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穆先生對宋朝存有偏見，我來提起反駁意見

錢穆先生於我個人的讀史經歷而言，有重大意義。我少年時多讀魯迅、柏楊雜文，對中國歷史、對傳統文化持一種反傳統的淺薄啟蒙主義立場。直至年歲漸長，對國史了解漸深，此時讀了錢穆先生的《國史大綱》、《中國歷代政治得失》等著作，才慢慢將自己的歷史觀扭轉過來。

錢先生的歷史觀，總而言之，可以總結為他在《國史大綱?引論》提出的幾句話：自稱知識在水平線以上者，應該對本國已往歷史略有所知；對本國歷史略有所知者，應該對本國歷史心存溫情與敬意；對本國歷史心存溫情與敬意者，至少不會對本國歷史抱一種偏激的虛無主義；有此歷史觀之國民漸多，國家乃有向前發展之希望。

我對國史之情感與看法，受錢先生這一史觀影響頗深。但有意思的是，我的歷史關注點放在宋代，這幾年也寫過不少鼓吹大宋文明成就的文章；而錢先生對於宋朝體制的評價卻是極低，他認為，若從政治制度上來看，宋朝是最沒有建樹的一個時代，不但毫無建樹，而且比之唐朝退了幾步。

比如錢先生認為，「宋代的相權，較唐代低落得多」，因為漢唐時屬於宰相的幾項職權都被分割出去，比如軍權劃給樞密院，財權劃給三司，而「相權低落之反面，即是君權提升」。錢先生還認為，宋朝的台諫權出現了退化，因為「諫官台官漸漸變成不分。台官監察的對象是政府，諫官諍議的對象還是政府，而把皇帝放在一旁，變成沒人管。做宰相的既要對付皇帝，又要對付台諫，又如何得施展？」

坦率地說，我對錢先生關於宋朝政制的這兩點評判，都無法同意。

錢先生說宋朝宰相的軍權被樞密院分割、財權被三司分割，倒是屬實。不過，請注意，北宋元豐改制之後，三司便撤銷了，財權又收歸宰相之下的戶部；宰相與樞密院分掌國政、軍政的體制儘管延續至宋末，但這一權力分割只是就承平時期而言，戰時，按宋朝慣例，宰相可兼轄樞密院，或者樞密院要向宰相報告工作。更重要的是，宋代宰執團隊的權力遠比漢唐宰相穩定，漢唐的宰相法定權力常常被帝王或其非正式代理人（如皇帝近臣、宦官、外戚、后妃）侵佔，而這樣的事情在宋代則幾乎沒有發生過。事實上，南宋可是出現了一大串相權的，如秦檜、韓侂胄、史彌遠、賈似道。可見宋朝宰相制度的問題，並不是相權被分割了，而是相權太大了。

宋人強調，君主不可侵奪宰相之職權，用朱熹的話來說，君主與宰相「各有職業，不可相侵」。君主若侵佔政府之職，則將受到群臣抗議：「今百司各得守其職，而陛下奈何侵之乎？」君主當然具有至高無上的地位、最高的權威，不過從宋真宗朝開始，宋代出現了君權象徵化的趨勢，並漸漸形成了君主「統而不治」的慣例 。在傳統君主制下，最大的權力莫過於制詔。宋朝的詔書雖然名義上皆出自君主，但一道以皇帝名義發出的詔書，必須有宰相的副署，才得以成為朝廷的正式政令。詔書若無宰相之副署，則不具備法律效力，用宋人的話來說，「不由鳳閣鸞台，蓋不謂之詔令」；「凡不由三省施行者，名曰『斜封墨敕』，不足效也」。

因此，我們有理由認為，錢穆先生所稱宋代「相權低落、君權提升」，是不合史實的。

宋朝的台諫制度也絕非如錢先生所言：「不為糾繩天子，反來糾繩宰相」。兩宋之世，「人主以為是，台諫、給舍以為非；人主以為可，台諫、給舍以為不可」的情形，並不比其他朝代少見，甚至在台諫壓力下，君主不得不修改詔書，如仁宗朝初期，因皇帝年幼，由劉太后垂簾聽政，劉後的姻親錢惟演「圖入相」，監察御史鞠詠極力反對，說「惟演憸險，今若遂以為相，必大失天下望。」錢惟演仍不死心，鞠詠便跟諫官劉隨說：「若相惟演，當取白麻廷毀之。」意思是說，如果太后真的任命錢惟演為宰相，那咱們就將除拜宰相的詔書（白麻）當廷撕毀。惟演聞之，只好灰溜溜走了。

不過，宋朝台諫官確實也將太多精力放在「糾繩宰相」上，以致有時候出現諫垣與政府勢同水火的局面。但這應該放在「君權象徵化」的背景下來看待。正因為君權象徵化，執政權操於宰執之手，才需要強化台諫對於宰執的獨立性與制衡之權，否則，整個權力結構便會的的失衡。而從南宋屢屢出現權相權攬朝綱的情況來看，可以說，宋朝宰相受到的制衡還遠遠不夠。

作為錢穆先生的追隨者與尊崇者，作為一名宋史研究者，我不能不說錢先生對於宋朝心存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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