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毛主席學讀書12 閱讀與實行革命下

也有幸運的時候。1932年4月，紅軍打下福建漳州，毛澤東到漳州龍溪中學圖書館裡，翻閱了整整一上午。當時參與此事的漳州中心縣委秘書長曾志回憶：「我同他一同去龍溪中學翻書，在圖書館裡他一邊翻一邊說，這個好，那個好，找了好多書，恐怕有好幾擔書，是用汽車運回中央蘇區的。」挑的這些書中，可能就有《資本論》《社會民主黨在民主革命中的兩種策略》（以下簡稱《兩種策略》）《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以下簡稱《「左派」幼稚病》）《反杜林論》等。毛澤東1957年在北京見到曾志，還對她講：從1932年開始，我從漳州及其他一些地方搜集來的書籍中，把馬列著作找出來，讀了這本，就看那本，有時還交替著看，硬是讀了兩年書。

毛澤東當時如此迫切地研讀馬列理論，還有更深一層的緣由。

毛澤東領導紅軍長期戰鬥在落後的邊遠山區，革命隊伍的結構發生重大變化，農民黨員比重占絕對優勢。黨的政策和工作方式怎樣適應這種現實，如何解釋在農村建立根據地這種馬列書上沒有談到過的革命路徑，迫切需要理論工具。

此外，一批缺少中國革命實際經驗的知識分子型的青年革命家，先後從蘇聯回國，在黨內的地位扶搖直上，儼然以馬列主義理論和蘇俄革命經驗的「護法師」自居。中央領導層形成的這種精神氣氛，逐步蔓延到各個根據地，把毛澤東等人根據中國革命實際作出的實踐創新，視為「旁門左道」。毛澤東本人從1931年秋天開始，越來越嚴重地受到中央領導層「左」傾教條主義者的排擠和打擊，逐步失去對中央紅軍和中央蘇區的實際領導權。受排擠和打擊的理由，除了具體政策上的分歧，主要是被戴上了幾頂帽子：「右傾」「富農路線」「狹隘經驗主義」「山溝里沒有馬列主義」。

客觀地講，毛澤東當時讀馬列經典確實不算多，與從莫斯科回來的那批年輕革命家在這方面的差距是明顯的。在爭論中，那些教條主義者搬出的一套套理論，也確實唬住了不少人。比如，在第五次反「圍剿」的廣昌戰役失利後，張聞天和博古之間發生了爭論。據李德（布勞恩）回憶，他們爭論的用語是：「洛甫（張聞天）說，在地形條件和兵力對比不利的情況下，根本就不應該作戰。博古反唇相譏，說洛甫採取了1905年莫斯科起義以後普列漢諾夫對列寧採取的態度，當時普列漢諾夫有一句典型的孟什維克名言，『人們根本就不應該拿起武器』。」這簡直是不挨邊的事情，但卻是當時中央領導層非常習慣的主流話語。沒有留過學的，自然被排斥在這樣的氛圍之外。這是「左」傾錯誤統治能夠在中央盛行達三年多時間的重要原因。

在這批教條主義者眼裡，毛澤東又是一種什麼樣的形象呢？

李德在回憶錄里的說法，很有意思。他說：毛澤東喜歡引用民間的形象比喻，引用中國歷史上哲學家、軍事家和政治家的格言。有人告訴他，毛澤東的一些政治主張和策略原則，是從太平天國起義的口號中吸收過來的。毛澤東根據《孫子兵法》提出了「不打無把握之仗」的原則，但又說要「置之死地而後生」，「這暴露了毛的功利主義和實用主義的思維方法」。

毛澤東是不是一點不懂和不運用馬克思主義理論呢？李德承認，「毛也用一些他所熟悉的馬克思主義術語，但他的馬克思主義的知識是很膚淺的。這是我對他的印象，博古也同意這種看法，他還說了幾條理由：毛從來沒有在國外生活過，不懂外語；中國又非常缺少馬克思主義著作，有限的幾本至多也是第二手的，原著更是屈指可數。糟糕的是，毛用折中主義的方法，曲解馬克思主義的概念，並加進其他的內容。例如他常常講無產階級，但是他所理解的無產階級不僅僅是產業工人，而且包括所有最貧窮的階層——僱農、半佃戶、手工業者、小商販、苦力，甚至乞丐。他的階級劃分，不是從『社會生產的一定歷史地位』及其同生產資料一定的關係出發，而是從收入和生活水準出發。這種對馬克思主義階級概念的庸俗歪曲，在實踐中影響很深。」

中國的產業工人數量實在少，毛澤東擴大對無產階級這個概念的運用範圍，是根據中國實際的必要創新，卻被視為「對馬克思主義階級概念的庸俗歪曲」。身處這樣的思想氛圍，他不能不感到尷尬，內心也實在不服。唯其如此，他迫切渴望從馬列經典著作中尋求理論指導，尋求解釋諸如在農民黨員占絕大多數的隊伍中，無產階級是否只指產業工人這類中國革命的現實問題。一旦得到馬列書籍，研閱之急切，不難想見。

（待續，選自《新湘評論》2014年第11期，作者：陳晉）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