車厘子自由之後，通勤自由應該不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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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是新中產崛起的一年。

他們是意氣風發的一群人，努力追求有品質、有態度的生活，他們是各行各業的精英，是社會的中流砥柱。

新中產的崛起對消費、經濟和社會發展產生了巨大的拉動作用。

但同時，新中產也是夾縫中求生存的一群人。

他們的年齡通常在 25歲到 40歲之間，買房、子女教育、贍養老人都集中在這一時間段，而且事業正處於上升期，在職場上面臨升職和收入的雙重壓力，加班過勞又導致健康問題，無處不在的焦慮感成為新中產的顯著特徵。

最近，滴滴發布《2017年度城市交通出行報告》，該報告基於滴滴出行平台海量的軌跡數據、起終點數據等出行數據，把目光聚焦在新中產的另一個焦慮上：通勤焦慮。

新中產大多為收入不錯的上班族，組成了城市通勤人群的大部分，通勤焦慮直接影響著新中產的生活品質。

新中產，你離通勤自由有多遠？

無論是北京的三環四環五環，還是上海的內環中環外環，只要一到上下班的高峰時段，基本上就只能見到人頭攢動、車水馬龍的景象，公交車、地鐵里更是一幅人擠人、排長龍的壯觀場面。

不是在上班，就是在上班的路上，「舟車勞頓」已經成為新中產每天都要經歷的痛。

其中，北京的上班族最痛。

北京是全國單程通勤最長的城市，居民上下班通勤平均距離17.4km，要知道北京的城市半徑是31.7公里，這就意味著上一次班就等於走過1/4個北京城。

東莞和深圳緊隨其後，平均通勤距離分別為17.3公里和16.8公里。

從更直觀的通勤時間來看，北京、東莞和深圳仍依次位列全國前三，北京的單程平均通勤時間更是達到52.9分鐘。

註：數據來自平台專快車和順風車出行數據，統計周期為2017年11月。

居住區與工作區的普遍分離，是導致通勤時間和通勤距離較長的主要原因。

以北京為例，主要居住區在五環外的天通苑、燕郊、大興和通州等地，而工作區則集中在中關村、西二旗、望京和國貿。

居住區與工作區處於分離狀態，讓北京的通勤者經歷著最漫長、最擁擠的上班路。

當然，上班最長的距離不是從城市的東邊到西邊，而是從一個城市到另一個城市。因為一線城市高不可攀的房價，越來越多的新中產不得不過上「雙城生活」。

報告指出，過去一年，在滴滴平台上，城際間的通勤日趨普及。京津冀、長三角和珠三角三個地區的城際通勤增長了186%。

在跨城通勤量排行榜上，多個珠三角城市躍居前十，「深圳—東莞」、「廣州—佛山」和「北京—廊坊」成為熱門的城際通勤線路。

通勤最不友好城市盤點

通勤時長並不能完全反映一個城市的通勤情況，還要考慮到通勤的靠譜程度——即為保證準時到達上下班目的地，每公里行程需要預留的時間。

根據平均通勤時間和通勤的可靠性程度，滴滴在報告中提出一個量化的「通勤焦慮指數」：數字越高，代表人們的通勤焦慮程度越高，意味著城市的通勤狀況越差。

雖然北京在通勤時間和通勤距離上都位居全國第一，但在通勤焦慮度排行中，北京並不是第一，重慶非常意外的以95.7分排在全國之首。

這是因為，雖然重慶以45.8分鐘的平均通勤時間僅列全國第四位，但重慶的「通勤可靠性」更加不容樂觀。

通俗來講，住在重慶的人們為保證準時上班，每公里需要預留出更長的規劃時間。

北京以92分排在通勤焦慮指數的第二位，成都、武漢和上海緊隨其後。

所以總結下來，工作在重慶的通勤者上下班最為焦慮。

通勤焦慮，至少給新中產帶來兩方面的危害：

一是長時間通勤，意味著沒有多餘的時間來安排個人生活。回到家只能吃飯睡覺，根本沒有時間追求自己的興趣愛好，更別提參加任何健身活動。長此以往，必將損害身體健康。

二是通勤焦慮不僅影響生活質量，還會降低工作質量。一大早起床，排隊擠車，堵在路上……早高峰一路惡戰，還沒到公司精力就消耗殆盡，哪裡還有心情認真工作。

以目前的城市狀況而言，通勤焦慮暫時很難得到緩解，新中產只能依靠強大的心理素質繼續承受。

畢竟，哪個新中產不是一邊焦慮著，一邊奮鬥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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