始終如一。生於美國經濟大蕭條元年（1929）的厄休拉，父親是著名人類學家阿爾弗雷德·克婁伯，母親是寫過暢銷書的作家西奧多·克拉考，她於一種學者氣息濃厚的家庭氛圍中長大，往來無白丁，24歲那年即嫁給了歷史學者查爾斯·勒古恩。
儘管作家本人在2014年美國國家圖書獎頒獎禮上嚴厲聲討電子書對「以版權為生」的作家們的收入和生涯帶來毀滅性打擊，但我還是不得不通過在線圖書館才看到了她1997年翻譯的《道德經》，序言部分她講到和這本東方哲學著作的淵源。紅藍封皮，保羅·迦耳斯譯，1898年版，是她父親非常喜歡看的一本書，受其影響，厄休拉也早早開始了對老子的閱讀，對「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的小國寡民境界心嚮往之。她把《道德經》翻譯得像一部雋永優美的詩集，並配上樸實無華的中國古樂縱聲朗誦，聽者聞之動容。
《失去一切的人》在科學和技術上的預測相當之保守，謝維克這位來自阿瑞斯那的「當今世界最偉大的物理學家」談到愛因斯坦理論時是如此之無力，甚至還停留在「廣義相對論和狹義相對論」迄今無法在觀測中得到證實的階段，這也顯示出了厄休拉和阿西莫夫、克拉克等幾位開創科幻黃金時代的男性作家的一個很大不同，她不覺得科幻小說需要過分關注科技內核，說到底，小說要關注的還是人類的情感和生境。這有很大積極意義。以反對越戰為背景寫就的《世界的詞語是森林》，很大程度地凸顯了環保運動大潮下興起的生態主義思想，地球人對外星物種睽嗤所在星球的樹木資源的掠奪帶來了毀滅性後果。
網上有段採訪視頻，主持人和厄休拉開玩笑，說您一直被稱為trouble maker，所以在國家圖書獎典禮上也搞了個麻煩出來，厄休拉回答說，我都85歲了，不妨說些真話。其實縱觀她一生，都極其平和、剋制，只以作品來挑戰既有規則和現存制度。她的文字旅程在88歲划上句點，但留下數十部瑰麗的想像力作，猶如為我們的現實做了一個個平行宇宙畫像，以人類學的方式。很多人會覺得，在一個物質化無孔不入的時代，談論如何活在一個更加公正與精神化的世界，根本是不合時宜，然而，她的不可多得正在於此。這種寫作的意義，我居然從另一位熱衷於分析人類社會不平等的起源和地理成因的作家那裡得到了部分映證，《槍炮、細菌與鋼鐵》的作者賈雷德·戴蒙德，其新作試圖回答《為什麼有的國家富裕，有的國家貧窮》這一問題，他認為答案是多重的、複雜的。「如果有人堅持希望得到一個對於這一重要問題的簡單答案，那麼這個人就必須在宇宙中另找一個地方住下來，而不是生活在我們這個地球上。」這項提議，的確只能在科幻中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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