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居雜記：一個蘇北小村莊的歷史

前年初夏回國修整舊屋，拆牆時候見到嵌在窗子上面一條不起眼的橫木，俗稱過木。父親不經意地說這根木頭已有百年歷史，它是當年地主四輪馬車的車轅，我心中不禁感嘆村莊歷史就這樣被保存在村中的秘密角落。不忍青史盡成灰，於是收集國史、方誌與家譜，書寫這個無名的小村。

小村平疇沃野，宜於農桑，前為公路，後為良田，東鄰河流，西與山東雞犬相聞。村中住有六十餘戶，兩百多人，這在煙火萬家的淮北平原上實在是小村。小村雖小，但名氣並不小，方圓十里無人不曉，特別是中老年人。這是因為小村的大地主。

學界對於中國北方村落的研究，多傾向於將鄉村精英置於國家與鄉村的維繫與調和之中，即杜贊奇所謂的權力文化網路。小村的歷史表明村莊地主的權力是內植於鄉村內部，並非源自國家授權或城鄉網路。小村地主以圩寨為基礎，進行自衛，從事農業生產，維繫鄉村運行。小村地主村社組織的衰落源自抗戰之後國家政權的強行介入，最終官僚機器取代地主成為鄉村主導者，開始各種鄉村試驗。

鄉村街道

黃河小村

小時候，總以為黃河很遠，可是黃河卻在小村經流六百餘年，今日村中依約可尋黃河當年的印記。例如村人常用河堤的沙土，晒乾過篩之後作為兒童和老人的尿布，細軟的黃河沙土是絕佳的尿不濕。村中某些地名也依稀可見黃河的影子，如村北有處叫大（Dai）王廟的田地，而大王廟實為當年敬奉黃河之神的廟宇。

豐縣處於江蘇省西北角，為漢高祖劉邦的故里。劉邦征伐天下後，衣錦回鄉，將出生地恩封湯沐邑，輕徭薄賦，這是豐縣史上最輝煌的時期。豐縣的衰落歸於黃河，南宋時期黃河開始改道南流，豐縣從此江河日下。明代萬曆間潘季馴築兩岸大堤，使黃河全流奪淮，經今開封，商丘，徐州至江蘇入海。

黃河以含沙量大著稱，明清兩代奉行「束水攻沙」的治河方略，其在一定程度上減輕了河患，但也使黃河成為地上懸河，成為兩岸生民頭上的一把利劍。豐縣不幸正當黃河之沖，黃河流經豐縣南境，數次決口漫漶，城郭傾圮，廬舍蕩然。明嘉靖五年（1526），黃河決口將豐縣城陷於水中，縣治被迫遷移。十九世紀以來，束水攻沙的治水方略已經走到盡頭。黃河平均兩年即漫決一次，甚至一年數決。咸豐元年 (1851) 八月 ，黃河又在豐縣決口，衝出一條大河（俗稱大沙河），全河走豐縣，蘇北魯南汪洋一片，被災嚴重。

黃河決口洪水的威力超常人想像。據鄉賢記載，黃水所到之處，村莊一陣塵煙高起，房屋立刻化為烏有。水退之後，樓下一層全部淤於泥中。明代豐縣城已在地下數十米，可見豐縣黃河沙土淤積之深厚。2014年，豐縣南部河道清淤，發現一艘清代嘉慶時期的木製商船，已經深埋黃土之下，讓人感嘆滄海桑田之變。

明清兩朝的黃河洪災以及王朝連年的河工耗盡了流域內的資源，黃河兩岸已經山窮水盡。1855年黃河改道之後，守著殘山剩水的黃河故道立即成為王朝的棄地。根據哈佛大學政治系裴宜理教授的研究，黃河泛濫導致淮北地區人無恆產，很少有人能積累超越別人的財富，黃河諷刺性地在這層意義上起到了均貧富的作用。1855年黃河取道山東入海，才給小村及周邊地區休養生息的機會。至19世紀下半期，本地的地主開始有了更多的財富積累和剩餘，開墾荒地，營建村落，從而也成就了今日我居住的小村。

遠眺初夏的小村

鄉村老屋

便集地主

小村最早叫茅廟，因為有座茅姓的家廟。村莊先是被渠姓買下，後又被村南三里便集的劉姓地主買下建寨。便集原名荊冢村，相傳荊軻之冢所在。荊軻刺秦未成，隨被秦王剁為肉醢，盛裝於瓮罈之中，分埋於全國三十六處，警示全國，泗水郡的埋葬選址即今便集村，故名。豐縣博物館所藏北宋碑刻就載有荊冢村。明朝隆慶年間，便集已是豐縣西北著名的大集。依照施堅雅的市場體系理論，便集是茅庄所在地區的中心地。

劉氏自洪武年間遷居便集，綿延數百年，有古豐劉氏之稱。劉氏聚居便集北部，土地遍及周邊地區。咸豐辛酉年（1861），劉姓大地主的季子移居茅庄，以便管理耕種便集北部的田地，這種村莊，地方俗稱為外莊子，茅庄即是便集地主的外莊子。劉氏選定此村，因為村子緊鄰河流，八方歸水，是一塊上風上水的寶地，而且距離老莊便集只有三里之地，可以相互呼應。

1861年，劉姓地主移居茅庄之時，正是捻軍在淮北蜂擁而起之際。咸豐六年（1856），捻軍染指豐縣。咸豐八年（1858），捻軍圍攻豐縣，縱兵屠城，二千餘人遇難，史稱戊午兵事。自此之後，豐縣鄉村民紳為保全身家性命，先後捐資修築寨圩45座，其中39座修築於咸豐十年（1860）和咸豐十一年（1861）兩年間。在這種背景下，移居茅庄的劉氏地主開始營建茅庄，將其打造成為一座地主莊園。

小村莊園

近代淮北兵匪橫行，在淮北鄉村，對農民生活影響最大的設施無疑是圩寨。根據民國吳壽彭的調查，淮北的圩寨中心有一家高大的瓦房，另再有一個炮樓，作為寨主的宮殿。寨主是有一百頃二百頃或者更多的數目的田地，四圍有數十百家的農民，大都是種著寨主的土地。茅庄就是這樣的地主莊園。

茅庄與魯西南一路之隔。魯西南民風強悍，素有豪強與土匪的傳統，村人稱之為山東大麻子。他們專門拉戶，即綁架人質，索要贖金，因此當地村落基本都有看青會及紅槍會等民間武裝組織。地主的寨子更是這種防禦性社會生態的集中體現。

劉氏經營茅庄，以劉汝舟為代表人物，劉汝舟為移居茅庄的第二代地主。其人處世精明，為人練達，購置地產，有田三千畝，同時繼續營建茅庄，將其最終打造成為一座北方鄉村的地主莊園。大院、寨牆、炮樓、海子和牌坊成為村落布局的主要元素。

村莊居中為劉家大院，佔地幾十畝，房屋上百間，一律青灰色的磚瓦房。在瓦房建築群體中，錯落有幾座磚木結構的二層樓，俗稱堂樓。牛馬廄在地主大院前方，酒坊在屋後，村子西北角則為打穀場。周邊則是佃農的茅草房子和土牆院落，環繞而居。

村子四周築有高高的圍牆，南面有一座坐北朝南的大門樓以供出入。寨牆四角均有一座炮樓，留有槍眼，以供瞭望防守。寨牆之外是一丈寬的壕溝，溝中有水，村人稱為海子。今日痕迹猶存，是村中主要的排水格局。此外，地主還有十幾桿漢陽造的槍和幾門土炮，以習武之人作為團練，守衛村莊。

村外東南不遠處還有一座牌坊，是劉汝舟為養母楊孺人而建的節烈牌坊。牌坊為純石結構，有立柱四根，高約四米，上書對聯曰：「擗踴在靈前，之死已存靡他志；從容隨地下，此生不作未亡人」。立柱南北各有卧坐獅獸八隻。我少年嬉戲時候，曾見其中一對石獅，棄於亂石之間，其雕工之精緻絕非平民之物。牌坊上有橫樑兩層，長約二丈，前後雕鏤龍鳳，四角各綴有銅鈴，清風徐來，聲聞數里。

莊園是個完整的生產單位，還有酒坊釀酒，酒坊專門僱傭酒大工，即釀酒師，選用本地高粱，常年駐庄釀造高粱酒，其酒據說質地純凈，芳香濃郁，非今日勾兌酒水所能比肩。酒坊之酒不僅供應地主自用，而且還在鄰村流通，小有名氣，祖父當年曾嘗過此酒。有一年我從台灣帶回金門高粱酒，祖父品嘗之後，連稱有當年地主高粱酒的味道。

地主因家大業大，座上客常滿，樽中酒不空，因此專門雇有鄉村廚子燒飯。廚子平日精研改良地方菜系，形成十里八村特有的毛庄菜系。在某種意義上而言，無論釀酒還是菜系，只有地主有財力與時間傳承和發展所謂的地方文化，如同中世紀歐洲鄉間的貴族一樣，他們才是鄉間傳統的守護者。

清末以來，群雄逐鹿，草木皆兵。劉汝舟不惜財力營建圩寨，不僅保護了自己的家族與財富，也為地方村民提供庇護，所以豐縣縣令曾送他保衛桑梓的匾額。現在茅庄六十餘戶居民中有十五個姓，深刻地反映了村中的移民性質。村民多源自當時蘇魯兩省的農民。例如我家祖上為魯西南單縣的張家，五世祖張賓為明朝成化乙未科進士（1475），官至南京光祿寺卿，單城東門裡有張家高大門樓。張賓之後，家道中落，族人多以務農為主。民國中期，曾祖父兄弟四人移居茅庄，成為地主的佃戶。

烽火故園

茅庄地主莊園的衰落始於抗日戰爭。抗戰之後，進可攻退可守的茅庄莊園因處於蘇魯邊界，成為日軍，國民黨和共產黨共同角力的地方。強權之下，地主的鄉村體制開始崩潰，而裹挾在政治洪流之中的小村地主，從此很難全身而退。

1938年5月，日軍佔領豐縣縣城。國民政府退守豐縣西北鄉村，由國民黨豐縣常備隊隊長黃體潤組織抗日力量，設有八個大隊。其中，總部和一半兵力駐紮在茅莊周圍三里之內。1938年底，中共八路軍一一五師的一千五百多人，用蘇魯豫支隊番號，開進豐縣周邊地區，首戰殲滅豐縣日偽軍八百多人。自此，國共開始在豐西地區合作抗日，而蘇魯豫支隊駐紮茅庄。1939年元旦，黃體潤曾住在茅庄的八路軍蘇魯豫支隊部。1939年底，黃體潤曾擬定在茅庄宴請八路軍蘇魯豫支隊長彭明治，政委吳法憲以及李貞乾，郭影秋等，後因移防而作罷。

1940年6月，國共交惡。國民黨江蘇省第五區行政專員湯敬駐紮茅庄，與中共發生衝突。國民黨戰敗被趕去本區，而中共在距離茅庄十里的張後屯村建立豐縣政權，從此小村周邊形成中共政權，國民政府以及日偽政權三足鼎立的局面，相互攻守。無論共軍，國軍還是日軍，都超出小村地主的掌控。

戰火紛飛，故園零落。劉汝舟其時已經病逝，三個兒子帶領全家避難徐州城，而這只是流亡的開始。抗戰之後，為了鞏固根據地，中共開始開展土改。便集老莊的地主作為典型，被拉到村東橋頭，就地槍斃。剛剛回鄉的茅庄地主，在惶恐之中再次踏上逃亡之路，再次避亂徐州城，而這次卻是不歸之路。

消失的牌坊

1949年，避難徐州的劉樹猷和劉樹森被新政權逮捕，關押在豐縣監獄。三地主劉樹品因為年輕，涉世未深，被發配回村。1951年「鎮反」期間，在監獄關押二年的劉氏兄弟，被三地主用車推回村中公審，隨即槍斃於鄰村。三地主因年輕，免於一劫，被判勞改二年，之後又重新回到村中勞動，寄居在生產隊的牛棚之中。

新的政權通過革命運動深入鄉村，清除地主構建的鄉村組織和傳統，取代地主成為鄉村主導者，進而開始共產主義的試驗。卓爾不群的小村在同質化的革命運作之中，泯然眾人矣。土地被分配給本村以及附近的農民。莊園的房舍，寨牆和炮樓全被拆除，磚石被村民拉走建房。為了尋找寶藏，地主大院更是被掘地三尺，硬生生挖出一個大坑，可惜一無所獲。地主的酒坊，因為長期釀酒，層積了厚厚的酒糟，是上好的農家肥。大躍進時期農業積肥，村民將酒坊的酒糟挖盡，從而形成另一個深坑。

「文革」之前，村中地主的痕迹只剩牌坊和三地主本人了。牌坊仍矗立於村子東南方向，不覺換了人間。父親讀小學時候還常常路過，在此乘涼。1966年，拉倒牌坊的日子終究到來了，兩位村民在百餘名紅衛兵鼓動下爬上牌坊，用繩子拴在牌頭，用了兩天時間將牌坊拉倒並搗碎，圍觀者千人。豐縣地處黃河故道平原，缺少石料，因此牌坊的石頭很快被村民瘋搶，鋪路修橋，建設房屋，還有部分用作砌豬圈或改為豬石槽。牌坊的石獸被生產隊當作拴牛馬之用，百年之物，從此泯滅。

牌坊倒掉之後，三地主不斷被審問家中的財產下落，他只得交代出一處位於馬廄石槽旁的藏錢地點，紅衛兵隨即挖出了幾麻袋銅錢以及兩塊銀元寶。初戰告捷的紅衛兵，再次批鬥三地主，要求招供以前家中槍支的下落。自知在劫難逃的三地主，於頭一天晚上在牛棚中上吊身亡。第二天被發現後，一席裹屍，埋在村東河堤。

牌坊構件

地主的傳說

1966年之後，地主在村中已是廬墓無存。對村民而言，地主的意義只剩下銀元了。「文革」期間，生產隊在一次挖土積肥的時候，在地主當年的茅房中挖出三千塊銀元，這也見當年地主的財力。村裡決定私分，全村三百人，每人分得十塊大洋。可是不久走漏風聲，鄉里聞知，每家被要求將銀元上繳鄉里信用社，換取氨水化肥。祖父當時家中九口人，分得九十塊大洋，由父親背著前往鄉里上繳。正讀初中的父親急需錢財，於是私自留下一塊，謊稱路上丟失，竟然得以過關。他用這一塊大洋兌換了兩塊六毛錢，買了一支當時稀有的鋼筆以及作業本，還有一雙玻璃絲的襪子。「文革」後期，住在地主老宅基地附近的一對兄弟，哥哥在刨樹時發現一罐銀元，藏在家中，秘不示人，打算私吞，可是家中幼子童言無忌將其說出，引得兄弟反目。

村中最為傳奇的是地主家中的一口水缸。1950年代在村寨的南門附近，一輛生產隊載重馬車的車輪突然陷落，坑口是一口倒扣的大鐵鍋，而被壓碎的鐵鍋下面竟是一口青花瓷缸。有人認出這正是地主家的水缸。缸中裝滿了綢緞被面及女人衣物，但是挖出不久，綢緞衣物見風就變成了灰燼，只留下這口大缸。此缸為圓口，直徑約一米，高約八十公分，白底印有藍色菊花。缸身為雙層，中為真空，類似於今日暖水瓶，具有保鮮作用。

這口青花瓷缸被生產隊作牛棚儲水之用，每晚用於淘洗草料，水可以幾日不腐。逢年過節，則被生產隊食堂作儲糖之用。可幾日不壞，令人稱奇。七十年代末，生產隊解散，所有公物拍賣。此缸要價30元。當時祖父是生產隊長，父親在衛生院上班，經濟比農民稍好。在祖父勸說下，父親買下這口缸。當時父親一個月工資5元，30元是他半年的工資。

幼年時候，記得此缸放在家中堂屋的西間，盛放麵粉，即使炎炎夏日，麵粉從來不生蟲。九十年代初，此缸以1200元的價格被古董商買走，當時父親月工資200元，這還是他半年的工資。

村老傳說地主還有一口印有金色老虎的大缸，但是至今尚未出土，所以地主的傳說仍在繼續，因為財富。懷璧其罪，此言不虛。

參考資料：

Elizabeth Perry: Rebels and Revolutionaries in North Chin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劉文忠：《人爭一口氣》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8年。

吳壽彭：《逗留於農村經濟時代的徐海各屬》，《東方雜誌》第27卷第6號，第71頁。

豐縣檔案館藏：《黃體潤日記》

豐縣便集《劉氏族譜》

單縣張集三官廟《張氏族譜》

個人採訪，2015年6月，首羨鎮茅庄

（作者：張雷，江蘇豐縣人，北京大學碩士，美國雪城大學博士，香港嶺南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主要研究中國歷史地理。）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