喬茗星ART＃魯迅是誰？我們是誰
八十年代中期，魯迅話題逐漸被移出政治祭壇，挪進學術領域；九十年代迄今，官方對魯迅話題開始了沉默、迴避、冷淡的戲劇性過程。「在朝」轉向「在野」，隨即在學界與民間展開「魯迅爭議」，王朔，是這場爭議的發難者。
在我們今天的社會尺度中，魯迅是最不該被談論的人。按照胡塞爾的定義：「一個好的懷疑主義者是個壞公民。」魯迅的性格、脾氣，不管哪個朝代，恐怕都是「壞公民」。好在今天對魯迅感興趣的年輕人，恐怕不多了吧？然而全中國專門研究魯迅、吃魯迅飯的專家，據說仍有兩萬人。
四九年後官方欽定的順序排列：「魯、郭、茅，巴、老、曹」之。到了1979年文革後第一次文代會召開，報紙上許多久違的老臉出現了：胡風、聶甘弩、丁玲、肖軍……一個個都是劫後餘生。近二十多年，胡適之、梁實秋、沈從文、張愛玲的照片，也公開發布了，也都各有各的可圈可點，尤其胡適同志，真是相貌堂堂。
《論他媽的》我們讀著，以為是在批判國民性，其實語氣把握的好極了，寫到結尾一筆宕開，宕得這麼懇切，又這麼漂亮，真是只有魯迅。我們再回頭看看清末民初及五四英雄們——康有為算得是雄辯滔滔，可是不好玩；陳獨秀算得鮮明鋒利，可是不好玩；胡適算得開明紳士，也嫌不好玩；郭沫若算得風流蓋世，他好玩嗎？好笑倒是有一點；茅盾則一點好玩的基因也沒有；郁達夫算是性情中人，然而性情並不就是好玩；再說周作人，他的人品文章淡歸淡，總還缺一點好玩，論境界，我以為比他哥哥的縱橫交錯有聲色，到底窄了好幾圈，雖然這樣說法不免有偏愛之嫌。
生於光緒年間的魯迅也自認是唯物主義初學者時，他憑自己的筆力與洞察力，單獨一人，大膽地、自說自話地，異常敏銳而前衛地，觸及了二戰以後現代寫作的種種問題與方式。他完全不是靠訊息、靠學習獲知並實踐這類新的文學觀念，而是憑藉他自己內在的天性，即我所謂的「好玩」，玩弄文學，玩弄時代，玩弄他自己。
文章的張力，是人格的張力，寫作的維度，也是人格的維度——憤怒、但是同時好玩；深刻、然而精通遊戲；挑釁、卻隨時自嘲，批判、卻忽然話說回來……魯迅作文，就是這樣地在玩自己人格的維度與張力。他的語氣和風調，哪裡只是激憤犀利這一路，他會忽兒深沉厚道，如他的回憶文字；忽兒辛辣調皮，如中年以後的雜文；忽兒平實鄭重，如涉及學問或翻譯；忽兒精深蒼老，如《故事新編》；忽兒溫柔傷感，如《朝華夕拾》；而有一種非常絕望、空虛的況味，幾乎出現在他各個時期的文字中——尤其在他的序、跋、題記、後記中，以上那些反差極大的品質，會出人意料地揉雜在一起，難分難解。
魯迅先生後期的雜文越到後來，越是深味「寫作的愉悅」。有些絕妙的文章，我們在《古文觀止》中也不容易找到相似而相應的例。雄辯如韓愈，變幻如蘇軾，讀到魯迅的雜文，都會驚異讚賞，因魯迅觸及的主題與問題，遠比古人雜異。
將魯迅與今人比，又是一大話題。譬如魯迅的《花邊文學》，幾乎每篇都是遊戲文章的妙品，此後報紙上的專欄文章，再也不可能請到這樣的筆杆子。魯迅晚期雜文，尤其是《且介亭》系列，我借桑塔格形容巴特爾的詞語，則老先生七十多年前就半自覺地傾心於「寫作本身」——當魯迅悶在上海獨自玩耍時，本雅明、薩特、巴特爾、德里達等等，都還是小青年或高中生。
再借桑塔格對巴特爾的描述——所謂「修辭策略」、所謂「散文與反散文的實踐」、所謂「寫作變成了衝動與制約的記錄」、所謂「思想的藝術變成一種公開的表演」、所謂「讓散文公開宣稱自己是小說」、所謂「短文的複合體 」與「跨範疇的寫作」，這些後現代寫作特質不論是否能夠或有必要挪回去比照魯迅，然而在魯迅晚期的雜文中，早已無所不在。
魯迅的早歲、中年與晚期，分別歷經清政府、軍閥執政府與國民政府。實在說，他不是這三路政權的天敵：他是晚清官費的海歸派，是民國初年的教育部官員，後來走開單幹，靠近左翼，一如胡適的歸屬右翼——魯迅的書被國民黨一直被禁止到上世紀八十年代末，胡適的書被新中國一直被禁止到上世紀九十年代。不論怎麼說，這兩位五四人物終究不過是不肯安分的文人。而從最高道德看，則魯迅之為魯迅，乃因他天生是個異端。
革命者、政治家，不是異端。異端，是順逆兩面、左右兩派，甚至在自己的陣營中也不討好，並不肯討好的人。史料證明：魯迅與左翼，胡適與右翼，均持續發生深刻的矛盾。而魯迅較之於胡適，尤為異端。
2002年周海嬰回憶錄《我與魯迅七十年》，到了新世紀，「魯迅爭議」衍生了「還原魯迅」的願望。幾十年來，中國歷史遠遠近近的大人物幾乎都被弄得面目全非。而魯迅的被扭曲，是現代中國一樁超級公案。從五十年「政治話題」到近二十年的「魯迅爭議」，中國畢竟有所進步了，今天，魯迅的讀者有可能稍微接近魯迅生前的語境。但這並不意味著魯迅的「還原」。
魯迅先生的壽命是五十多年，他死後被政治化也有五十多年；魯迅著作是一份遺產，被極端政治化的魯迅是另一份遺產。魯迅的幽靈、魯迅的讀者，七十年來始終在兩個魯迅、兩份遺產之間遊盪。這是魯迅公案的一面。另一面，我們看看西方。譬如但丁、蒙田、莎士比亞、歌德、黑格爾、托爾斯泰、尼采、馬克思……都是巨大的歷史公案、文化公案，他們在身後被不斷解讀、塑造、發掘、延伸。他們屬於不同的國族和時代，但不屬於政權；他們對文化與政治發生深遠影響，但從未被現實政治吞沒；他們的主張階段性過時了，因為後人接續了他們的文脈；他們歷久常新，因為他們早經熔鑄為文化之鏈與歷史坐標。
魯迅喜歡罵人，是否導致文革期間人們互相攻訐鬥爭的惡習？阿彌陀佛！這樣的問題需要回答么？有趣的倒是看看別的國家、別的時代，文學家思想家怎樣罵人——我不認為這是罵人，反而指為罵人者，真是一種罵。但既是誰都用這個詞，姑且從眾吧——太遠的例子不去說，僅看比魯迅略早、略晚，或大致同期的人物：有人問福婁拜最近在幹什麼，他說，我在繼續詛咒我的同胞，向他們頭上倒糞便；托爾斯泰一輩子罵人，誰都罵，罵皇帝和教主，罵莎士比亞和尼采，罵前輩赫爾岑，罵老朋友屠格涅夫，當然，也罵他自己；尼採的咒罵則指向整個基督教世界，他說，天下只有一位基督徒，那就是耶穌，而「耶穌教」是兩千年來歐洲最大的政治……在中國，應該為溫柔敦厚的良人們編一冊世界文豪罵人史，雖然全世界沒有一個國家發生過文革，那樣人整人。
「魯迅話題」不能只談魯迅。只談魯迅，將會加深他的孤立，使這孤立更精緻，更難以把握，「魯迅研究 」本該是文化研究，然而我們時代貨真價實的文化在哪裡，拿什麼去研究魯迅——當海涅對哥德微妙地不敬、龐德改動艾略特的詩章、巴特評析紀德的文體、紀德發掘妥斯托也夫斯基的深度、博爾赫斯偏愛叔本華的哲學、昆德拉分析貝多芬的樂譜，他們不必顧慮種族與時空的阻隔，因為他們當然地屬於同一的、有效的歐洲人文大統，不曾迷失於歷史謊言，更不會在歷史斷層的深隙中，坐井觀天；當以賽亞·柏林大範圍質疑啟蒙遺產，並居然從康德的線索中清理出民族主義信號時，他是在挽救並豐富前輩的學說，而他縱橫撿視古希臘迄今的思想遺產，乃基於對西方文化版圖足夠的資格與確信。
當年《吶喊》《彷徨》再版時，魯迅就不願意，說不要用他陰暗的念頭影響小孩子，七十年來的歷史劇情是我們解讀魯迅的珍貴資源，因為他的光焰需要我們世代作有效的映襯。換句話說，魯迅早將自己燒毀了，他的價值可能照亮的，應該是我們——我們願意被照亮嗎？
還原魯迅和無數歷史人物，有待於「我們」發生根本的變化，重要的不是魯迅，不是還原，而是「我們」的變化。---陳丹青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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