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對日到底什麼態度？他的部下猜不出來，就連他自己也不清楚！

本文作者張憲文，蜚聲國際的中國近代史泰斗，南京大學榮譽資深教授，季我努學社榮譽社長，季我努沙龍講演嘉賓。

盧溝橋事變爆發後，南京國民政府陷入和、戰兩難的窘境，經歷了戰與和的抉擇過程。它開始曾對和談抱有幻想，後在日軍不斷擴大侵略的情況下，逐漸丟掉幻想，決心抗戰，並在政治上發起強大的宣傳攻勢，在軍事上加緊部署，同時輔以外交手段爭取國際上的同情和支援，為全面抗戰創造了有利的條件。

盧溝橋事變發生後，南京國民政府深知事態的嚴重性，並相應地作了一些軍事部署。7月8日，蔣介石首先電令宋哲元：「宛平城應固守勿退，並須全體動員，以備事態擴大。」（《蔣介石致宋哲元密電稿》（1937年7月8日），國民政府軍令部戰史會檔案，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9日，蔣介石電促軍政部長何應欽由四川速返南京，籌劃抗敵事宜。同日，又密令第26路軍總指揮孫連仲部兩個師開往保定集中，繼往琉璃河開進；第40軍龐炳勛部一師開赴石家莊（舊稱石門），進駐滄縣，歸宋哲元節制；又調第53軍萬福麟部3個師附第91師前往保定集中，向固安、永清、雄縣布防，第84師高桂滋部調至大同、懷來。蔣介石的部署意在使晉察綏與中原連成首尾相連的防禦體系。

1937年7月7日駐守盧溝橋的中國士兵。

10日，蔣介石密令宋哲元：「從速構築預定之國防工事，星夜趕築，如限完成為要。」宋哲元因熱衷政治談判，遲遲不回保定指揮，蔣便於12日派參謀次長熊斌北上，向宋哲元傳達中央的抗戰方略。同時要求北平方面，「從速切實加緊備戰，萬勿受欺」。（《蔣介石致宋哲元密電稿》（1937年7月10日），國民政府軍令部戰史會檔案，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7月17日，蔣介石命令商震部駐防黃河北岸的軍隊集中石家莊待命。但南京國民政府對日軍將大舉進攻，仍缺乏應有的思想準備和有效行動，對未來抗戰採取持久戰還是殲滅戰，也無定案。為制定南京政府的和戰方案與軍事部署，在何應欽主持下，從7月11日至8月12日，在南京的國民政府軍政要員每天召開會議，研討抗日時局與對策，共舉行了33次會議。

從7月中旬開始，國民政府最高軍事當局對華北抗戰計劃提出了一些構想，主要有：（1）除抽調充足的武器彈藥速運宋哲元部隊外，為協同指揮，在石家莊設立行營，任命徐永昌為主任、林蔚為參謀長，並與山西的閻錫山、山東的韓復榘相聯繫，要求他們相機配合。（2）「以北平城、南苑及宛平為三個據點，將兵力集結、修築工事，作持久抗戰之準備」。如日軍包圍攻擊上述據點，「保定、滄州之部隊及在任丘之趙（登禹）師，同時北上應援，庶平、津可保」。（《錢大鈞致秦德純密電稿》（1937年7月12日），國民政府軍令部戰史會檔案，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26日決心大戰後，蔣介石又要求「對滄州—保定、滄州—石家莊各線從速部署」，特別是「先應固守北平、保定、宛平各城的基礎，切勿使之疏失。保定防務應有確實部隊負責固守。」（《何應欽致宋哲元等密電》（1937年7月11日），國民政府軍令部戰史會檔案，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蔣介石致宋哲元密電稿》（1937年7月27日），侍從室電稿，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

七七事變後，蔣介石發表廬山講話「一寸山河一寸血」，號召全民抗戰！

中國政府戰與和矛盾的根源是其「應戰而不求戰」的指導思想。這種思想的出現乃在於蔣介石的「最後關頭」的界限雖然受到了嚴重的挑戰，但畢竟還沒有突破，日軍尚未攻佔平津，和平妥協還存一線希望。「在和平根本絕望之前一秒鐘」，蔣介石不會放棄尋求「和平」的努力，這是蔣一貫的對日態度。7月17日，蔣介石發表廬山談話，第一次公開了總是含糊其辭的中日關係「最後關頭」的界限，意在引起日方對盧溝橋事件嚴重後果的注意。蔣說：「如果盧溝橋可以受人壓迫強佔，那末我們百年故都，北方政治、文化的中心與軍事重鎮的北平，就要變成瀋陽第二!……今日的冀察，亦將成為昔日的東四省。北平若可變成瀋陽，南京又何嘗不可變成北平!所以盧溝橋事變的推演，是關係中國國家整個的問題，此事能否結束，就是最後關頭的境界。」（《中國國民黨史文獻選編》，第247頁，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5年版。）並鄭重表示：「萬一到了最後關頭，吾人當然只有犧牲，只有抗戰。」正是基於蔣介石的這種思想，盧溝橋事變發生後，南京國民政府堅持「談判」與「備戰」並重的方針，陷入了戰與和兩難的境地。

盧溝橋事變後日軍隨軍記者在橋面上拍照留念。

國民政府的這種態度，極大地影響了中國軍隊的部署，「我集中部隊，頗覺遲緩；戰鬥序列，猶未頒發；後方補給，亦未觀定，前軍各師，各自為政……指揮不一，亦危道也」。（《陳誠致大本營對平津作戰總結電文》（1937年8月4日），國民政府軍令部戰史會檔案，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由於最高軍事當局的戰略指導是應戰「折衝」，故增援平津的部隊都停留在保定以南的冀中、冀南地區，彷彿在坐待日軍選擇進攻平津的日期。此外，國民黨中央軍和地方派之間的隔閡根深蒂固，非嫡系部隊生怕被藉機消滅，各軍互相猜忌，觀望不動，喪失了良機。對於中央軍北上，連蔣介石的嫡系將領都存「未知中央此次對日戰，對各該軍，是否整個或分割加入戰鬥序列，抑將乘機分別他調」之想。（《劉峙致蔣介石密電》（1937年7月20日），侍從室電稿，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

所以，地處華北對日最前線的宋哲元對此深存顧慮，對歸他節制的孫連仲、龐炳勛兩部，只允許到達保定，致使增援部隊與第29軍相距甚遠，難以呼應和協調作戰。況且，由於南京政府戰與和的矛盾，宋哲元對中央意圖捉摸不清，生怕蔣介石藉機削弱或牽制自己。因此宋哲元在接到南京政府積極備戰的指示後心裡並不踏實。打耶，和耶?宋哲元舉棋不定，於是致電馮玉祥，「探詢中央內情」。（《盧溝橋事件第五十次會報記錄》，載《民國檔案》1987年第2期。）對冀察當局在處理事變時所表現出來的軟弱起了一定的催化作用。

張憲文等：《中國抗日戰爭史·第二卷，全民族奮戰：從盧溝橋事變到武漢淪陷

（1937年7月—1938年10月）》，北京：化學工業出版社，2016年版。

編輯：林小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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