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可能，波伏娃想啃掉整個宇宙——存在主義大師們令人驚嘆的八卦

當我們在談論20 世紀的時候我們在談論什麼？

動蕩，混亂，戰爭，世界，秩序……還有存在主義。

存在主義在 20 世紀曾被瘋狂追捧。倚著戰爭動蕩的歷史大背景，從德國到法國直到整片歐洲大陸，這片土地上的每一個人，幾乎都曾熱烈地談論過存在主義。

存在主義哲學有它的魔力。那個年代，它的身上有太多攝人的標籤：反叛、危險、自由……

在它的特定歷史時期，存在主義除了是直擊人心的哲學，也是一種時髦，而存在主義者也一度成為「任何踐行自由性愛和熬夜伴著爵士樂跳舞的人的簡單代名詞」。很快，存在主義有了專屬髮型：長直；也有了它的標誌服裝：黑色高領套頭羊毛衫。

喬布斯常穿的黑色高領套頭羊毛衫

存在主義思想家自然也有他們的魅力。比如長相奇特的薩特，除了他在《時代》雜誌上的那張照片，一旁的註解是「女人被迷暈（Philosopher Sartre, women swooned）」之外，他曾有一場演講連售票處都受到了瘋狂人群的圍攻。

還有海德格爾，在 20 世紀 50 年代的歐洲，幾乎所有的哲學課堂全都在談論他的思想。

薩特的演講與葬禮

而這群思想家們迷人的大腦之後，還有一顆顆情感豐沛的心臟。情緒千迴百轉互相纏繞，在浪漫與邏輯的衝擊下，織出了一些令人嘆為觀止的人際網路。

存在主義的創始人，1889 年生的馬丁·海德格爾，在 1916 年於弗萊堡結識了現象學運動創始之父埃德蒙德·胡塞爾，並成為了他的學生。1917 年時，馬丁與埃爾芙麗德結婚，後來他們又有了兩個兒子：一個叫約爾克，另一個叫赫爾曼。

馬丁·海德格爾（Martin Heidegger），德國哲學家，曾跟隨胡塞爾學習；《存在與時間》和許多其他影響深遠的作品的作者。

1924 年，海德格爾在胡塞爾的幫助下去了馬堡大學工作，1928 年再次回到弗萊堡。對海德格爾來說，在馬堡大學的這四年並不是一段多麼愉快的經歷，他也許更多地感到了迷茫——畢竟他將那兒稱作是「迷霧的洞穴」。

不過有件事可能是例外，或者至少在迷霧的洞穴里給他增添了一點得以心生愉悅的可能。他在馬堡大學認識了漢娜·阿倫特，她是他的學生。而于海德格爾而言，那是一段「令人陶醉的婚外情」。

漢娜·阿倫特（Hannah Arendt），德國哲學家和政治理論家，1933 年逃離德國後住在美國；著有《艾希曼在耶路撒冷》等。

但是，先不要急著蹙眉，然後抱著無比同情的心態，將目光憂傷地轉向埃爾芙麗德。因為赫爾曼的親生父親並不是馬丁·海德格爾，而是一位與他母親偷情的醫生。

這件事也不知道海德格爾知不知情，反正赫爾曼是知道得一清二楚的。而將近一百年後的我們，之所以能夠清楚地知道這段過往，還要感謝赫爾曼親自揭開了這個故事。

1944 年底，同盟國軍隊迫近德國，1945 年 3 月，同盟軍抵達弗萊堡。海德格爾帶著他的學生和系裡的哲學家們找到了一處優秀的避難所：威爾頓斯坦，一座建在多瑙河邊懸崖上的宏偉城堡。薩克森-邁寧根的親王與王妃是這座城堡的主人。

今天的威爾頓斯坦城堡（Wildenstein）

以尊重的名義，我們不好隨意揣度，海德格爾之所以能夠帶著一大幫人浩浩蕩蕩地進入這座城堡避難，是因為他本人的聲望，還是因為他和薩克森-邁寧根親王妃的關係。

但至少，埃爾芙麗德·海德格爾沒有隨著他們一起去城堡的原因，應當與「薩克森-邁寧根親王妃，是馬丁·海德格爾的情婦」這件事，有點關係。

除了海德格爾，還有兩個在談論存在主義時繞不開去，也無法分而論之的名字：讓-保羅·薩特，西蒙娜·德·波伏娃。

薩特考入巴黎高等師範學校之後，很快成為在任何一個場合都能迅速吸引周圍的目光並且建立威望與名聲的人。他善於交際，毫不猶疑地主宰一個個圈子和團體，是最受歡迎的狂放的領導者。

讓-保羅·薩特（Jean-Paul Sartre）, 最重要的法國存在主義哲學家、小說家、傳記作家、劇作家、散文家、回憶錄作家和政治活動家。

那時薩特有一個「由反傳統者和煽動者組成的小團體」。他們激烈地談論哲學，抨擊現實與傳統，強勢地叩問靈魂。雖然表面上傲慢無禮，但他們「有著那種接受過無可挑剔的教育的人所擁有的從容自信。」

這個小團體很快接納了波伏娃，而薩特和她對彼此很快就從朋友成為情人，甚至遠甚於情人。毫無疑問，他們吸引彼此的點都在於那兩顆蓬勃有趣的大腦，這是一場非常柏拉圖的戀情。但拋開哲學，他們在生活上其實並不怎麼相像。

波伏娃是一個對生活充滿了熱情的人。比如，作為一個極其喜歡「吃」的作家，她曾用無比美妙的文字，翻來覆去又精彩紛呈地形容食物帶給她的歡愉：

蜜餞閃爍的光亮，果凍模糊的光澤，酸甜水果硬糖萬花筒般繽紛的色澤——綠的、紅的、橙的、紫的——我覬覦它們的色澤，不亞於覬覦她們承諾給我的歡愉。

我想要嚼碎開花的扁桃樹，咬下夕陽的彩虹牛軋糖。

她不僅在去旅行的時候，曾急迫地想要吃掉那些閃閃發光的霓虹燈招牌，甚至還曾期望整個宇宙都可以食用——「像啃掉一個薑餅屋一樣，然後啃掉整個宇宙」。

西蒙娜·德·波伏娃（Siomne de Beauvoir），重要的法國存在主義哲學家、小說家、女權主義者、劇作家、散文家、回憶錄作家和政治活動家。

除了食物，波伏娃還熱愛旅行並收集紀念品，喜歡徒步、登山。但是薩特卻不喜歡登山這種會帶來疲憊、晒傷的個人體驗不佳的活動，覺得「這種活動很討人厭，是某種侵犯他自由的東西」。

不僅不喜歡登山、徒步，薩特也不喜歡在旅行後帶任何紀念品回家。他不喜歡財物，甚至不喜歡一切具象的物品。

除了隨身攜帶的煙斗和筆（他也會經常把他們弄丟），薩特讀完的書也會很快就會送出去。在文字方面也是如此，不論誰去找他，薩特都會毫不猶豫地贈送論文，演講、序言。

但或許是因為這樣，薩特的慷慨幾乎到了驚天動地的地步。比如錢，他經常送人錢，只是為了「讓錢離他遠點兒」。他的闊綽也同樣感天動地——付小費的時候，就從隨身攜帶的一大疊現金里隨意抽出幾張。

即便是錢真的留在了他的手上，他也不會用來買那些具體的東西，而是進行一些一次性消費，比如夜間娛樂：

去某個舞廳，大筆花錢，打車去各處轉悠，等等——簡而言之，在金錢的位置上，除了回憶什麼也不能留下，有時候甚至連回憶都沒多少。

有著如此不同，但依然持續共鳴著的有趣靈魂的薩特與波伏娃，他們的確考慮過結婚。但出於對中產階級婚姻的抵觸，還有波伏娃和她母親糟糕關係的心理陰影，他們還是放棄了。

然後，在某個傍晚，他們坐在杜樂麗宮花園的石凳上「簽了一份兩年的合約」：先做兩年情侶，兩年期滿再決定是續約還是分手，或者「以某種方式改變他們的關係。」

1930 年代的杜樂麗宮花園（Jardin des Tuileries）

兩年後。薩特與波伏娃選擇了方案 C：他們達成了一種開放式的伴侶關係。但這個關係依然像合約一樣擁有兩個長期條件：1.必須誠實地告知彼此他們與他人的性關係；2.他們之間的情感關係必須始終排在首位，高於其它任何一段關係。

（不過他們其實並沒有完全遵守第一條。）

但無論如何，或許也是因為這種「開放式伴侶關係合約」的照拂，接下來那些在薩特與波伏娃身上以及周圍發展出來的，令人嘆為觀止的錯綜複雜的人際關係，似乎也脫離了有人暗喜有人心碎的套路，並且自然而然地擁有了一些別的效用。

薩特與波伏娃

比如波伏娃的第一部小說《女賓》，就取材於一段三角戀。而這段三角戀的主人公，正是她，薩特，還有她與薩特曾經的學生奧爾加·科薩凱維奇。那時的奧爾加還是薩特的情人。

後來，在小說之外，這段三角戀漸漸變成了五角戀。再過了一段時間，這場五角戀才終於宣告解散。

而當這場人數眾多、交互纏繞的複雜戀情結束的時候，奧爾加已經嫁給了薩特另一個曾經的學生博斯特，薩特正在與奧爾加的姐姐旺妲（她是一名演員）交往，波伏娃則開始與剛娶了奧爾加的博斯特偷情。而薩特與波伏娃——他們自然還是彼此最高等級的伴侶。

波伏娃小說《女賓》（L』invitée）書封

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以後，薩特帶著軍用包和靴子離開巴黎。在之後的很長一段時間內，波伏娃都不知道他被派往何處。

薩特不在的時間裡，波伏娃留在當時氣氛愈漸詭異的巴黎繼續她的工作。與此同時，她還和娜塔莉·索羅肯與比安卡·嫩費爾德發生了關係，她們是她的學生。（後來這兩位女學生也同樣與薩特發生了關係。）

1940年代的花神咖啡館 (Cafe de Flore) (Robert Doisneau)

那時的薩特雖然被送到了布呂馬爾（一個靠近德國邊境的地方），但他其實除了閱讀寫作無所事事。好在他在此期間聯繫上了波伏娃，於是除了寫日記，他還每天給波伏娃寫長信，還寫了一些筆記（這些筆記後來成為了《存在與虛無》），和《自由之路》的第一稿。

1940 年後薩特被俘，被關押在德軍 12D 戰俘營中。除了繼續試圖給波伏娃寄信，他也開始閱讀海德格爾的《存在與時間》。

再次與他失聯的波伏娃，在加入逃往西南方的難民隊伍後不久，又輾轉返回了巴黎。她繼續生活在這座「正常得有些離奇的」，塞進了不少四處巡邏的德國士兵的城市，並「恢復了在咖啡館寫作的習慣」。

1940 年代納粹佔領下的巴黎

就在波伏娃終於開始收到薩特從戰俘營寄出來的信的時候，薩特輕鬆得有些魔幻地，「越獄」了。

薩特的病眼在助他避開了前線作戰，遠離了納粹的強迫勞動之後，又一次幫到了他。因為眼睛實在疼得受不了，薩特提出了醫療申請，然後就拿到了一張去戰俘營外看眼科的通行證。薩特出示了通行證，守衛就讓他走了出去。

薩特當然就再也沒有回去。

20 世紀 40 年代後期，美國文化在巴黎的影響頗有些鋪天蓋地。爵士、藍調、拉格泰姆席捲街巷，人群湧入跳蚤市場買美式服裝，電影院里不停地放映美國犯罪電影，塞納河沿岸的舊書攤里堆著美國小說。

戰後，美國遊客開始拜訪巴黎，「有文化的紐約人開始追逐那些真正的存在主義者」。薩特、波伏娃、加繆因此接二連三地收到了來自紐約的演講及訪問邀請。

1945 年 1 月，薩特率先去了美國，可惜他的英文很爛。於是一個極其話癆的人，在這種無法自由且瘋狂地滔滔不絕的憋屈下，只好觀察、做筆記、寫文章。

除此之外，在兩個月的旅途中，他加入了一個受邀訪問的法國記者團，認識了很多人，其中一位叫多蘿麗絲·費奈蒂。她成了他的長期情人。

1946 年 3 月到 5 月，加繆周遊美國。他總是覺得自己就是個陌生人，因而表現得比薩特還要緊張。

阿爾貝·加繆（Albert Camus），法裔阿爾及利亞小說家、散文家、短篇小說作家、劇作家和活動家。

1947 年，英語不錯的波伏娃終於也去了美國。除了在最初也感受到了加繆式的困惑，她很快熟悉了紐約，也交了很多朋友，巡迴演講之餘不僅逛爵士樂俱樂部，還去電影院看滑稽片和驚悚片。

她在芝加哥同樣收穫了一位為期三年的異地（國）戀情人：硬漢小說家納爾遜·阿爾格倫（他的作品主要書寫的是「癮君子、妓女，以及美國生活的陰暗面」）。

但問題是，阿爾格倫並不甘於如此。他不但不高興屈居薩特之後，而且還想讓波伏娃移居美國。這段才分別不久就開始折磨人的戀情讓波伏娃疲憊不堪。

阿爾格倫與波伏娃

而當時的薩特也正因為政治種種腹背受敵困惑不已。於是他們一起開始服用藥物——波伏娃直接服用苯丙胺，而薩特則鍾愛一種苯丙胺與止痛藥的組合藥物：科利德藍。

1950 年，波伏娃與阿爾格倫分手。1954 年，在薩特與幾位好朋友絕交之後（其中就包括加繆），她把這些故事當作素材寫成了小說《名士風流》。小說獲得了龔古爾獎，而書的版稅足以讓波伏娃在維克多·舍爾薛大街上買下一套公寓。

波伏娃長篇小說《名士風流》（Les Mandarins）書封

波伏娃的新情人克勞德·朗茲曼（電影製片人）很快搬進了這套新公寓，1952 到 1959 年間他們住在一起。而當時的薩特依然和他的母親一起住在拿破崙酒吧樓上。於是波伏娃總是散步去找薩特，與他一起工作。

後來，薩特為了給他的年輕伴侶以法定權利，收養了奧萊特·埃凱姆-薩特。波伏娃以同樣的理由收養了她的伴侶和繼承人：希爾葳·勒龐·波伏娃。

在薩特生命的最後幾個月里，波伏娃，他的年輕伴侶兼養女奧萊特·埃凱姆-薩特，以及他的長期戀人米雪爾·維昂輪流照顧他。1980 年 4 月 14 日，薩特病逝。

而波伏娃生命的最後一段時間裡，希爾葳·勒龐·波伏娃，朗茲曼，還有一些其他朋友一起照顧她。1986 年 4 月 14 日，薩特離開整六年的那一天，波伏娃病逝。

波伏娃與薩特

一些（因薩特與波伏娃實在佔了太多篇幅所以）未來得及詳述的吵架、打架與絕交事件：

1.

埃德蒙德·胡塞爾，現象學運動之父，馬丁·海德格爾的老師，他們曾經親密到幾乎以父子相稱。但後來海德格爾漸漸覺得胡塞爾荒唐可笑，即便在《存在與時間》的獻詞里稱讚並感謝了他，這本書在一定程度上就是針對胡塞爾的。

埃德蒙德·胡塞爾（Edmund Husserl），哲學家，出生在德語區的摩拉維亞；現象學運動創始之父。

1933 年新版的《存在與時間》中，也許因為海德格爾的納粹身份而胡塞爾正是猶太人，也許還有哲學恩怨作祟，海德格爾刪去了獻詞（1935 版的《存在與時間》中，獻詞又回來了，但海德格爾聲稱這讓他付出了巨大的代價）。

戰爭爆發後，胡塞爾沒有出逃避難，一直留在家裡繼續自己的研究，直到 1938 年去世。他留下了偉大豐厚的巨量思想遺產，其手稿價值無可估量。他的葬禮，海德格爾稱病沒有參加。

第一版《存在與時間》（SEIN UND ZEIT）

2.

海德格爾與卡爾·雅斯貝爾斯（德國存在主義哲學家），也曾經親密到玩過為期一周的哲學睡衣聚會，還合作辦了本期刊《這個時代的哲學》。

除了在「哲學革命」的形式上的分歧，他們之間的矛盾還在於海德格爾的納粹身份，與雅斯貝爾斯的猶太妻子。

在因戰爭失聯，後終於再次取得聯繫後，雅斯貝爾斯寄給海德格爾一本他在 1946 年寫的探討德國人應該如何面對過去與未來的《罪責問題》，但海德格爾拒絕答覆。

問題是，雅斯貝爾斯畢生篤信的是「溝通的力量」，最見不得的就是這種沉默。他們之間倒不是說有誰正式提過「來吧我們決個交吧」，但一場決裂就是這樣悄無聲息地來了。

卡爾·雅斯貝爾斯（Karl Jaspers），德國存在主義哲學家、心理學家和政治思想家，居住在海德堡大學，直到 1948 年與妻子搬到瑞士。

3.

赫伯特·馬爾庫塞，海德格爾曾經的學生，也因海德格爾曾經的納粹身份質問他，但海德格爾仍拒絕回答。

4.

伊曼努爾·列維納斯，胡塞爾與海德格爾曾經的學生，在被俘期間讀了很多東西，思想轉向，漸漸與海德格爾的哲學翻了臉。

5.

1947 年，在一次深夜狂歡中，薩特與庫斯勒起了爭執。庫斯勒用酒杯砸了薩特的頭，加繆將手放到庫斯勒的肩膀上試圖勸架，庫斯勒反過來沖著加繆一通亂打，加繆打了回去。

然後勸架的就變成了薩特。他和波伏娃拉開兩個打架的人，將加繆塞上車，把庫斯勒丟在了街上。坐在駕駛座上的加繆一時深陷悲傷無法自拔，一邊哭一邊把車開得亂七八糟：「他是我的朋友啊！可他竟然打我！」

阿瑟·庫斯勒（Arthur Koestler），匈牙利小說家、回憶錄作者、散文家；薩特和其他人的好朋友，但與他們因為政治觀點全部鬧翻。

6.

互相寫過書評因而一見如故的讓-保羅·薩特與阿爾貝·加繆，關係曾經好到加繆曾在某個下著雪的凌晨兩點，拉著薩特坐在街上，情緒豐滿地傾訴自己的愛情煩惱。但其實他們之間一直存在著一些哲學政治上的分歧。

薩特（左）與加繆

在經過了一些哪怕時有觀點相悖但感情依舊保持著友誼和諧的年歲後，薩特與加繆之間的終極對峙於 1951 年來臨。他們在激烈地打了兩回已經上升到人身攻擊的筆仗之後徹底決裂。而當加繆在 1960 年逝世時，薩特在《法蘭西觀察家》上發表了一篇滿是真誠稱頌的訃告。

7.

薩特與海德格爾，這兩個在後世的存在主義哲學史中幾乎永遠被一同提起的人物，其實幾乎不認識。等到終於在朋友的引薦下見了面，雖然談不上互相鄙夷，但依然「非常遺憾」地「不歡而散」了。

8.

莫里斯·梅洛-龐蒂在巴黎高等師範學校時比薩特低一級。1945 年，薩特、波伏娃與梅洛-龐蒂一起創辦了《摩登時代》。而在 1951 年與加繆絕交之後，正處在革命的熱烈衝動中的薩特開始因為各種各樣的事情，持續得罪當時思想觀念已經更偏向加繆的梅洛-龐蒂。

莫里斯·梅洛-龐蒂（Maurice Merleau-Ponty），法國現象學家和散文家，專長的問題有身體、知覺、兒童發展和他人的關係；著有《知覺現象學》等。

最後一根壓垮友誼的稻草出現在 1953 年年末。梅洛-龐蒂為在《摩登時代》將要刊登發表的一篇強烈支持蘇聯的稿件寫了一篇「編者按」，表示文章的觀點並不代表雜誌的立場。但薩特在刊印前看到了這段話，然後刪掉了它——他沒有告知梅洛-龐蒂。

如同當年胡塞爾與海德格爾的絕交，他們都「認為各自正在駛向更令人興奮的新領域中，把迷失方向、誤入歧途或陷於停頓的對方甩在了後面」。這是薩特與梅洛-龐蒂的絕交。

9.

雷蒙·阿隆，正是他在 1932 年與 1933 之交的巴黎蒙帕納斯大道上的「煤氣燈」酒吧里，一邊喝著杏子雞尾酒一邊將現象學介紹給了薩特。如果這麼來看，他才是最初那個影響了薩特未來偉大哲學思想起源的人。而他們自 1947 年起冷戰多年。

薩特去世時，阿隆以「時間過去太久，承諾已經失效」為由，並沒有按他們先前說好的，「後死的那個人要在學校（巴黎高等師範學校）的校友雜誌上為先死的那個人寫一篇訃告」，為薩特寫一篇訃告。

雷蒙·阿隆（Raymond Aron），法國哲學家、社會學家、政治記者。

10.

在薩特與梅洛-龐蒂絕交之後，波伏娃也因梅洛-龐蒂在《辯證法的的歷險》中的一章《薩特與極端布爾什維克主義》而介入這場「戰爭」，然後撰文批評梅洛-龐蒂。他們自青年時代起就互相喜歡的舊交情，就此湮滅。

參考書目：《存在主義咖啡館》

註：本文所有引用內容，以及其它信息來源，包括時間、人物、地點、事件經過、信件，等等，均出自《存在主義咖啡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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