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軍將士的死傷與救治

原標題：紅軍將士的死傷與救治

《蘇區研究》2018年第1期，感謝雜誌社授權轉載。

紅軍將士的死傷與救治

任 偉

提要：1927年國共分裂後，中共倉促轉向武裝鬥爭，各方面都需從頭做起，軍事醫療即是其一。紅軍部隊以工農群眾為主，專業醫務人才極為匱乏。中共一方面自己培養，另一方面以優厚待遇挽留被俘的國民黨軍醫。這兩部分人雖然都盡心儘力，但因出身、履歷等方面差異，也存在不少矛盾。軍事醫療看似是個技術問題，但其實也涉及到意識形態、革命權勢轉移等根本性問題。

關鍵詞：紅軍；醫療；蘇區；傷兵

DOI:10.16623/j.cnki.36-1341/c.2018.01.003

作者簡介：任偉，男，中共中央黨校中共黨史教研部講師，歷史學博士。（北京100091）

基金項目：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青年項目「中國共產黨建軍的起源與演變研究(1921-1937)」（17CZS058）

紅軍早期以游擊戰見長，而游擊往往意味著大範圍、長時間地快速行軍。部隊奔襲過程中傷兵處置是個大難題：拖帶著走，影響行軍；安置醫救，又沒有穩定的後方醫院；若遺棄不顧，則於情於理都說不通。後人看游擊戰只注意到「靈動」的那一面，較為忽視這一「重負」。游擊時期傷兵如何處理，值得關注。畢竟，那是革命軍隊起初面臨的重大難題。【目前關於蘇區衛生的研究有：葉宗寶：《土地革命時期蘇區醫療衛生防疫體系的初步構建》，《中州學刊》2014年第12期；唐國平：《中央蘇區紅軍衛生防疫工作的經驗》，《山西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2008年第1期。這些研究多屬於介紹性質，對於紅軍的衛生情況缺乏深入分析。】

根據地穩固後，紅軍開始建立醫院，收容傷兵。毫無疑問，這一過程相當艱難。物資匱乏、醫藥短缺等自不必說。醫務人員難尋覓，是最大難題。中共屢次招募醫生，但來者不多。少數人，如傅連暲、戴濟民等半路參加革命，雖然技術精良，可是出身不好，遭受很大排擠。中共軍事醫院，在人員、物資都不利的局面下，要處理大量傷兵，可謂步履維艱。

一、游擊時代的傷兵寄養

南昌暴動後，起義部隊南下廣東，沿途多次遭敵襲擊，傷員大增。中共由此開始面臨傷兵問題。南昌起義部隊初始約有2.2萬人，8月底在會昌與錢大鈞部激戰，傷亡千餘人。9月底潮汕再遭大敗，只剩2500人左右，一部由董朗、顏昌頤率領進入海陸豐地區；另一部由朱德、陳毅率領轉戰湘南。短短兩個月，2萬餘人的部隊分崩離析，除逃跑者外，傷亡數量應該不小。因為當時沒有專門的救護機構，所以具體數據難以統計。唯一可查者，會昌戰鬥後有300多名傷員被送到汀州福音醫院，院長傅連暲幫助救治。福音醫院當時只有3名醫生，醫藥極其短缺，傅連暲克服重重困難，醫治了包括徐特立、陳賡在內的部分傷員。【穆靜：《傅連暲傳略》，科學普及出版社1980年版，第43-52頁。】

除少數人得到救治外，多數傷兵都無法安置。尤其是潮汕戰敗後，主力部隊崩潰，擔架人員四處逃散，加上又缺醫少葯，傷兵處境極為艱難。查閱當時的軍事報告，可以發現醫療問題相當嚴峻。例如，第二師黨代表陳恭報告：傷兵救護極壞，敗退時，「所有重傷官兵，均遺棄道旁，無法搬運」。一般士兵見此慘狀「均有觸心之感」，多數人心灰意冷，令其作戰，「均不願勇敢犧牲」。【陳恭：《關於隨軍作戰情況的報告》，中共江西省委黨史研究室編：《親歷南昌起義》，江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71頁。】此番描述頗有現場感，生動展示出傷兵的境況。隨軍行動的周逸群也有類似觀察。據其稱，「兵伕因負擔太重，沿途倒斃者甚多」，衛生隊無人挑救護材料，「以致病者無葯」，「死者無人安埋」，「其慘況非筆墨所能形容者」。【周逸群：《關於南昌起義問題報告》，《親歷南昌起義》，第75頁。】

傷兵無法處理，既表徵著戰爭之殘酷，也說明革命軍隊在醫療救護上存在缺失。一方面，中共此前沒有軍事經驗，對傷兵問題未曾特別注意，所以事到臨頭，手足無措。另一方面，潰敗來得太突然、太猛烈，加之部隊不成熟，政治訓練不夠，士兵和伕子只顧各自逃命，導致傷兵被大規模遺棄。

南昌起義失敗後，一部分人（約有1500人）由朱德、陳毅率領前往湘贛邊界。當時已是10月中旬，天氣漸冷，行軍途中不斷有人掉隊，陳毅等政工幹部不斷高呼「對有病的同志要扶起走」，不要遺棄不顧。【《新中國預防醫學歷史經驗》第1卷，人民衛生出版社1991年版，第24頁。】雖然極盡努力，但囿於客觀條件，仍有很多重傷員沒有辦法安置。據楊至誠回憶，疾病到處蔓延，傷員一天天增多，又沒有醫藥治療，「有的就寄養在老鄉家中，有的病勢沉重，就在野營的樹下或是小道旁犧牲了」。【楊至誠：《艱苦的轉戰》，《親歷南昌起義》，第314頁。】10月下旬，部隊抵達江西安遠縣時，只剩七八百人。短短十多天損失近一半，大部分是因為傷病而掉隊。【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朱德年譜》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6年版，第92頁。】

南昌起義傷兵的遭遇很有代表性。游擊初期，中共既沒有帶兵打仗的經驗，也沒有穩固的後方，因而難以安置傷兵。例如，秋收起義部隊就沒有很好地救治傷兵，轉戰井岡山途中，很多傷病員「因缺醫缺葯死在路旁」。【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上，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219頁。】當時擔任連隊宣傳員的譚政回憶，「行軍途中，兩旁的叢草中沒有多遠，就躺下幾個發出微微的顫顫發抖聲音的戰士」。【譚政：《三灣改編前後》，井岡山革命根據地黨史資料徵集編研協作小組、井岡山革命博物館編：《井岡山革命根據地》下，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139頁。】這一情形與前述南昌起義很相似。此外，秋收起義部隊中也沒有正規醫生，只有一個姓陳的小夥子，初學點中醫，遇槍傷根本無法救治，而且擔架人員也不足，傷員難以隨軍行動。【陳樹華：《秋收起義的片段回憶》，中共湖南省委黨史資料徵集研究委員會《湘贛邊界秋收起義》協作組編：《湘贛邊界秋收起義》，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57、166頁。】據張宗遜回憶，由於沒有隨軍醫療條件，傷兵多半掉隊失蹤，只有少數安置在群眾家。【《張宗遜回憶錄》，解放軍出版社1990年版，第44頁。】

1927年9月底，秋收起義部隊到達三灣。改編過程中，毛澤東開始關注傷兵安置工作。當時組建了一個衛生隊，何長工任黨代表，專門負責收容傷兵。10月3日，古城會議討論「安家」事宜，傷兵問題被重點提及。毛澤東後來與袁文才、王佐達成合作協議，在他們的幫助下安置了部分傷員，紅軍同時在茅坪設立後方留守處和醫院。【《毛澤東年譜》上，第221頁。】井岡山根據地的第一個醫院設在茅坪攀龍書院。書院是一個三層木質結構的房屋，一層是醫療室，住重傷病員；二層住輕傷病員；三層是前委辦公室。曹鑅任院長，初期只有3個醫生，加上看護和擔架人員共20多人。醫院沒有西藥，也沒有床鋪，傷員睡在鋪著稻草的地板上，僅靠土辦法治療。

醫院設立之初，根據地不穩固，聽聞敵人進攻，傷兵常常恐慌。1929年初，井岡山被攻破，傷兵來不及轉移，「圍剿」軍隊放火焚毀醫院，一百多名重傷員被集體屠殺，場面異常慘烈。【《何長工回憶錄》，解放軍出版社1987年版，第214頁。】負責守山的彭德懷後來反思稱：根據地不穩固時，不能集中醫治傷兵，因為一旦主力部隊守不住，將全部遭殃。【《彭德懷自傳》，解放軍文藝出版社2002年版，第142頁。】彭德懷的看法不無道理。當時國共力量對比懸殊，若國民黨集中兵力進攻，紅軍的任何一處據點都很難守住，因此集中醫治的風險非常大。在彭德懷看來，根據地不穩固時，最好的辦法是依靠群眾掩護、分散醫治，其實就是把傷兵寄養在百姓家。

井岡山被攻陷後，紅四軍、紅五軍在很長一段時期都採用「寄養」的辦法安置傷員。1929年初，彭德懷率部轉戰贛南，滕代遠、鄧萍等人途中負傷，沒有辦法隨軍行走，即被寄養在群眾家。【《彭德懷自傳》，第124頁。】賴於地方黨的幫助，他們得到良好照料，月余後傷愈歸隊。1929年10月，紅四軍在東江作戰遇挫，撤退時無法攜帶傷員，朱德亦將百餘名傷兵交予當地特委，由他們負責安置在百姓家。11月，經過廣東平遠縣時，朱德又安置傷病員二百餘人。【《朱德年譜》上，第165頁。】很多革命者都有在百姓家養傷的經歷。如李聚奎回憶，他在百姓家養傷時，百姓就像對待自己的親人一樣，每天端茶送飯，照顧很周到。【《李聚奎回憶錄》，解放軍出版社1986年版，第60頁。】邱會作則回憶稱，第三次反「圍剿」期間，他家招呼了5個傷員，一切護理工作，都落在他70歲的祖母身上。【《邱會作回憶錄》，新世紀出版社2011年版，第28頁。】1932年底，軍隊醫院普遍建立，但中革軍委仍十分重視「寄養」政策。第四次反「圍剿」期間，中革軍委明確要求各部隊除把傷兵交送後方醫院外，也應籌備本身的野戰醫院和「必要時寄醫民家的計劃」。【《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給各作戰地域指揮部的密令》（1932年10月26日），高恩顯等編：《新中國預防醫學歷史資料選編（一）》，人民軍醫出版社1986年版，第61頁。】可以說，「寄養」是中共處置傷兵的一個持續性策略。

把傷兵交給普通百姓看護，是戰爭史上比較少見的現象。中共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自身條件不足，無法擔負起照料傷兵的重任；另一方面，這個方針之所以能實行，關鍵在於紅軍與民眾關係良好。民眾的接受與擁護是「寄養」政策實行的保證。中共軍隊向來不是單純打仗，尤其在根據地內部，通過打土豪、分田地等舉措，紅軍與民眾建立了十分緊密的聯繫。毛澤東講「根據地建設」，很重要的一點就是抓住民心。1929年1月，滕代遠報告邊界工作情況時就提及，紅軍與當地農民關係特別好。赤衛隊、紅軍掩護農民到反動地主家搬運穀米；紅軍受傷的官兵，都送到工農同志家裡休養，「視同自己兄弟有過之無不及」。【《滕代遠給中共湖南省委的報告》（1929年1月12日），中央檔案館、湖南省檔案館編：《湖南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省委文件1929年）》，1984年內部印行，第21頁。】據蘇區群眾回憶，江西謝坊一個村曾照顧傷員90多個，萬團村照顧80多個，平均下來，幾乎每家都養過傷兵。【《四都紅軍醫院的成立經過及成績》，《新中國預防醫學歷史資料選編（一）》，第316頁。】民眾願意照料傷兵，既有利益因素，也摻雜著情感因素。紅軍戰士大都出自蘇區，很多人與當地百姓有血緣或親緣關係，因此「軍民一家親」有很強的情感基礎。邱會作曾談到：群眾關心紅軍也就是關心自己的利益。蘇區的農民，把自己的兒孫都獻給了紅軍，幾乎家家都是紅軍家屬，所以，才會很關心紅軍傷員。【《邱會作回憶錄》，第27頁。】應該說，邱會作的這一觀察非常敏銳。當紅軍離開蘇區後，民眾熱情要降低很多。

此外，地方黨組織的健全與發展也有助於「寄養」政策之實施。首先，寄養家庭的選擇需要地方黨幫助。一般情況下，軍隊都是通過地方黨將傷兵疏散到百姓家，因為地方黨熟悉風俗民情，可以相對合理地分散安置。如多數情況下，都是優先安置到積極分子家，成分不好的家庭一般不予考慮，主要是擔心他們不可靠。因為一旦發生告密，傷兵就幾乎沒有活路。其次，地方黨還可暗中幫助購買醫藥，介紹傷兵歸隊等。一般來講，士兵傷愈後，都要地方黨部開具介紹信，才能歸隊。這既可保證傷兵一直在組織體系內，又可避免外來姦細乘機混入。可以說「寄養」過程中，地方黨是非常重要的媒介。彭德懷曾談到，在白區，有無地下黨組織顯然是不同的，地下黨不僅能傳送情報，而且能在撤退時幫助安置傷員。【《彭德懷自述》，第123-124頁。】表面上看，傷兵救護是一個技術性問題，實際上卻與革命的整體設計有關。不難想像，若中共軍隊只顧打仗，沒有地方黨建設，「寄養」政策恐怕就難以實施。可見，革命之成功得益於方方面面的配合，絕不是單純的武力戰勝。

當然，「寄養」政策並非沒有局限。有些地方百姓對紅軍不了解，或是黨組織不健全，「寄養」政策就很難實施。如南昌起義和秋收起義時，中共採用過「寄養」辦法，效果就不太好，關鍵是因為所過之地沒有黨和群眾基礎。畢竟，照料傷兵負擔不輕，而且一旦被發現，還會面臨「通匪」的罪罰。所以，若未經過充分的宣傳教育，多數百姓都不會自願照料傷兵。此外，就傷員的意願而言，他們也不願留在百姓家，只要能堅持，基本上都會隨主力部隊前行。這主要是因為留下的危險性太大。例如，紅七軍團北上途中，本預備留下一批傷兵，但許多人都「哭著不肯留在游擊區」，寧願自己出錢僱人抬著走。【《紅軍抗日先遣隊北上經過報告》（1934年），軍事科學院圖書資料館藏，第3頁。】因為在游擊區沒有保障，主力部隊撤走後，傷兵如同板上魚肉，隨時可能被地主武裝宰割。李聚奎在百姓家休養時，就經常遇到地主民團下鄉清查，不得不東躲西藏。【《李聚奎回憶錄》，第60頁。】一般而言，在游擊區，傷兵被「寄養」後，生存風險很大。

傷兵不願意被「寄養」，但另一方面，部隊為了快速行軍，又不能攜帶他們。一邊是個體生命，另一邊是軍隊整體利益，此間的取捨異常艱難與殘酷。秦基偉的經歷提供了一個典型例證。1932年紅四軍方面軍轉戰川陝，秦基偉在半途中胳膊受傷，當察覺到要被「寄養」到百姓家時，心情極為複雜。據其後來回憶稱：我已經是紅軍了，而且入了黨，當了連長，可以說，我把自己的一切都交給紅軍了。現在不要我，讓我到哪裡去呢？這裡全是白區，群眾還不是很覺悟，把我們留在老百姓家裡，要葯沒藥，凶多吉少。敵人來了只好束手就擒。出於求生的渴望，秦基偉緊盯部隊動向，後來偷偷尾隨部隊前行，但其他沒有察覺或難以行走的傷員就被拋下了。秦基偉回憶稱，部隊開動時，「許多傷員根本就不知道，有的在睡覺，有的躺在門板上瞪著大眼看屋頂」。無可諱言，主力部隊悄無聲息地走掉之後，這些傷兵恐怕是凶多吉少。秦基偉的幸運之處在於他只是胳膊受傷，雖然傷口惡化，但還能行走。然而，幾天之後，他傷勢加重，部隊再次準備將其拋下。這一回他直接找到部隊領導堅決要求隨軍前行，好在只是胳膊受傷，上級未強加阻攔。秦基偉雖然被准許跟隨主力部隊前行，但一路上也相當艱難。行軍途中既無藥物治療，也無人照料，傷口不斷潰爛。據其稱，從陝西到四川，一路上沒換過葯，干睜著大眼看著傷口一點點地潰爛，硬是沒一點辦法。行軍休息和宿營的時候，解開繃帶，任膿血往下淌，那個臭味，連自己都受不了。【《秦基偉回憶錄》，解放軍出版社2007年版，第46-51頁。】戰爭的艱難與殘酷在傷兵身上呈現最為直接，這也從另外一個側面說明革命之不易。

部隊封鎖消息，悄悄留下傷兵，在長征前表現得最為典型。中央紅軍轉移前多數傷員都不知情，甚至連當時受傷不能行動的江西軍區總指揮陳毅都被蒙在鼓裡。1957年陳毅回憶此段往事時仍憤憤不平，稱「要走，我們是最後才知道的。10月11日，他們全部離開根據地，10月10日才來通知我說要走」。陳毅批評到：「這是不對的。相隔只有五十米遠，為什麼不早些來告訴我？」「我當時在醫院養傷，他們不吭氣，要把我丟掉」。【《陳毅口述自傳》，大象出版社2010年版，第70頁。】其實被留下的不止陳毅一個，當時留在中央蘇區的傷員7000多人，都不知道主力部隊要轉移。

從個體角度看，傷員被強行留下的確值得同情；但從戰爭全局角度看，對此亦不能苛責。因為一旦進入游擊狀態，傷兵更難處理，「寄養」是唯一的選擇。此外，單純從功利主義角度看，隱瞞轉移消息有一定道理。因為若是傷兵提前得知消息，應該不會坐以待斃，估計很多人要大吵大鬧，影響作戰。兩權相害，選擇必定殘酷。戰爭與倫理是一對極難調和的矛盾。

傷兵處理是戰爭時期必然要面臨的問題，中共起初沒有特別注意，這一方面是因為沒經驗；另一方面也是因為客觀條件不具備。彭德懷曾談到，在井岡山打游擊時，「傷病員安置極端困難，給養靠自籌，醫藥無來源，這些是我在舊軍隊根本沒有想過的事情」。「一切都是新問題，都要重新學起」。【《彭德懷自述》，第114頁。】「寄養」就是在「重新學」的過程中發明出來的辦法，雖然有種種弊端，但囿於客觀條件，只能如此。1930年後，革命根據地逐漸穩固，建立醫院，集中醫治傷兵才成為可能。

二、根據地內的醫療體系

（一）醫院

傷員寄養在群眾家，一來醫治不方便，二來百姓壓力也很大。1928年10月，毛澤東在湘贛邊界第二次代表大會上提議建立較好的紅軍醫院，院址選在大小五井和九龍地區。【《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麼能夠存在？》（1928年10月5日），《毛澤東軍事文集》第1卷，軍事科學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17頁。】後來紅四軍特務連長宋建盛在小井主持修建「紅光醫院」，1929年1月建成。當時原本計劃修建四棟房子，最多可收容1000人，但因財力不夠，最後只蓋成一棟兩層木質結構的房屋，內有32個房間，可容納200名傷員。紅光醫院是井岡山根據地第一個設施較為完善的醫院，但建成不久，即被敵人焚毀。1967年，當地政府在小井舊址依原樣重修紅光醫院，改名「小井紅軍醫院」，供參觀紀念。

從1927年底毛澤東初上井岡山，到1929年1月被迫撤離，紅軍大小戰鬥不斷，幾無喘息之機。因此雖然有建立醫院的意識，但成效並不顯著。1929年3月，紅四軍攻佔長汀，部隊隨後進行整編，醫療救護系統才進一步完善。首先是健全軍隊醫療體制。紅四軍總部成立軍醫處，鮑平任處長；各縱隊設衛生隊，一縱隊長張綱；二縱隊長葉青山；三縱隊長張令彬。其次，建設較好的紅軍醫院。1929年6月，紅四軍打下龍岩，朱德找到閩西地方黨負責人傅柏翠，要求其將百餘名紅軍傷員送到蛟洋老區，並創辦一個紅軍醫院，即蛟洋紅軍醫院，又稱閩西後方醫院。【《朱德年譜》上，第148頁。】院址設在上杭縣蛟洋石背村的「傅氏宗祠」，祠堂系土木結構，大小40餘間房屋，共可收治傷病員300餘人。院長陳永明，有中醫2人，西醫1人。大約同時期，紅四軍又接收龍岩愛華醫院，後來將其發展為福建軍區後方醫院。1929年9月，才溪鄉成立一個醫療所，後改為才溪後方中醫院。【高恩顯編：《中國工農紅軍衛生工作歷史簡編》，人民軍醫出版社1987年版，第10頁。】

總體而言，朱毛紅軍轉戰贛南閩西後，醫院條件與傷兵救護有長足進步。這一方面是因為軍隊作戰經驗增長，更加註重傷兵問題；另一方面是因為贛南閩西的敵人較弱，紅軍很快佔據一片穩固的根據地，能夠相對從容地建設醫院、收容傷兵。反觀井岡山時期，不僅戰鬥頻繁，而且敵軍較強，軍隊整日窮於應付「圍剿」，很難騰出精力去顧及傷兵問題。毛澤東在井岡山時，曾將「建設較好的紅軍醫院」作為鞏固根據地的三個辦法之一（另外兩個是「修築完備的工事」和「儲備充足的糧食」）。【《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麼能夠存在？》（1928年10月5日），《毛澤東軍事文集》第1卷，第18頁。】雖然有此意識，但井岡山時期的醫院建設並不成功，轉戰到贛南閩西後，「建設較好醫院」的想法才落到實處。可見，傷兵救治不僅是思想認識問題，更是實踐問題。醫院建設與整體革命環境密切相關，若是大環境不利，想法再好，也只能是紙上談兵。

閩西醫院雖然比井岡山醫院有改進，但並不是沒有問題。以條件最好的蛟洋醫院為例，1929年底毛澤東在古田會議上批評其有九個缺點：一、無組織狀態；二、醫官和醫藥太少；三、醫官賣私葯；四、不清潔；五、禦寒衣被不夠；六、看護兵太少；七、飲食惡劣；八、房子窄；九、與當地群眾關係不良。因為有這些缺陷，「以致傷兵看醫院如牢獄」，不願留在後方。若以發展的眼光看，這些批評不免嚴苛，畢竟井岡山時期的很多設施還不如閩西。但毛澤東嚴責蛟洋醫院，並非是從醫院本身發展的角度看問題，而是以傷兵為根據，屬於精益求精式的要求。批評之後，毛澤東又提出種種改善辦法，如健全衛生機關，要求各機關更加重視衛生問題，各種會議上要充分討論，「對於醫生，應注意督促他們看病詳細一點，不要馬馬虎虎」；傷兵衣被除公家儘力置辦外，「應該在各部隊發起募捐」。【《中國共產黨紅軍第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決議案》（1929年12月），《毛澤東軍事文集》第1卷，第120頁。】

古田會議花大量篇幅討論傷兵問題，後來實施效果明顯。首先是建立戰地救護體系。1931年5月3日，第二次反「圍剿」前夕，紅軍發布《戰前各種固定事宜的訓令》，令各軍醫處在前線繃帶所與後方醫院之間迅速成立野戰醫院，以便收容傷兵轉送後方。【《朱德年譜》上，第220頁。】輕傷員在前線繃帶所由衛生隊包紮，重傷者送野戰醫院，野戰醫院再進行區分，將受傷最重者轉送後方醫院，較輕者就地治療。各醫院分工明確，這就克服了游擊時代拋棄不顧的缺陷。

其次，各軍成立軍醫處，團、營、連成立衛生隊，明確規章制度。1931年6月27日，第三次反「圍剿」前，總軍醫處成立，賀誠為處長，全面統管衛生工作。此後，諸多衛生章程相繼頒布，傷兵統計表、門診疾病分類表、死亡診斷書、死亡調查表、軍醫調查表、衛生幹部調查表、看護表、診斷簿等開始運用實行。醫院每月25日都要收集相關材料，向上級填報。【戴正華：《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的衛生工作組織情況及一般工作方法》，《新中國預防醫學歷史資料選編（一）》，第260頁。】總軍醫處還對各衛生部門的編製做出詳細規定，如團衛生隊，醫生2人、看護員10人、擔架隊員72人、其它炊事等雜務人員134人；師衛生隊，醫生2人、看護15人、運輸員8人，合計90人；師還需配備專門的擔架隊，擔架72付，分6排，每排3班共18班，每班12人；軍團衛生部，醫生1人、運輸員12人、擔架隊24人，合計94人；方面軍，醫生1人、擔架36人，總計145人。《【新中國預防醫學歷史資料選編（一）》，第89頁。】至此，中共軍事醫療體系已初具雛形。

再次，醫院數量增加，收容能力提升。1931年9月，蘇區中央局秘書長歐陽欽報告，紅軍總醫院設在寧都，共有四個分院。分院之下設所，傷兵多分住在所里，醫院傷兵有3000餘人。【歐陽欽：《中央蘇維埃區域報告》（1931年9月3日），中共江西省委黨史研究室等編：《東固·贛西南革命根據地史料選編》第2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7年版，第99頁。】據不完全統計，至長征轉移前，蘇區有第一到第十後方醫院，每院下設5~6個所，每醫療所可收容約300名傷員。此外還有6個兵站醫院，2個殘廢院，1個療養院。【戴正華：《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的衛生工作組織情況及一般工作方法》，《新中國預防醫學歷史資料選編（一）》，第264頁。】相較於井岡山時期的一棟小木屋，這番規模可算相當宏闊。

短短五六年時間，紅軍醫院從無到有，規模迅速擴張，這在戰爭年代很不容易。一方面，戰爭本身極為殘酷，紅軍在極小的範圍內，既要打仗，又要搞後方建設，難度可想而知。另一方面，與其它革命事業不同，醫院建設是技術活，不能單靠蠻力。「打土豪、分田地」，只需人多勢眾，便可干成；但傷兵救治需要專門技術，很難一氣呵成。通常而言，革命者善於破壞拙於建設，但在傷兵救護問題上，中共展示出的建設能力令人讚歎。

最後，對醫藥問題作些補充論述。紅軍醫院在形式上日趨完善，但在內容上卻不夠充實，醫藥短缺是關鍵。大體言之，紅軍醫藥來源途徑有四種：第一，取之於敵，主要靠戰場繳獲。如第一次反「圍剿」擊敗張輝瓚，紅一方面軍即要求在打掃戰場時「各部須注意搜集西藥」。第二次反「圍剿」時，繳獲敵人兩個團的衛生隊，得十五六擔葯。【《紅軍第一方面軍總前委一至八次會議記錄》（1931年5月-6月），復旦大學歷史系中國現代史教研組編：《中央紅軍五次反「圍剿」資料選編》，1979年內部印行，第110頁。】另一個辦法是拿俘虜交換。據國民黨將領李默庵回憶，第三次「圍剿」期間，國民黨五十二師一團長劉嘉樹被俘。為營救，李默庵派人與中共聯絡，中共提出要一批戰場急救藥品，李默庵送去整整26擔藥品，換回劉嘉樹。【《李默庵回憶錄》，中國文史出版社2012年版，第97頁。】第二，利用中藥。蘇區邊界多深山老林，中藥材豐富，地方黨組織鄉民上山採藥。中藥主要治療慢性疾病，不適合戰場急救。第三，自行製造。1932年中共在蘇區開辦衛生材料廠，利用當地原料，加工製造紗布、漂白粉、酒精等，同時也生產一些中藥丸，用於治療感冒、痢疾等，但無法生產外科用藥。第四，通過地下黨，秘密到白區買葯。此辦法風險性較大，加之國民黨嚴密封鎖，能運到蘇區的藥物不多。【《通令——動員群眾幫助紅軍》，《新中國預防醫學歷史資料選編（一）》，第50頁。】例如，1931年閩西蘇區主席譚震林讓傅連暲派人去上海買葯，第一批藥品安全運回，但第二次即被陳濟棠軍隊捕獲，所去3人全部被殺。【傅連暲：《1937年對記者的談話》，傅維康、傅維暲主編：《傅連暲誕辰100周年紀念集》，人民衛生出版社1994年版，第7頁。】

總之，紅軍的醫藥來源途徑都不穩定。打勝仗時，可依靠戰場繳獲；然而一旦戰事失利，不僅傷兵劇增，藥品也同時斷絕，可謂雪上加霜。醫藥短缺的困局遲遲不能破解，一方面是因為根據地太小，中共雖有建立藥廠的計劃，但一直難以突破技術與原料的限制。另一方面，中共革命的地域特徵也不利於醫藥獲取。西藥屬於稀缺資源，本來就很難向鄉下流通，加之國民黨封鎖，鄉村醫藥更是奇缺，而紅軍又恰恰活動在鄉野。鄉村革命有便利處，亦有局限。比如說糧食問題，紅軍可以用「打土豪」的方式得到相當程度的解決，但在醫藥問題上就束手無策，因為藥鋪多集中在城市。當然，一旦攻入大城市，紅軍也能用類似「打土豪」的方式獲得藥物，比如攻佔長沙、吉安後都曾大有斬獲，但這種機會畢竟不多。

醫療救治並非是單一的衛生問題，革命的整體環境對其影響很大。一方面，革命者極盡人事之所能，如建設醫院，收容傷兵等。另一方面，囿於資源、技術限制，某些方面只能聽天命。

（二）醫療與政治：醫生來源問題探析

中共革命的主體是工農群眾，因此醫務技術人員極難尋覓。秋收起義部隊最初只有幾位中醫，沒有西醫。1928年5月紅四軍繳獲一批西藥，部隊里的幾個中醫連說明書都看不懂，最後只得求助被俘的敵軍醫官。【張友南主編：《井岡山鬥爭大事檔案》，中央文獻出版社2010年版，第252頁。】毛澤東在井岡山時數次寫信給中央述說醫療困境，懇請中央派送醫生和藥品，但沒有什麼回應。這也從一個側面說明，中央最初對井岡山不是很重視。直到1930年1月，中央軍委才在一份報告里提到，紅軍缺乏醫療技術人才，各級黨組織以至中央要盡量尋覓，同時還需從莫斯科抽調一批人來。一年後，以賀誠為首的一批醫務幹部被派到中央蘇區。

從以上簡略敘述中，可知中共軍醫共有三種來源。其一，當地醫生，以中醫為主。一般是紅軍佔領某地後，經過動員，說服他們加入革命隊伍。其二，俘虜過來的國民黨醫官。他們懂現代醫學技術，救治水平高。最初人數較少，但隨著戰事推進，數量不斷增加。其三，1930年後中央派遣過來的紅色醫務幹部。這批人根正苗紅，一到蘇區即掌握醫療衛生系統的大權。總體上看，這三批人既有交集也有明顯的分野，地位角色各有不同。

首先講地方醫生。因中共動員而參加革命的地方醫生中，傅連暲最具盛名。他早年隨父母在長汀教會工作，自幼加入基督教，是虔誠的基督徒。1925年任長汀福音醫院（基督教會開辦的醫院）院長。1927年救治過南昌起義部隊的傷兵。當時之所以救助，並不是因為同情革命，而是受基督教「博愛」理念的影響。在基督徒傅連暲看來，若根據政治立場去區分對待傷員，缺乏職業道德，不符合基督精神。所以，無論國共傷員，他都一視同仁。1937年傅連暲接受外國記者採訪時坦承，「在我做醫生的這個時間，我替國民黨軍隊和紅軍一樣地服務」。1929年3月，朱毛紅軍到汀州，一些士兵得天花，傅連暲幫助接種牛痘。此間，他與毛澤東首次接觸。【傅連暲：《1937年對記者的談話》，《傅連暲誕辰100周年紀念集》，第6頁。】雖然抱著「普度眾生」的信念，但傅連暲的行為卻引起國民黨疑忌。因為救治中共傷員，其堂弟和侄子先後被指為共產黨而遭捕殺，傅連暲本人也岌岌可危。一邊是國民黨逼迫威脅；一邊是中共聯絡優待，傅連暲最終倒向革命。1933年2月，經毛澤東動員，傅連暲把醫院由汀州遷往瑞金，完全歸附紅軍。【《毛澤東年譜》上，第394頁。】

紅軍中另一個較為著名的地方醫生是戴濟民，他也是一個基督徒，原本在吉安開設私人醫院。1930年10月，紅一軍團攻佔吉安，受傷戰士一千餘名。為爭取戴濟民，毛澤東、朱德、羅炳輝、譚震林、張宗遜等將領親自拜訪。在諸多將領勸說下，戴濟民最終參加革命，主持建立「工農革命紅色醫院」。醫院下設四個連，第一連收重傷員；第二連收輕傷員；第三連收下腿潰瘍；第四連收內科病。醫院當時共有7名醫務人員，負責救治八百多傷兵。1931年3月，戴濟民入黨，任紅一方面軍總醫院院長。

傅連暲、戴濟民的事例一方面說明紅軍求賢若渴，但另一方面也反映出醫生本身對革命不熱心。他們參加紅軍都需要長時間動員爭取。不難想像，傅連暲、戴濟民等既然能在城市開醫院，生活自然不差。這批人對階級革命肯定不會太感興趣。總體上看，革命對醫生不具有吸引力。檢視史實可發現，很少有醫生主動參加革命，多數情況下都是紅軍將領「三顧茅廬」，傅連暲、戴濟民等就是顯例。除此之外，紅軍請醫生的例子還有很多。例如，1929年紅五軍攻佔大冶，軍長何長工親自到當地的普愛醫院，半是動員半是強迫全院醫生到紅軍中服務。但後來只有饒正錫、何復生、陳春甫、陳復漢、石恩賜等5人留下，余者皆伺機逃走。【饒正錫：《紅三軍團衛生工作的一些回顧》，《新中國預防醫學歷史資料選編（一）》，第281頁。】1930年7月，紅三軍團攻佔長沙，也曾「挾持」一部分青年醫生，但紅軍撤出長沙時，大部分逃離，只有很少數人留下。總體而言，革命對技術知識分子的吸引力不大。紅軍當時最缺乏的人員有三種：醫務人員、報務人員、軍械修理人員，都是技術性人才。具體到醫生，紅軍部隊每打到一個地方，都會去當地醫院請求醫生參加革命。【董家龍：《紅二方面軍早期衛生工作的回憶片斷》，《新中國預防醫學歷史資料選編（一）》，第375頁。】但是，醫生參加革命的過程比較被動，積極主動來的比較少。

紅色軍醫的另一個來源是敵軍醫官。中共對俘獲的技術人員通常都很優待，醫生即是其一。從國民黨方面過來的醫生數量眾多，據紅色醫生塗通今回憶，俘虜過來的醫務人員比派遣和動員過來的都多。【塗通今：《紅軍長征中的衛生工作》，《新中國預防醫學歷史資料選編（一）》，第356頁。】其中較為重要者，如李治，畢業於南洋醫科大學，原本在張輝瓚十八師六團任上尉軍醫。第一次反「圍剿」時被俘，後參加紅軍，任紅軍第一醫院院長。李治曾為身負重傷的羅瑞卿成功手術。長征中周恩來重病高燒，也是經其醫治。戴正華，亦畢業於南洋醫科大學，原本在國民黨五十六師任少校軍醫，第二次反「圍剿」時被俘，後在紅三軍團工作，曾任醫務科科長。其他被俘虜過來的醫生還有：段治中、吳清培、陳義厚、姜齊賢、孫儀之等。這些人大都受過正規醫學教育，是不可多得的人才。

總體上看，被俘獲的國民黨醫官大都能很快為紅軍服務，很少逃跑。這一方面與中共嚴密監視有關；另一方面，與優待有關。當時，中共對待俘虜醫生的政策就是多發錢，提高待遇，使其安心工作。【徐金元：《湘贛省軍區紅軍後方醫院》，《湘贛革命根據地》下，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91年版，第1124頁。】據孫儀之回憶，他與李延年、俞翰西等幾個人是國民黨軍隊過來的醫官，被派遣到紅軍衛生學校教書，每月發津貼60元。【孫儀之：《中國工農紅軍衛生學校在瑞金》，《新中國預防醫學歷史資料選編（一）》，第280頁。】要知道，當時紅軍戰士每月伙食費僅5元左右。另一位紅色軍醫劉達也回憶稱，紅軍對俘虜來的醫生特別照顧，伙食費比傷病員還多，每餐還另加一個小菜。【劉達：《紅軍第一後方醫院在寧都縣安福的情況》，《回憶中央蘇區》，第195頁。】為爭取國軍醫生，鄂豫皖蘇區還特地頒布優待醫生條例，規定：從國統區過來的醫生必須維持其生活；家屬願意耕種者，可以分得土地；子弟有免費受教育權；蘇維埃應把好房屋分給醫生，不納租金；子女看病完全免費。【《鄂豫皖區蘇維埃政府優待醫生條例》（1931年9月1日），《新中國預防醫學歷史資料選編（一）》，第25頁。】中共為留住醫生，花費頗巨。這說明，革命動員並不全然是靠精神宣傳，物質吸引也相當重要。

檢視革命衛生工作的發展歷程，可以說，本地醫生和投誠而來的國民黨醫官有開創之功。蘇區時代，傅連璋、戴濟民、李治、陳義厚被稱為醫界「四大金剛」。這四個人，兩個是本地醫生，兩個是國民黨醫官。在賀誠等中央來人到蘇區前，紅軍的醫療工作主要由他們負責。但1930年後，事情開始起變化。這一方面是因為中央派遣大量醫務人員進入蘇區，不可避免地對舊醫務幹部造成衝擊；另一方面，隨著正統意識形態的強化，出身不好的醫務人員，大都成為嫌疑分子，須接受嚴格審查。尤其在肅反激烈時期，很多舊醫務幹部被枉殺。俞炳輝回憶，福建第二軍分區衛生處主任，為人正派，醫術高明，但因為是舊軍人出身，軍區領導總懷疑他靠不住，國軍進攻時，為防止其投敵，就把他軟禁關押，後來在肅反中將其殺害。【俞炳輝：《汀清連軍分區紀事》，中共連城縣委黨史資料徵集研究委員會辦公室編：《連城黨史資料》第2輯，1984年內部版，第4頁。】1934年傅連暲也被打成AB團，幾乎要被殺頭，後得張聞天施救，才幸免於難。「左」傾意識形態籠罩之下，國軍醫官和本地醫生遭受殘酷衝擊。例如，搞肅反異常激烈的湘鄂西蘇區就有大批醫生幹部被殺。【陳植云：《關於洪湖的紅軍醫院點滴情況》，《新中國預防醫學歷史資料選編（一）》，第379頁。】閩西蘇區也把醫院中僅有的幾個醫生認定為「社會民主黨」。【《中共閩西特委軍委後勤工作情況》（1931年6月24日），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編：《後勤工作文獻（1）》，解放軍出版社1994年版，第69頁。】

蘇區後期，優待醫生與大力審查並行不悖。一方面在物質上給予他們良好待遇；同時又在思想及政治立場上保持警惕。這大概是中共對待「白色」或「灰色」技術人員的普遍態度。正統革命意識形態要求出身純正，極力要把革命隊伍「純潔化」，帶有強烈的「排他性」；但另一方面，革命要擴張，要解決它遇到的難題，就必須要具有開放性，要吸納「雜色人等」。無可諱言，很多時候，革命的功能性需求與意識形態的正統性要求存在衝突。此種緊張一直是革命黨人需要調節的問題，「度」的把控很重要。中共前期的調控不算成功，革命的排他性太強烈，只有當「聯合統一戰線」理論成熟之後，中共革命才具有更大的開放性及包容性。蘇區時期雖然吸納了諸多「白色」或「灰色」技術人員，但在理論上一直沒有一個圓融的解釋，因而一旦搞起肅反，這批人往往首當其衝。

紅軍醫療系統中的第三批人是中央派遣來的，多數是1930年後才進入蘇區。1930年3月18日，中共中央要求各省委、軍委及各級黨部從速調查所管轄區域中的醫務人才，匯總統計後提交中央軍委。8月3日，中央正式通知決定把全國黨組織下的所有醫學技術同志，只要身體健全的，無論如何即刻調來中央，先到專門衛生學校接受短期訓練，然後送到各紅軍中去。【《中共中央關於為紅軍徵召醫務人員的通知》（1930年8月3日），《後勤工作文獻（1）》，第40頁。】8月4日，革命互濟總會也發出招聘軍醫的通知，並給各地黨部下達具體指標，最多者如武漢50人，最少者濟南、廣州等也要10人。中共招聘醫生薪水很高，分五個層次，每月發50、80、100、150、200元。【《中國革命互濟總會關於加緊聘請軍醫的通知》（1930年8月4日），《後勤工作文獻（1）》，第42頁。】這與蘇區優待「白色」醫官的做法相近。可見，不論是蘇區還是白區，醫生都是稀缺資源，都要靠「利誘」。

雖然中共開出的薪水豐厚，但應聘者不多，畢竟幹革命的風險太大。況且，醫者之家一般都無柴米之憂，通常不會像貧下中農那樣急切地為錢財而革命。考察去蘇區的醫務人員，可以發現，很少有人是招聘來的。賀誠、陳志方、彭龍伯、鮑平、王立中、唐義貞等人都是在大革命時期即加入中共，1931年去蘇區時，已經有長時間的革命經歷。例如，賀誠是1925年加入共產黨；陳志方1926年加入共青團；彭龍伯1926年加入共產黨；唐義貞在1928年被送到莫斯科學習。總之，這些人去蘇區前都已深度參與中共革命，並非臨時起意。

中央派遣過去的這批人基本上都是幹部身份，他們一到蘇區就接管了醫療衛生系統的主導權。如賀誠1931年4月到蘇區，隨即創建總衛生部並擔任部長，全面統管醫療衛生工作。11月，第一所軍醫學校暨中國工農紅軍軍醫學校（後改名為紅軍衛生學校）創辦，賀誠兼任校長、政委，陳志方擔任教育主任。唐義貞到蘇區時年僅22歲，即擔任紅軍衛生材料廠廠長。彭龍伯、王立中也都曾擔任過紅軍衛生學校校長、政委等職務。外來衛生幹部迅速佔據要職，實際上與整個革命權勢轉移有關。其中的一個大背景是，1930年後，中央派遣大批幹部進駐蘇區，舊幹部大都被邊緣化。毛澤東曾憤懣地講「欽差大臣滿天飛」就是指這個時期。李維漢後來也講，「欽差大臣滿天飛，所到之處，總是攝取首要職務」。【李維漢：《回憶與研究》，中共黨史出版社2013年版，第341頁。】就個體來說，外來醫務人員未必有意去爭權奪勢，但從效應上看，他們確實都佔據高位。

外來醫務人員藉助革命權勢轉移的大潮迅速上位，但並非尸位素餐。完善醫療體制是其最大貢獻。1930年前，紅軍醫療工作雖有發展，但形式上沒有統一規劃，很多工作部署都屬於「臨時救急」性質。賀誠等人到蘇區後，紅軍救護工作朝正規化、體制化方向迅速邁進。如健全衛生機構，師以上設衛生部，團設衛生隊，營設衛生所，連有衛生員，同時設立野戰醫院、兵站醫院、後方醫院、總醫院等。可以說，1930年後，中共軍事醫療體制在形式上已經相當完善。當然，內容上還有很多需要充實的地方。為規範衛生工作，使其有法可依，賀誠還主持制定了《衛生員工作大綱》《連一級衛生勤務》《師以上衛勤綱要》和《衛生法規》等。此外，他還編輯出版了《健康報》《紅色衛生》《衛生員講話》等書刊，在全軍普及醫療衛生知識。

雖然制度化、體系化是進步，但外來幹部在短時間內製定出諸多條條框框，卻讓「游擊」慣了的本地幹部非常不適應。本地醫生林之翰曾講過一個故事。有一位南洋醫科大學畢業生來到蘇區，本來大家滿心歡喜，可最後卻引發衝突。「洋醫生」初來乍到，百般看不慣「土醫生」的包紮方法，認為包紮所取子彈不衛生、不科學，堅持把傷員抬到後方，嚴格消毒、打麻藥後，再按正規醫療程序開刀。但事實上，當時醫療條件根本做不到，本地醫生堅持依如其舊；「洋醫生」堅持按醫療章程辦，反對「土醫生」的「山溝」做法，並指責他們「封建」「落後」「違反科學」。【林之翰：《我們的紅色醫院》，《新中國預防醫學歷史資料選編（一）》，第402頁。】這當然是極端例子，並非每個「洋醫生」都這麼迂腐，但在醫療理念與方法上，「土」、「洋」之間確實存在差異。通常來講，「洋醫生」講求組織章程，傾向於按程序辦事；「土醫生」則是「拿來主義」，注重實踐效果，不太受形式約束。應該說，這二者各有長短，但如何調適與配合卻是個問題。

紅軍中的三類醫生功能與角色各異。在直接救治傷兵事宜上，國民黨醫官和本地醫生出力最大；在制度設計上，外來醫生起主導作用；在權力分配上，外來醫生佔盡優勢，國民黨醫官最受壓制。此種看似不太公平的現象，其實與革命權力的分配要素有關。通常來講，革命權力並非全然「按勞分配」，出身、資歷、思想傾向等因素在權力分配中占很大比重。這個問題在「六大」前後表現最突出，當時硬拉工人出身者上位，知識分子被全面打壓。雖然後來基於出身的選拔標準稍稍弱化，但相關因素在中共革命傳統中一直存在。國民黨醫官及「土醫生」之所以「起個大早，趕個晚集」，與出身不純正有很大關係。

最後，除卻以上三類醫生外，紅軍自己也培養了一批醫學生。1930年7月18日，閩西蘇維埃通告招收醫院實習生，令各縣蘇負責「三人或五人」，年齡18歲以上，26歲以下，粗識文字。【《閩西蘇維埃政府通告》（1930年7月18日），《新中國預防醫學歷史資料選編（一）》，第16頁。】11月30日，江西總行委開辦看護班訓練班，招收30名學生到紅三軍中服務，男女不限，年齡20歲以下。1931年2月5日，興國紅色總醫院創辦女子看護學校，招生100人，年齡在15歲以上，22歲以下。【王良、高恩顯主編：《中國人民解放軍醫學教育史》，軍事醫學科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5頁。】以上三則通告是目前可見的最早招生通告，但需要注意的是，招生的人員是去學看護，不是學做醫生。

1931年11月，中央軍委決定在蘇區創辦工農紅軍軍醫學校。12月招生，應考者200多人，最後挑選25人，其中正式學員19名，旁聽生6名，年齡從16歲到30歲不等，文化程度普遍不高。1932年2月，軍醫學校在於都正式開學。軍委主席朱德、總參謀長葉劍英、總政治部主任王稼祥等出席開學典禮。這是蘇區第一個正規軍醫學校。

軍醫學校的學制約一年。課程有解剖學、生理學、組織學提要、藥物學、診斷學、細菌學提要、外國文（日文、德文）、病理學提要、內科學、外科學、衛生勤務、皮膚花柳提要、耳鼻喉提要、軍隊衛生、眼科提要、法醫提要等。【《紅軍衛生學校招考第四期簡章》，《新中國預防醫學歷史資料選編（一）》，第120頁。】軍醫學校第一期招生20人（該期學生1933年4月畢業）。第二期39人。1933年2月，第三期原本計劃招生60名，結果僅有40人通過考試。1933年7月，第四期計劃招收80人，但最後也沒有錄滿。8月，軍醫學校遷到瑞金，與從汀州遷來的中央紅色醫務學校合併，改名為紅軍衛生學校，規模進一步擴大，全校師生編為2個大隊，醫科為一個大隊，約有200人；其餘各醫護班為一個大隊，約300人。此時，學校已初具規模，建設有圖書室、解剖室、標本室等。1934年2月，招收第六期學員。至長征前，共招收9期，總計培養醫學生686人。【陳志方：《在戰火中誕生——中國工農紅軍衛生學校的創辦》，《革命衛生工作回憶錄》，人民衛生出版社1979年版，第34頁。】

除紅軍衛生學校外，其它地方也相繼開辦了多所軍醫學校。如1932年紅三軍團總醫院開辦醫務政治學校及看護訓練班，至長征前，培訓醫護人員數百人。江西軍區、福建軍區開辦了紅色醫務學校。如1932年1月，傅連暲在汀州開辦紅色醫務學校，共百餘人；【王良、高恩顯主編：《中國人民解放軍醫學教育史》，第9-19頁。】1932年12月，蘇區衛生部開辦衛生員訓練班，要求每個戰鬥連選送1人。【《中革軍委關於開辦衛生員訓練班的訓令》（1932年12月23日），《後勤工作文獻（1）》，第200頁。】

蘇區衛生學校雖然培養出的學員數量不少，但在紅軍時代並沒有發揮太大作用。一方面學制太短，學員在一年之內很難全面掌握醫療技術；另一方面學校開辦得晚，很多人還沒有畢業，根據地就已經失守。所以，蘇區時期，醫校學生不扮演重要角色。等到長征之後，在抗日戰場和國共內戰時期，這批人才開始充分發揮作用。

（三）傷員處境

關於傷兵處境問題，毛澤東在1929年的古田會議上指出兩方面缺陷：一、醫藥匱乏，傷員得不到醫治；二、官長對傷兵態度冷漠，「甚至表示討嫌」。行軍時，官長對沿途落伍的傷兵完全不表示一點同情，不但不為他們想法子，反而一味地怒罵，或無情地驅逐。其實，這兩個問題在戰爭中較為常見。中共屢屢批評自責，與其說是做得不好，不如說是自我要求嚴格。

總體觀之，古田會議後，傷兵處境有所好轉。首先，優先保障傷員的食物供應，如節省糧食運動中，只有傷員一天三頓都吃飽，其他人員每天只能吃兩頓。【《朱德年譜》上，第220頁。】此外，打土豪所得的雞鴨牛羊也都儘可能首先送到醫院，為傷兵補充營養。【《閩粵贛蘇區軍事會議決議案》（1931年4月），《新中國預防醫學歷史資料選編（一）》，第22頁。】其次，發放休養費。從第二次反「圍剿」時開始，重傷員6元，輕傷員4元。當時紅軍戰士每天的生活費約1角，比照來看，4到6元已頗為可觀。【《紅軍第一方面軍對在第二次反「圍剿」中有關後方工作的訓令》（1931年5月3日），《後勤工作文獻（1）》，第61頁。】最後，精神關懷。地方黨時常發動婦女群眾慰問傷兵，如燒水做飯、洗衣服、洗繃帶等；有時還組織人編唱戲曲，與傷兵聯歡，予以精神安慰。1932年7月，崇義縣委就號召群眾送青菜、雞蛋等去慰勞傷兵，並要求把慰勞品一擔一擔聚集好，再組織會說唱、會打鑼鼓、會弄音樂之人，「沿途大道，吹吹打打」，「整整齊齊前去慰勞傷病戰士」。群眾到了醫院，要找戰士談話，鼓勵作戰。【《中共崇義縣委書記聯席會決議》（1932年7月13日），中央檔案館、江西省檔案館編：《江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1932年（一）》，1992年內部印行，第330頁。】如此具有儀式感的慰問，無疑可起到物質與精神雙重激勵的作用。

通觀整個蘇區時代，大體上可以說前三次反「圍剿」時，傷兵得到的照顧相對較好。這是因為根據地相對穩定，戰爭規模不是很大，中共尚能遊刃有餘。但到第四、五次反「圍剿」時，戰爭規模升級，蘇區資源損耗巨大，紅軍部隊便難以周全，傷兵再次陷入艱難境地。

首先是經費短缺。前三次反「圍剿」時，紅軍繳獲頗豐，加之打土豪有一定成績，因此經費充裕。但隨著戰爭加劇，紅軍入不敷出，傷兵休養及生活費用隨之被收緊。例如，原先紅軍戰士負傷就發休養費，可是1932年1月2日，中革軍委通令：傷病員入院與出院時，各發休養費1元；但休養不滿一月者，只發入院費1元，平時零用錢與部隊相同，不另發休養費。【《朱德年譜》上，第254頁。】1月15日，又補充規定：隨隊休養的傷病員每日伙食與其他人員相同，不另發休養費。【《朱德年譜》上，第257頁。】明顯可以看出，休養費發放日益嚴格。1933年7月10日，中革軍委再次採取措施，嚴控休養費，規定：病員到達醫院滿20天的，發入院休養費，不滿20天的不發；傷員只發負傷費，不發入院休養費。【《中革軍委關於出院檢查與發入院出院費的訓令》（1933年7月10日），《後勤工作文獻（1）》，第221頁。】休養費縮減是戰爭經費短缺的縮影。

隨著反「圍剿」形勢日益嚴峻，到最後，不僅休養費取消，傷兵基本生活都難以保障。如，瑞金兵站醫院有1600人，每月需要1.36萬元生活費，中央蘇區沒有辦法籌足。在鄂豫皖蘇區，張國燾報告，「特蘇政府、軍委、軍隊和黨部窮的要命」，醫院傷兵沒有糧食吃。【《張國燾關於鄂豫皖區情況給中央政治局的綜合報告》（1931年5月24日），《鄂豫皖蘇區革命歷史文件彙集（中央分局文件1931-1932年）》，第40頁。】皖西北特委則報告稱，醫院缺糧，向地方要，地方負責同志也沒有辦法，「弄得醫院時常鬧饑荒」。【《中共皖西北特委軍委後方工作情況》（1931年6月），《後勤工作文獻（1）》，第72頁。】在湘鄂西，「有些戰士從醫院出來以後，就宣傳紅軍生活怎樣不好」。【《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給湘鄂贛省委的信》（1932年》，《湘鄂西蘇區革命歷史文件彙集（中央分局文件1931-1934年）》，第130頁。】因醫院環境惡劣，有的傷兵不堪忍受，竟然自殺。1934年4月4日，中革軍委就曾痛斥兵站醫院對傷兵不負責任，導致出現「傷病員在兵站自殺的事實」。【《中革軍委關於改善兵站對來往人員的招待與護送工作的命令》（1934年4月4日），《後勤工作文獻（1）》，第323頁。】大約同時期，陳伯鈞去醫院探望傷員時也隱晦提及，「招待方面欠周詳」。【《陳伯鈞日記·文選》上，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02年版，第104頁。】傷兵處境惡劣與整體戰局有關，非人力所能改善。革命不易，傷兵是典型例證。

全面困境之下，群眾慰勞、護送傷兵的積極性大幅減弱。反「圍剿」初期，群眾熱情高，擔架人員好找。但戰爭後期，兵伕逃亡嚴重，擔架不夠用，傷兵遺落戰場，無人抬運的現象時常出現。1933年2月，紅五軍團總結黃陂戰鬥教訓時就批評到：擔架員不能有組織、有系統地到戰場上來，「部分受傷的同志半夜還在水田深谷中受苦」。由農民組成的擔架隊，害怕上戰場。一些送飯的給養員，看到戰鬥激烈，「飯送到半路又返回去，好多部隊一兩天沒有吃飽飯」。【董振堂、朱瑞：《黃陂戰役戰鬥詳報》（1933年2月28日-3月1日），復旦大學歷史系中國現代史教研組編：《中央紅軍五次反「圍剿」資料選編》，第234頁。】群眾對傷兵態度冷淡，伍修權的一段有趣經歷，可做印證。某次戰鬥中，伍修權受傷，因為身體比較壯實，塊頭比別的傷員大，老鄉們嫌其太重，「先揀個子小的抬」，沒有人願意去抬他，最後只剩他一個人。到後來實在沒辦法，地方幹部動員了4個人才將其抬走。【伍修權：《我的歷程（1908-1949）》，解放軍出版社1984年版，第52頁。】群眾選擇性運輸，側面反映出他們的革命熱情已被戰爭嚴重削弱。

食物短缺，導致群眾對慰勞活動也越來越冷淡。蘇區後期，很多婦女都不願意去醫院照料傷兵，地方蘇維埃沒辦法，只好用欺騙手段。宣稱「招呼幾天就回來」，但婦女發現受騙後，「一到醫院就要回來」。又比如，興國是蘇區的模範縣，但百姓對駐紮在該地的醫院不但不幫助，「反表現惡意」，認為幫助醫院是省蘇區的任務。【《江西省蘇維埃政府通知秘字第八號》（1931年4月8日），《江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1931年》，第39頁。】總而言之，到戰爭末期，傷兵從群眾那裡得到的幫助越來越少，雖然中央屢屢通令要求：「各區鄉如有傷病員經過時，應要燒開水和稀飯加以招待和慰問與護送」，但民眾的熱情沒有被喚起。【《贛南第一作戰分區通令》（1934年8月12日），《江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1933-1934年》，第412頁。】

戰事吃緊、經費不足，加之百姓慰勞不積極，傷兵處境極度堪憂。1932年9月，羅炳輝曾隱晦地報告，激戰過後，紅五軍疲憊不堪，因而行軍途中大量傷兵落伍，醫務人員「不勝收容」。【《部隊行動情況報告》（1932年9月3日），《羅炳輝軍事文選》，軍事科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47頁。】10月，中革軍委通令要求：若傷兵不能隨隊伍行走，均須設法收容安置，「不得遺棄路上」。【《中革軍委關於開展衛生運動的訓令》（1932年10月10日），《後勤工作文獻（1）》，第180頁。】這或許是對羅炳輝報告的情況一種回應，但是隨著戰爭形勢惡化，遺棄傷兵的事例不減反增。1933年6月24日，陳伯鈞日記中記載，行軍沿途，發現衛生局拋棄的重病傷員2人，引起不好的影響。【《陳伯鈞日記·文選》上，第24頁。】稍後，紅五軍團第十三師師長，在總結硝石戰鬥的教訓時，也隱晦提及「整個戰鬥中的收容落伍兵員工作很差」。【《江西東部硝石戰鬥詳報》（1933年10月），軍事科學院圖書資料館藏，第6頁。】是年10月，中革軍委再次批評到：傷員送後方時，沿途機關的醫護人員沒有妥善安置，致使部分傷員徘徊路旁無人照顧，有的中途掉隊，也無人管理。【《中革軍委關於愛護照料傷病員的通令》（1933年10月24日），《後勤工作文獻（1）》，第273頁。】傷兵倒斃路旁無人照料，此一情景與游擊時代頗為相似。當然，中共絕非故意如此。戰爭後期，蘇區人力、財力近乎枯竭，傷兵的遭遇必須要放在這個背景下加以理解。

最後，革命工作中的一些失誤也加劇了傷兵痛苦。蘇區後期各種動員競賽層出不窮，如擴紅競賽、購買公債競賽等。大潮衝擊之下，醫院也被捲入競賽。1934年總政治部要求在醫院開展競賽，爭取傷病員迅速出院，每月要做到60％的輕傷員和15％的重傷員出院。【徐則浩編著：《王稼祥年譜》，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年版，第124頁。】在競賽壓力下，醫生不得不「快速治療」，未完全康復的傷兵紛紛被送出院。1934年紅七軍團報告，從醫院歸來的36名傷兵都未痊癒，歸隊不到10天，傷口發作；紅九軍團也有同樣的事情發生。【《向醫院敲警鐘》（1934年6月），《新中國預防醫學歷史資料選編（一）》，第193頁。】傷兵被來回折騰，大受其苦。此類情況出現後，中央不僅不檢討，反而嚴責醫生，認為醫生中存在反革命分子，要求醫院加強肅反工作，一些人因此被殺。【《關於醫院政治工作的訓令》（1934年7月10日），《新中國預防醫學歷史資料選編（一）》，第193頁。】醫生群體惶惶不安，導致很多人相互推諉，不敢給傷兵用藥。革命競賽原本為了更好地醫治傷兵，但在實踐過程中卻急功近利，反而給傷兵帶來更大痛苦。「競賽」讓醫生背負著巨大壓力，肅反更是導致不少醫生被冤殺，救護力量被進一步削弱。

戰爭年代，革命先烈拋頭顱、灑熱血的事迹不可勝數。具體到中央蘇區，紅軍將士到底共有多少死傷？目前無法完全統計。但蘇區人口被戰爭巨量消耗是不爭的事實。醫療狀況不佳，或導致死亡率進一步上升。1931年9月，歐陽毅就報告稱，蘇區「疾病率和死亡率至足驚人」。【參見歐陽欽：《中央蘇維埃區域報告》（1931年9月3日於上海），《新中國預防醫學歷史資料選編（一）》，第26頁。】據不完全統計，第一次反「圍剿」時紅軍損傷約2000人。1931年5月第二次反「圍剿」損傷約4000人，其中5月16日福田戰鬥，一、三軍團傷931人，負傷率為3.2％；19日白沙、中村戰鬥，傷258人，負傷率為1.37％；5月27日廣昌戰鬥，紅四軍傷208人，負傷率3.28％；5月30日建寧戰鬥，紅三軍團和十二軍共傷300人，負傷率為1.5％。1931年7月第三次反「圍剿」損傷約6000人，其中8月6日蓮塘戰鬥，紅三軍團傷426人，負傷率為3.5％；8月7日良村戰鬥，紅三軍、紅四軍傷440人，負傷率為4.28％；8月11日黃陂戰鬥，傷308人，負傷率1.5％；9月7日老營盤戰鬥，紅軍傷1939人，負傷率為7.99％；9月15日方石嶺戰鬥，傷241人，負傷率為1.15％。【高恩顯編著：《中國工農紅軍衛生工作歷史簡編》，第30-35頁；《蘇區中央局10月3日自瑞金來的長電》（1931年10月3日至24日），中共江西省委黨史研究室等編：《中央革命根據地歷史資料文庫·黨的系統（3）》，中央文獻出版社、江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790頁。】第四、第五反「圍剿」的死傷數量沒有具體數據，但肯定要比前三次多。第四次反「圍剿」時，紅五軍團同粵軍在水口圩作戰，僅十四軍就有傷員1000多名，但圩子里老百姓一個也沒有，只能靠部隊自己抬到野戰醫院。【《孫毅將軍自述》，遼寧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83頁。】與此同時，其他部隊也出現因傷兵太多而運送不及時的現象，中革軍委還特組織運轉傷兵委員幫助安置。【《朱德年譜》上，第283頁。】第五次反「圍剿」時，紅軍與敵人大打消耗戰，傷亡無疑更大。

可以想像，眾多傷兵聚集在一起，再加上缺醫少葯，情形何等凄慘。戴濟民曾描述過傷兵聚集的景象，令人印象深刻。1930年10月紅軍攻打吉安，傷員集中在青原山大廟中。毛澤東請戴濟民救治傷兵。戴濟民回憶稱，「我們一到廟中，看到遍地都是睡的傷病員，既沒有床鋪又無蓋被。下面光墊草，上面只蓋皮、棉袍子。室內臭氣熏人。蒼蠅群集亂撞。揭開傷員的蓋衣，只見骨折傷口和腹部傷口不僅流膿，同時成堆的蛆，粘遍傷口，已有三天無醫無葯，無人護理」。戴濟民感嘆到：此時此地，「鐵石人見到這種情況，也無有不感同情的」。【戴濟民：《紅色第一分院》，《新中國預防醫學歷史資料選編（一）》，第310頁。】此種情形在紅軍中較為普遍，很多傷者如陳毅、李聚奎等都曾講述過醫療環境之惡劣，不同的是，他們是從個體出發，而作為醫生的戴濟民則看到了總體境況。

其實，戰爭時期，不獨紅軍傷兵境況凄慘，國軍及其它軍閥部隊同樣如此。據馮玉祥部隊中的一位副團長觀察，在中原大戰時，「一批批經過簡單包紮的傷兵，用破舊而骯髒的敞車裝著往後方運送。他們身上血跡模糊，在車上既不能躺，又不能坐，亂糟糟地擠作一團，晴天曬得頭昏眼花，雨天淋得渾身精濕，也沒有人問一問，管一管，有的痛苦地呻吟著，叫喚著，有的用粗野的話發牢騷，罵爹罵娘」。【蘇進：《從黑暗走向光明——回憶寧都起義前後》，《回憶寧都起義》，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9頁。】又比如，「圍剿」紅軍的國民黨第二十六軍，士兵都是北方人，到南方後水土不服，生病者極多，但醫療費完全發不出，每天死數十人。更有甚者，因為士兵死了，軍官可以吃空餉，因此有的士兵還沒有斷氣就被抬出去埋了。【董振堂：《致劉伯堅信和寧暴經過的報告》；《魯瑞林的回憶》，寧都起義紀念館編：《寧都起義》，軍事科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47、147頁。】不難看出，傷兵照料不周，不惟中共，國民黨亦如此。應該說，戰爭對國共雙方都是慘烈的，傷兵處境不佳，不是任何一方的錯誤，而是戰爭的必然結果。

三、結語

中共軍隊成立初期，因實力不濟，只能以游擊戰去應付敵人的「圍剿」，在居無定所的局面下，傷兵問題甚為棘手。最初，因經驗不足，中共沒有能很好地解決這一問題。但經過短暫的茫然無措後，中共很快找到了辦法，這就是將傷兵寄養在百姓家。「寄養」雖然存在一些問題與不足，但就當時的歷史環境而言，已屬最好的選擇。革命不是紙上作畫，其間的諸多困難，都是一步步從實踐中生髮出來的，因此也只能在實踐中尋求解決之道。從這個角度看，中共的應變不可謂不迅速，「寄養」政策之開創，在歷史上可屬發明。

到井岡山後，紅軍便開始著手培養醫生、建設醫院。然而，因為地處窮鄉僻壤，醫療資源匱乏，毛澤東等人雖極盡努力，但傷兵處境仍然較為嚴峻。從井岡山轉移到贛南閩西後，紅軍控制的資源增加，部隊正規化進程加快，在這樣的大環境下，中共軍事醫療體系才逐步完善。然而，醫療制度完善的同時，人事問題也開始凸顯。雖然同在革命隊伍，但因為出身、理念、意識形態等方面的因素，原有醫生與外來醫生存在諸多不協調，這也充分反映了革命的複雜性。醫療救治看似是一個技術問題，但實際上也牽涉到革命的意識形態與革命權勢轉移問題。應該說，醫療問題的艱難與複雜，正是革命總體面相中的一個具體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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