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學大師饒宗頤為什麼留在了香港？

2月6日凌晨，國學大師饒宗頤在香港於辭世，享年101歲。饒宗頤1917年生於廣東潮安，是我國當代著名的歷史學家、考古學家、文學家、經學家、教育家和書畫家，是集學術、藝術於一身的大學者。

季羨林稱，饒宗頤先生在中國文、史、哲和藝術界，以至在世界漢學界，都是一個極高的標尺。金庸說「有了饒宗頤，香港就不是文化沙漠」，學界更是譽其為「亞洲文明的驕傲」。

2012年，在接受騰訊-大師欄目專訪時，香港中文大學教授、饒宗頤助手鄭會欣，著重介紹了饒宗頤與香港結緣的經歷。以下是全文，上標題為編者所擬。

香港是饒公的福地

饒先生自己說跟香港結緣有兩段，第一段是抗戰爆發之後，那時候他還年輕，在中山大學出版了他爸爸的《潮州藝文志》，他很聰明，看了很多書，但是基本上還是繼承他父親，搞地方史的一個年輕才子。1937年廣州中山大學把聘請讓他去編輯地方志。

抗戰爆發之後，1938年廣州淪陷，中山大學就內遷到雲南，他作為中山大學的一個員工也要內遷到雲南，這個時候他回家之後準備回學校了，結果生了一場大病，饒公說他平時很少生病，那次生了一場大病。結果就是人家去了雲南他沒去，他就到了香港，這是歷史上的一個淵源。

到香港之後，經別人介紹他認識了兩個著名的學者，一個是王雲五先生，一個是葉恭綽先生。他幫王雲五先生編輯字典，因為王雲五先生過去是商務印書館的，後來編過一個四角號碼新辭典，他想在這個基礎上再編一個八角號碼，饒公這時候很年輕，就20歲，給他做助手寫一些圖書記錄等等，從這個基礎之上饒公開始對文字，尤其是古文字發生了興趣。

後來他又到葉恭綽先生那邊，葉恭綽過去是交通系的元老，做過交通部的部長，北京政府時期交通大學校長。葉恭綽先生正在編全清詞，請饒公幫他收集這個詞。因此他在香港短短一兩年時間認識了這兩位學者，在這兩位學者身邊工作起了很大的作用。

不久香港淪陷了，他又回到潮州老家，後來他到廣西無錫國專（那時候的無錫國專也內遷到廣西，無錫國專是唐文治先生創辦的，現在好像沒有人提起了，那時候也是傳承國學非常重要的一個學校）。他在廣西生活了一段，抗戰勝利以後又回到廣東擔任廣東省文獻委員會委員，編廣東的地方志，主要是編潮州志。

1949年他就到了香港，有個很有名的潮州商人，叫方繼仁，問了情況之後就勸他不要走了留在香港。那時候饒公就一個人，他的家屬、孩子都在潮州。饒公當時聽從了方先生的建議，沒有再回到潮州。因此饒公有那麼一句話，他說我當時要是回去的話，我現在人都可能不在了。

他就是這樣，1949年之後就留在了香港，1952年又到港大去教書，這是他整個學術生涯中一個最大的轉折點，我覺得是非常重要的。饒公沒有學歷，沒有上過大學，完全是自學。而林仰山先生（時任香港大學中文系主任）能夠慧眼識英才，不拘一格請饒公到港大去教書，這個是非常了不得的事情。饒公自己說，他別的事情不會做，就會做學問，你讓他做別的事情，他還做不了。如果一個人還在考慮每天如何解決自己生存問題的時候，你說還可能做學問嗎？我覺得這是不可能的事情。

他到了港大之後情況完全不一樣了，按照饒公自己的話說，港大給我一份薪水，還讓我做我喜歡的事，到港大之後眼界也開闊了，有機會接觸到世界的文化。

在港大，饒公1954年獲得了出國的機會，先是到日本，1956年他第一次到法國，法國是整個世界漢學的重鎮，以前像伯希和，當時的戴密微，那都是在法國研究中國漢學的大佬啊。饒公和香港的幾個學者到法國參加，我忘記是第九屆還是第七屆世界漢學家大會，我認為那是饒公第一次走向國際的學術盛壇，在饒公的學術史上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里程碑。

饒公最近出了一本書，就是《戴密微教授與饒宗頤教授的往來書信》，倆人通信最早應該是1956、1958年前後，戴密微對饒公非常器重，也是在他的推薦之下，饒公1962年拿到法國的儒蓮獎。他們前後大概有20年左右的通訊，切磋學問。

中國大陸那時候也去人的，去的也是不得了的人物，翦伯贊帶隊，夏鼐、周一良，好像還有張芝聯。

周一良的那本《畢竟是書生》，裡邊有段話我覺得非常有意思，他說「1956年我在法國開漢學會議的時候，我認識了饒公，第一次跟饒公見面，那時候饒公還是一個比較年輕的學者等等，但是過了多少年之後，饒公現在不得了，饒公現在是如何如何。」這個話的潛台詞可以看出來，周一良先生是哈佛大學畢業的，其實他跟饒公相比，有一些相似的地方，周先生也是過去沒上學的，也是家裡自己教的，但是後來周先生考上燕京大學了，最後到美國哈佛大學讀博士。

如果將周先生跟饒先生相比，論家世，饒先生家是潮州的首富，但是跟周先生相比就差遠了，周先生到日本去講學的時候，日本學者首先在黑板上先把周先生的家世排下來，兩江總督周馥，然後是周學熙，然後是周叔弢，一代一代不得了，家世很顯赫，過去是當官的，後來經商，到了周一良先生這一代人沒有人當官或經商，全部做學問。

周先生因為留在大陸，後來也入黨，文化大革命還成為梁效（成員）了，周先生原來就說自己一直聽黨的話，黨叫他幹什麼就幹什麼，他本不是研究世界史的，後來叫他寫世界史，他就寫了，我們上大學時候學的書就是周先生編的世界通史。但是他自己感到很慚愧，好幾十年他的學問沒做出來，而饒公在這幾十年里，學問不得了。

周先生說他一輩子很佩服的三個人，王元化先生，季羨林先生，饒宗頤先生。王元化先生在1955年反胡風的時候就給打下去了，季羨林先生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也倒下去了。只有饒宗頤先生，因為早就生活在一國兩制的香港，因此饒宗頤就如何如何。我覺得這就值得反思，我想正是中國大陸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在閉關，在這個極左的思潮下，在文革這個時間，饒公在學問上做出了很了不起的成績。這跟香港的地域也有很大關係，因此饒公經常講香港是個福地。

1968年，饒公到了新加坡，我想大概也是跟當時國內文革、1967年香港暴動也有關係。新加坡剛剛獨立不久，成立新加坡大學設立了中文系，請饒公到那邊當首任系主任、講座教授。但是我聽饒小姐講，他到那邊去一個是氣候不適合，再有一個我覺得還是政治氣候也不適合。新加坡當時對華人、對中文很抵制很防範，對自由鉗製得很緊。因此在那邊工作幾年之後，他說天氣太熱，熱得做不了學問。當時新加坡跟他訂了九年的長約，他就提前說要走了。

1973年，正好香港中文大學剛剛成立十年，就請饒公到中文大學來做中文系系主任、講座教授，這個時候就開始第二次跟中大結緣。在那之前其實跟中大也有緣，因為饒公也是參加新亞書院創辦的重要人物，同時饒公也在新亞書院兼職上課，因此饒公跟中文大學的源遠流長，也可以從新亞書院開始算起。1973年他正式去到中文大學，一直做到退休，退休之後饒公一直是中國文化研究所的榮休教授，還帶研究生。

1978年饒公退休，我跟饒公講，你退休的時間正是一個好時間，天時地利人和，這個時候中國大陸改革開放，拋棄過去那種左的東西了，思想解放了，學術禁區也掃除了。饒公離開大陸那麼多年，1978年、1979年之後，廣東省當時的省委書記吳南生邀請他回大陸。那時候大陸改革開放方興未艾，也可以說是一片百廢待興，饒公到那邊去的時候，當時中山大學專門派一個老師曾憲通教授陪著他，幾個月時間走訪了中國大陸大概30多個博物館。

文革期間所有的學科到最後全部都砸碎了，就是考古一直還保留，或者最早恢復，包括歷史研究恢復算是比較早的。當然歷史研究有一個評法批儒、影射史學，但是考古沒有啊，饒公在這個階段接觸到大量的中國新出土的東西。你看饒公一生創作的時間，他退休之後發表的文章遠遠超過退休之前的文章。

1978年退休之後中文大學應該有說有一個非常好的環境，他在中國文化研究所一直有一個辦公室，一直有配備助手，饒公在中文大學做了很多工作，包括我覺得饒公有一個很重要的工作，就是提攜獎掖後學，最重要的，我覺得就是中國大陸的學者。

從1980年末、1990年代初開始，饒公在中大創辦了一個叫敦煌吐魯番研究中心，他跟台灣一個出版社合作出版兩套叢書，一個是《敦煌吐魯番研究》叢刊，一個就是《補資治通鑒》叢書，作者主要是中國大陸中生代的這批學者，榮新江、趙和平、郝春文，有一些年齡大一些，像姜伯勤、陳國燦、項楚，包括李均明、王素、劉釗，這批人現在都是國內研究敦煌學研究古文字的中流砥柱。他們那時候已經是年輕有為，饒公注意到他們，九十年代初的時候他們大概大學畢業十年左右，已經嶄露頭角了，饒公就請他們到香港來，三個月、六個月的訪問，在這個時間內指點他們。

我經常跟饒公講，其實你很多的一些工作不單單是你自己寫文章，是你指導那麼多後輩，你有些題目不一定自己做，你指點他們，我就說這叫道夫先路，他開創一條路子，他自己沒有能力做出那麼多工作，他指引他們一些方法和途徑，因此我覺得饒公很了不起，這其實是很重要的傳承。

饒公非常非常注重學術的信息，雖然他不懂電腦，但是他的腦子像電腦一樣，他看東西記憶力好。我幫他查資料什麼東西，他都告訴我什麼書什麼版，有的時候甚至能把大致的方向告訴我，他看過了就叫我查。別人新的一些著作、論文、期刊中間發表的東西，他很快就能找到他所關注的問題，抓住別人研究的重點，利用他自己掌握的一些材料做出成績。

我想大概有些事情，因為他年齡大了以後有些也是不得以，把他塑造成一個神，我們覺得也是過分了，因為我們平時跟他一些聊天、說話，反正我們比較近地看待他沒有什麼感覺，饒公非常親切，平易近人，我們把他看為一個慈善的父輩。

現在饒公老是在提倡的六個字，求真、求是、求正，我覺得就是要這樣子，不要無原則地把他說成無所不能，我覺得完全沒有必要。饒公就是在一個仰仗天時地利人和的環境之下，他有他自己自身的積累，他的一些底蘊，然後在這種非常適合他的條件之下一步一步地成就上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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