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精神分析遇上音樂︱當莫扎特邂逅《魔笛》

埃利希·諾伊曼，榮格學派分析師，曾任以色列分析心理學家協會主席。國內著名心理學家申荷永稱讚其為榮格學生中特別具有原創性的學者，是榮格精神的繼承者。其《大母神》和《深度心理學與新道德》都已被翻譯成中文。更有學者聲稱，若想充分了解榮格的「原型」和「原型意象」，諾伊曼的書將是繞不開的經典必讀作品。

《原型女性與母權意識》便是這樣一本不容錯過的經典作品。在本書中，諾伊曼分別對女性的心理發展階段、月亮和母權意識原型、莫扎特的《魔笛》、大地原型、原型女性的恐懼進行了精彩解讀。《出版者周刊》曾做出以下評論：「對那些對分析心理學感興趣的人來說，本書將是至關重要的讀物。」

從歌劇鑒賞意義上講，《魔笛》是一部深具哲理意味的德國民族敘事歌劇。在這部歌劇中，莫扎特運用通俗易懂和引人入勝的神話劇的形式，體現了他的「烏托邦」的理想，即智慧終將戰勝愚昧，光明終將戰勝黑暗，善良終將戰勝邪惡。然而分析心理學家諾伊曼從榮格心理學的原型視角出發，對《魔笛》進行了一次全新的剖析。諾伊曼認為，夜後代表的「惡」和祭司薩拉斯托代表的「善」形成的對立反映出男性對無意識層面的原型女性的恐懼。這種恐懼在歌劇中被矯飾為祭司薩拉斯托和王子塔米諾對女人的傲慢與偏見。那麼，諾伊曼為何會這樣認為呢？

以下內容摘自《原型女性與母權意識》，有刪減。

對《魔笛》歌詞的解釋歷來眾說紛紜，其中有一種長盛不衰的論調，認為莫扎特是出於無奈，才不得不為這個不合適且令人困惑的劇本譜曲，頗令人嘆息。而評論家亦據此表態道，儘管這陳腔濫調的歌詞隨處充斥著不協調，但所幸仰賴莫扎特的音樂天才，始得聲名遠揚。

一開始，《魔笛》的由來似乎證實了這種觀點。艾曼紐·席克耐德（Emanuel Schikaneder）經多方收集資料，並參考許多其他版本，創作出《魔笛》。然而，正值莫扎特曲譜半成之時，《魔笛》出現了重大改動。於是部分曲譜保持不變，部分推倒重來。一些評論家聲稱他們仍能在其結構中分辨出多種不同層次和互相矛盾之處。然而，我們留意到，《魔笛》的深層含義恰好通過劇本里的裂隙和不連貫之處傳達出來，而何以如此，便是我們關心的核心問題。從某種意義上說，這些不連貫之處可比作意識上的裂隙：其效果並不是破壞作品之完整，而是構成了一種因素，使作品與其更深層次相連，並激發出含有無意識內容的內在意義。

劇本的結構最初以童話故事中的情節作為基礎，即善良仙子和邪惡巫師之間的鬥爭，這是主角，也就是那對戀人，演繹悲歡離合的背景。但在《魔笛》中，這個基本設置卻發生了變化，或許這正是由莫扎特主刀修改的亦未可知——這一對兩極對立的男女背景人物，角色完全顛倒了過來。善良仙子變身為夜後（Queen of the Night），代表邪惡原則；而邪惡巫師卻化身為光明祭司。為了與此種價值轉變保持一致，劇本不僅將共濟會（Freemasonry）的神秘象徵囊括進來，更使其成為引導內在情節發展的重要部分。正是由於這樣的變形，一場層次豐富而又玄妙難解的歌劇（我們不得不如此看待莫扎特的這部晚期的作品），從帶有魔幻色彩的童話劇中脫穎而出。

莫扎特

眾所周知，《魔笛》和《安魂曲》一樣，都創作於莫扎特自知大限將至之時，那時，他對死亡臨近的覺悟清楚地展現於書信當中。最初的童話劇搖身一變，成為帶有共濟會秘密儀式的啟蒙劇，見證了莫扎特意識上的共濟會信仰和倫理道德傾向。對我們來說，或許，這個莫扎特為之譜曲並糅合了至為多樣的精神旨趣的奇特劇本，根本不是各種未能整合的文字片段偶然的拼湊。只有當我們理解了以下內容——劇本的多層次正如夢境，表達出意識和無意識的許多不同水平；這些意識和無意識的內容雖然重要，但其目的卻並非創造一個統一連續的劇本，在某種程度上，它們只是溜了進來，並全面影響了整個文本——我們才能把握住《魔笛》的深度及其潛在含義。

童話和童話劇往往富含無意識象徵，它們依賴於普遍的但存在細微差異的人類經驗，所以對它的解釋開放而多元。童話主題是集體無意識的主題，這些主題對人類來說很常見，且以驚人的一致存在於最為相異的民族和文化當中。相比之下，莫扎特在《魔笛》中使用的「共濟會象徵」，總體來說是比喻式的，因此更接近意識。對共濟會員來說，象徵的出現，標誌著某種概念上可以理解的內容。儘管不動用感覺也很難體驗到這些內容，但它們還是缺乏象徵的原始品質：主要內容為無意識和非理性元素——這些「象徵」對應於另一種道德密碼，通過它，共濟會會員獲得啟蒙。

作為玫瑰十字會（Rosicrucianism）和晚期鍊金術的延續，共濟會和古老的神秘祭祀儀式間只存在著非常遙遠且不直接的關係。對古人來說，神秘儀式所帶來的宗教體驗，與共濟會比喻中所強調的理性主義啟蒙（rationalistic-enlightened）、所體現出的神秘狂喜的態度並不一樣。《魔笛》中共濟會的倫理道德傾向符合莫扎特時代的精神——人文主義和「進步」，因此，從這種意義上說，《魔笛》是現代的。然而，在共濟會的比喻中仍保留著地道的原型象徵碎片，這些抽象的比喻有著原始的內核，而莫扎特在《魔笛》中所展現出的天才的情感和激情，使這種原始內核的多層次象徵意義得以復活（這些豐富的層次，在理性化的過程中本已宣告丟失）。我們認為，正是童話故事和共濟會的奇特混搭，原型元素和象徵元素才得以存留，同時劇作家和作曲家對這一過程並不必有所意識。

因此，我們對《魔笛》中共濟會內容的心理學評論，更側重於其原型和象徵背景，而非理性主義啟蒙的比喻。共濟會內容有兩條內在線索，其一導向意識上的、理性主義道德化的啟蒙，其二通過原型象徵復活了一種真正的神聖體驗。第二條線索正是莫扎特《魔笛》之特點，如同歌德創作的不完整版《魔笛》的第二部分，以及他其他的作品和浪漫作品。

共濟會儀式包含一個啟蒙儀式（initiation ritual），其過程和其他所有父權啟蒙儀式一樣，奉「穿越夜晚抵達光明」為座右銘。這意味著事件的進程由太陽的象徵意義決定，就像我們在英雄的「夜海之旅」（night sea journey）a中所看到的那樣。太陽在夜晚降臨時沉入西方死去，因此太陽英雄必須穿越由黑暗的地下世界和死亡構成的夜海，才能轉化為嶄新的太陽，再次從東方冉冉升起。

太陽的象徵含義是所有英雄和每條啟蒙之路的原型模式，英雄代表著將要獲得的意識原則，他必須在與無意識的黑暗力量的鬥爭中證明自己。同時，在和意識的對立力量鬥爭的過程中，英雄必須從無意識的夜晚世界中發現新的內容和生命，使它們脫離無意識的束縛，成為自己的寶藏和財富，通過這樣的過程，他才能從這場賭上自己身家性命的衝突中得到轉化和「新生」。在這種神秘儀式中，最出名的當屬伊西斯密儀（Isis mysteries）中的啟蒙，這在阿普列烏斯（Apuleius）的小說中有所描述，其中，參與啟蒙儀式的試煉者經歷地下世界，並從四元素（four elements）的嚴峻考驗中存活下來，再度出現的他，是「堅固的」，即「被照亮了」和發光的。在這個啟蒙儀式中，試煉者成為奧西里斯，就像埃及國王一樣，在自己的「奧西里斯化」（Osirification）中，呈現出這種啟蒙之旅。

從這種意義上說，《魔笛》中的埃及象徵，和共濟會象徵一樣，是完全「地道」的，即使和玫瑰十字會和鍊金術的元素相比，它們仍比較弱。自古伊始，埃及就是秘密教派的發源地，這並非無稽之談，因為伊西斯和奧西里斯的密儀是我們所知不多的遠古秘密崇拜之一。

啟蒙之旅中贏得的「獎品」，其意義和目的，在於人格的擴展，又因為獎品暗含照亮之意，所以也指意識的擴展。因此，所收穫的寶藏的象徵，無論解釋為一種「更高的」生命、長生不老、智慧或是「美德」，總應該從人格轉化的意義上去理解。

之所以說這種啟蒙和發展模式具有「父權」特徵（這種模式在西方很典型），是因為，意識的獲得和原型男性的象徵含義密切相關；而與意識對立的力量，則更偏好由無意識的本能世界代表，並與原型女性的象徵含義聯繫密切。這樣的聯繫，不可避免會導致對女性的貶低，對原型男性及與之相連的那類意識來說，原型女性代表著危險和消極的東西，即意識的夜晚面。然而，這種聯繫並非「自願」的，它是原型的。這意味著，雖然客觀上說，原型男性對原型女性的此類評價是錯誤的，但它也不會做出讓步，除非原型男性（和那些與該原型認同的人）從心理上獲得了一定的自我認知，知道它所做的其實是將原型象徵投射出去。原型女性與無意識相連，不僅因為它是意識的誕生地，是大母神，更重要的是，那些認同於原型男性的人，也會不可避免地從原型女性那裡經驗到其本性中的「危險」本能，所以原型女性（也包括任何與之相連者）才展現為典型的落入無意識中的危險。

帶著這樣的了解，我們再來看《魔笛》的歌詞，就會對兩股對立力量，即夜後和祭司薩拉斯托（Sarastro）的內在品質產生洞見。夜後代表黑暗面，被道德化的男性美德觀經驗為「邪惡」的化身。在歌劇中，她是所有危險情感的代表，特別是「復仇」和「驕傲」的情感。此外，她還代表了邪惡的力量原則，謀殺那一幕，藉助於死亡形式，她意圖倒施逆行，成為光明面和太陽，即「好」原則的主宰。因此，原型女性通過幻覺、迷信和欺騙來誘惑人，她扮演著惡魔的角色，令凡夫墮入陷阱，以邪惡嘲弄之，最後令其在絕望中死去。

《原型女性與母權意識》

榮格學派知名學者諾伊曼代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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