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倡自責和「崇洋」並非不愛國：傅斯年的愛國主義與反傳統

愛國主義與反傳統

王汎森

選自《傅斯年：中國近代史與政治中的個體生命》

作為一名學者,傅斯年感到來自西方學者的挑戰。他親眼目睹了歐洲漢學的成就和發展,並主張中國學者應該將他們的學問變成國際學術界的一部分,以這種方式將漢學的中心從巴黎遷回北京。

此時,愛國主義的源泉已經發生了非常微妙的變化。當西方人用機關槍入侵時,中國必須用機關槍同他們對打;否則,中國同西方國家之間就不會有任何正義或公理可言。當中國學者不得不與國際學術界竟爭時,他們贏得國際尊重的方式是按照通行的規則參加國際遊戲。薩義德(Edward said)嚴厲地批評了西方的東方學者用帶有偏見的歪曲視野來詮釋東方。

傅斯年反覆強調,在現代，中國研究必須按照外國人的眼光進行。中國學者要從國學的束縛中解脫出來,以世界通行的方式同西方學者競爭。因此,自責和反傳統是必需的。但對於其他愛國學者而言,傅斯年的團體用西方的標準衡量中國文明的價值,用西方漢學家的詮釋來探察中國的過去,是一項危險而叛逆的事業。

傅斯年認為科學是衡量學術價值的唯一標準,這一標準是普世性的而不是國別性的：有科學,而沒有中國科學;有生物學,而沒有中國生物學;有哲學,而沒有中國哲學;有醫學,而沒有中國醫學;有語言學,而沒有中國語言學。

中國的原始材料應該重新整理併科學地研究。但是,按照傅斯年的觀點,這樣做並不會損害中國的尊嚴;相反,因為中國人對他們自己的本土材料很熟悉,如果他們勤勉地運用西方的方法論,會取得相當大的成就。

傅斯年拒絕國別性事物最著名的例子是他批判中醫。1934年,他發表了批判中國傳統醫學的兩篇著名的文章。傅斯年寫到他寧願死也不願意就診於中醫;他說,否則會「對不住我所受的教育」。他甚至聲稱,中醫的繁榮是教育失敗的象徵。

胡適和陶希聖之間的私人通信也表明了愛國主義與自我譴責間的聯繫。1935年,當文化本位主義處於高潮時,胡適正提倡自責,胡適在北大時的學生陶希聖忍不住寫信給胡適,問他為什麼仍然貶低中國傳統文化。他建議胡適應該將他的態度由「國際主義」的轉變為重視「國界」的。後者回答：

我深信救國之法在於深自譴責,......請你注意,我們提倡自責的人並非不愛國,也並非反民族主義者。……我們正因為愛國太深,故決心為她作諍臣,作諍友,而不敢也不恐為她諱疾忌醫,作她的佞臣損友。

胡適這裡表現的態度是許多五四青年胸懷的典型代表。新文化運動中狂熱的反傳統主義者錢玄同的評論也可說明這一點,他競然宣稱：

欲使中國不亡,欲使中國民族為二十世紀文明之民族,必以廢孔學、滅道教為根本之解決;而廢記載孔門學說及道教妖言之漢文,尤為根本解決之根本解決。

許多人持有相同的態度,前此康有為已開先河,竭力想讓中國人都變成白種人。戊戌變法的積極分子唐才常（1867-1900）也曾呼籲「通種」。駐法國外交官趙頌南也主張,中國未來的唯出路是中國語言羅馬化,使所有的中國人變成「假洋人」。他號召將孩子送到國外留學並與外國人通婚。令他感到驕傲的是,他的孩子都不懂漢語。1927年胡適遇到趙頌南時,他仍然讚賞這個狂人;他相信,趙頌南以自己的方式成為一個熱心的愛國者。

回溯起來,五四時期的傅斯年既是反傳統主義者,也是愛國者。一方面,他說「家是萬惡之源」；「儒家的倫理和名教是要殺人」,「哪裡有不殺人的倫理和名教」。他甚至擁護「全盤西化」的目標,宣稱「極端的崇外,卻未嘗不可。......中西的問題,常常變成是非的問題了」。他強調,因為進化論適用於全世界,東方應該完全遵循西方的革命道路。中國正在攀登這樣的台階,但是中國尚處於低階。這樣,當傅斯年等待上船前往歐洲時,他恨不能「在這一秒鐘內,飛出中國去」獲取西方知識。

但是,年傅斯年在外國留學時,卻刻了這樣一枚印章「天漢之後」。後來一次醉酒後,他終於說出了他的願望:把洋人從中國驅逐出去並將其消滅,讓中國的領土擴大到蘇伊士運河。他對洋人的敵意與他家鄉村中的拳民十分相似。但是,他打敗西方人的計劃又需要他向西方學習;愛國主義和反傳統其實是同一枚硬幣的兩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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