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涇陽教育盛極一時原因初探（上）
涇陽崇實書院，培養出了于右任、於佑任等民國時期中國政壇名流、學界翹楚
數百年以來，造成涇陽最大災難的事件，被歷史學家稱為「回民起義」，同治元年（1862年），涇陽縣城被破後七萬官民被屠殺，占當時全縣人口的三分之一。衙署被毀，學宮被毀，原來涇陽為陝西經濟、文化大縣
「陝以西為縣九十有六，其隸西安三十有一，而人多首涇陽，蓋關中之稱沃野。自涇之有鄭國渠始也，涇巨川，或以名州，或以名縣，而溝渠之利，縣實啟之，故涇亦莫於涇陽縣。制有七，以其川岳之古，置郵賦役之繁，曰望，曰緊，曰上，涇陽嘗居三矣。」
據不完全統計，自有明一朝涇陽縣所出進士有61人，舉人318人，清代至道光初年進士70人（文武合計），舉人共328人。被毀之前的涇陽有瀛洲書院，至城破後僅余講堂，而城外民間被屠之村比比皆是，據老年人回憶，除了部分人四散而逃之外，留在村中基本是死路一條，至於村鎮學堂、塾學、義學，和涇陽民生同樣凋敝。至同治七年，涇陽社會尚不能穩定，處於動蕩中，舊志載：「七年正月二十日，回逆擾竄涇陽，破西關，城門戒嚴。」在這種社會背景下，涇陽社會經濟各行業開始復甦，在教育方面尤為突出。二十多年時間，涇陽四大書院並立，學生數量增加，生源來自陝甘兩省周圍數十州縣。鄉鎮村落中的鎮學、村學也如雨後春筍，相繼破土。在這場復興涇陽教育的運動中，涇陽及周邊地區上至士紳，下到普通百姓，還有政府官員都付出了巨大人努力，現略述如下。
一、涇陽大商賈傾力投入，捐修復書院
涇陽在明清時期也算是一個奇怪的地方，地處內陸，也無特別之產，但涇濟地位在陝西各縣名列前茅。如地不產茶卻是中國邊茶的中心，一年銷往西北、西南、蒙古，甚至是中亞的茶葉數百萬斤；以傳統耕種為主，卻是明清時西北著名的皮貨中心；野無煙葉，卻向北京等地年銷上好涇絲煙葉數十萬斤等等，據史載涇陽的商民幾至數萬。而這些數萬商民卻為歷代縣官老爺詬病，甚至是無奈、無法，原因就是這些商人大賈不喜置地，自然也少納糧或輸租，涇陽水利腴地，但價格在清反不如明代十之一二，其情況涇陽曆任知縣有文：
「大約涇之饒不出土，故民亦不愛土，逾越險阻，履山川有數十年，不歸其廬，賈雖多何與涇，富者藏輕資謂可恃為緩急，有家累千金而田不滿百畝者。賈雖饒能與涇分疾苦乎？由是逐末之民眾，而視田若浼焉，昔之產在富，今之產在貧，無論瘠腴總為百年不變之長物，獲欲薄而谷欲賤，財不出於土，賦仍出於土，非一朝一夕之故矣。」 康熙《涇陽縣誌食貨》
「康對山云：涇陽為西安劇縣，政繁而道沖，俗美而習敝，民逐末於外者八九，此其大概也，」 唐秉剛《涇陽縣誌》
清代末年，以致於當時的涇陽縣令周斯憶撰文嘆曰：「縣西北殷家小康諸戶，多以商起家，其鄉之姻戚子弟從而之蜀、之隴、之湘、之鄂者十居六七，或老大無成，或少壯失業，家不一人，村不一家，推而計之數，不知其凡幾。」還要正民風，施教化，使重回本業。
正是不被政府重視的社會群體，在對待涇陽教育方面則是不遺餘力。同治回事之後，他們在人口減少、民生凋敝、百業蕭條之際，大力傾注於教育，才使涇陽教育大有起色，據宣統年所編《涇陽縣誌》載：
「（昧經書院）在城內東北姚家巷，同治十二年學臣許公振褘奏建，邑紳吳建勛捐地以助。（計地縱五十三丈，橫十二丈……」「十一年（光緒）吳建勛復捐地（縱四十五丈，橫十丈，又南關橫三丈一尺，縱八尺。）」
「院門東刊工……其資則由柯公倡捐千，金醵之本邑者五千金益之。以咸寧節婦趙劉氏捐千一百金，三原紳商捐千金及各州縣所集合為萬金，典田發商歲取其息，以為經費。（又咸寧節婦趙劉氏捐議平銀一百兩……又捐省城房屋一所，歲取租銀八十兩，均歸刻書之用。又臨潼紳士王傅、萬積所捐板片收存印刷，又當產銀五百，歲收租銀五十兩。已批准收入專刻十三經讀本，除將捐銀數目刊刻徵信錄外，應榜之院門以彰義事。）」
「崇實書院在味經書院之東，光緒二十二年學臣趙公維熙奏建，地址則邑紳吳氏續捐，札調綏德州學正周斯憶董事其役。」
「涇干書在城西北隅，同治八年邑紳姚慜、姚德創立。……約用銀萬兩有奇，又捐銀五千兩，發典營運，年取息七百五十兩以供修脯膏火之費。」
此次出力最大者縣東有安吳吳家，王橋姚家，捐金動輒已萬計，除復原來的瀛洲、正誼書院外，又捐創修味經、涇干、崇實三大書院。為涇陽乃陝西省培養大量的政治、經濟、文化人材，其中數人在中國成為元老極學術、政治人才。據1990年編《涇陽縣誌》載僅昧經書院：自創建迄光緒十九年(1983)，及第進士者18人，其中涇陽籍2人；中舉者72人，其中涇陽籍8人；其他登科為「副貢」、「優貢」、「拔貢」者共有22人，其中涇陽籍3人。光緒年間，味經學生曾參與咸陽、興平等縣地圖及涇陽、三原、禮泉等縣水利工程測繪。在「戊戌變法」中，有6人成為骨幹分子。「辛亥革命」及其以後，以于右任、李儀祉為代表的味經書院學生，曾在西北政治、軍事、教育文化和科技領域發揮了舉足輕重的作用。
涇陽教育的復興離不開民間的捐助，更離不開那些文人儒士不計報酬的工作，這裡以正誼書院為代表：
「每年修補供給皆取諸本金二千之息，先生積書數千卷，與生徒講學，刊前學典籍經紀，以門人相代來學之，士自備食用，不給膏火，以紹其傳。」
「副董事一員及校勘諸人均以內課諸生派充，不另給薪水。」（崇實書院）
正誼書院並非特例，那些在村、鎮官立或是公立的學堂中工作的儒生們同樣的不計酬勞付出，就如今天鄉村學校。前面所說這樣所得資金可以源源不斷，以恆久遠。其實士紳捐助除了捐錢還有支助辦法，捐商鋪、捐字型大小，在宣統志中
「咸寧節婦趙劉氏捐議平銀一百兩，已刻烈女傳及甃水池，不計外。又捐省城房屋一所，歲取租銀八十兩，均歸刻書之用。又臨潼紳士王傅、萬積所捐板片收存印刷，又當產銀五百，歲收租銀五十兩。」
用現在的話來說就是捐個公司，這樣同樣可以獲得源源不斷的錢財，以資學校等公益性行業運行。
由此推及其他，可見清代的涇陽商人及士紳對於公益性事業的支持有他特有的辦法，而學校等行業對待多餘出來的捐款也同樣有其一套獨有處理辦法，這是與明清之際涇陽三原一帶濃厚的商業氣氛有著絕大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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