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謙的反獨裁求共和的一生

原標題：徐謙的反獨裁求共和的一生

原載《聯合日報》2月10日

徐謙的反獨裁求共和的一生

張家康

徐謙（1871—1940），字季龍，安徽歙縣人。清光緒二十九年（1903）登進士，後入翰林院任編修。辛亥革命後，他參與組織並領導國民共進會，投身於反對袁世凱獨裁專制的偉大鬥爭。大革命時期，積極反對蔣介石的軍事獨裁統治，為此受到政治迫害，避走香港。他是中華民國時期著名的政治家和法學家。

來到孫中山身旁

1912年8月，徐謙作為國民共進會的主要代表，參與同盟會、統一共和黨、國民共進會、共和實進會和國民公黨的多次會晤，反覆磋商合併為統一政黨的事宜。8月25日，上述五個政治團體正式改組為國民黨，並在北京召開成立大會，他當選為黨部參議。

1913年3月20日，國民黨代理理事長宋教仁被袁世凱殺害於上海滬寧車站。頓時，舉國震驚，二次革命爆發。徐謙在《民權報》發表《布告國民》，控訴袁世凱的14條罪狀，指出宋教仁被刺一案，已足以證明袁世凱所把持的政府，是「無惡不作之政府」，「民國根本，共和基礎，已為萬惡無道之民賊破壞以盡。吾民國再不能姑息養奸。」號召全體國民同仇敵愾，排除袁世凱的獨裁專制。

二次革命失敗後，他秘密潛回上海，終日苦悶憂鬱，常常喟然長嘆：「手中沒有倒袁的刀！」其兄勸他皈依上帝，他愀然作答：「祈禱上帝，若如袁即死，我則百拜而不悔。」袁世凱命歸黃泉後，中國的共和政體之路，依然是步履維艱。為此，孫中山倡導護法運動，他積極響應，毅然南下廣州，來到孫中山身旁。

1917年9月1日，國會非常會議在廣州召開，孫中山當選為中華民國軍政府大元帥，他為大元帥府秘書長。次年6月，孫中山受舊桂系軍閥排擠，大元帥制改為「七總裁」合議制。孫中山委派他為全權代表參加政務會議。他憑著聰明才智，斡旋於新舊勢力之間，敦促軍政府堅持護法態度，反對與北京政府議和。

1921年5月，孫中山在廣州任非常大總統。他先後被任命為司法部部長、最高法院院長、大理院院長等，參與制定和推行一系列改革吏治和保障人民權利的法令、措施，如頒布工會法，承認勞動者有集會結社、同盟罷工的權力。孫中山在討伐陳炯明時，他被委派為駐滬全權代表，負責辦理和平統一事宜，成為孫中山的重要骨幹。

力勸馮玉祥加入國民黨

中國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後，北伐革命掀起高潮。他最早看出馮玉祥傾向革命、倒戈直系的進步性，還在1920年9月，他便與馮玉祥多次接觸。馮玉祥在回憶錄中說：

「首都革命期間，徐季龍先生奉孫中山先生之命，常常住在我們軍中，……多次和我商洽反直大計，……我一面由於內發要求的驅使，一面為了各位朋友的有形和無形的鼓動，誓必相機推倒曹、吳，縮短這一禍國殃民的戰爭。」

北京政變後，他和李大釗特意安排蘇聯駐華大使加拉罕與馮玉祥會晤，有意識地讓孫中山的政治顧問鮑羅廷視察馮玉祥部，促成蘇聯顧問團向馮部派遣軍事和政治顧問。他還幫助馮玉祥創辦今是學校，收容因參加「五卅」運動而被開除的大中學生，並挑選其中的優秀人才，建立國民軍政治部。

1926年1月，在中國國民黨第二次代表大會上，他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兼國民黨北京執行部主任。3月12日，日本軍艦炮擊駐天津的馮玉祥的國民軍，以掩護奉系部隊在大沽口登陸，進而佔領北京。國民軍憤而反擊，日軍陰謀未能得逞。於是，日本聯合英、美等國公使，向北洋軍閥政府提出撤除津沽防務的「最後通牒」。

在北京的國共兩黨負責人聞訊後，立即開會商討對策。他以國民黨代表的身份同李大釗領導的中共北方區委決定，由國民黨北京執行部牽頭，於3月18日在天安門召開各界人士參加的國民大會，反對日、英、美等國的最後通牒。

這天上午，北京學生和民眾十餘萬人潮水般地湧向天安門廣場，徐謙任大會主席團主席，並發表慷慨激昂的演說。會後，群眾赴執政府請願，遭軍警槍擊，死47人，傷200餘人，他和李大釗等受通緝，是為魯迅所稱的民國以來最黑暗的一天。

為暫避風頭，他接受蘇聯顧問的建議，陪同馮玉祥考察蘇聯。旅蘇期間，他對改組後的國民黨充滿信心，并力勸馮玉祥加入國民黨。從蘇聯回來後，馮玉祥便在綏遠五原誓師，宣布國民軍全部加入國民黨，參加國民革命。

公開進行同蔣介石的鬥爭

北伐革命節節勝利，蔣介石倨功自傲，挾權自重，顯露出以軍治黨的傾向。為遏制剛剛抬頭的軍事專制的趨勢，1926年12月13日，徐謙、宋慶齡、陳友仁和蘇聯顧問鮑羅廷舉行聯席會議，決定在中央黨部與國民政府未遷來武漢前，成立黨政臨時最高權力機構，即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暨國民政府委員臨時聯席會議，徐謙為主席。

次年1月3日，蔣介石自恃軍事實力，非法決定中央黨部與國民政府暫駐南昌，以實行他的以軍治黨、以軍治政的政治企圖。徐謙和宋慶齡等強烈譴責蔣介石另立中央、分裂國民政府的行為，要求蔣介石立即撤消南昌政府，讓在南昌的中央委員和國民政府委員來武漢報到。2月9日，國民黨左派在武漢召開高級幹部會議，決定由徐謙、吳玉章、鄧演達、孫科、顧孟余組成行動委員會，公開進行同蔣介石的鬥爭。

蔣介石慣為賊喊捉賊的伎倆，在南昌發表演講，反誣徐謙為獨裁者，「彼有何等根據，而自為漢口聯席會議之主席。且不奉黨之命令，是非獨裁者而何？此外決無獨裁者也。」徐謙也針鋒相對，發表文章指出：「是黨服從總司令，還是總司令服從黨，必須在事實上弄對了。不然，革命的前途是危險的。」他還告誡蔣介石，「任憑那行獨裁製的人有多大的本領，若是一意孤行，沒有不失敗的。」

國民黨二屆三中全會召開時，徐謙為主席團成員，他在會上領銜提出「提高黨權案」和「反對軍事獨裁成立軍事委員會案」等。在徐謙等的努力下，二屆三中全會針對蔣介石的軍事獨裁，通過了諸多決議案。徐謙在這次全會上當選為國民黨中央常委兼政治委員會委員、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團成員、國民政府常委兼司法部部長。

不得不出走香港定居九龍

蔣介石在上海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時，徐謙和吳玉章、鄧演達、宋慶齡、毛澤東等聯名發出討蔣通電，譴責蔣介石已成為「總理之叛徒，本黨之敗類，民族之蟊賊，」「唯有依照中央命令，去此叛徒。」蔣介石則憑藉手中的軍權，發出通緝令，在長長的197人的黑名單中，徐謙名列首位。他的人身安全受到威脅，不得不出走香港，定居九龍，以律師職業謀生。

1933年10月，李濟深、陳銘樞、蔣光鼐會同徐謙等在香港密謀，策劃以旨在以聯共、反蔣、抗日為目的的政治事變。福建事變發生後，正式成立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他當選為政府委員兼司法委員會主任委員。次年1月，福建事變失敗，他又避難香港。

抗日戰爭全面爆發時，他擔任國防最高會議參議員和國民參政會參政員。他雖已年老體弱，仍然為抗日救亡而辛勞奔走。他往返於南亞諸國的華僑之中，宣傳抗日，籌款勞軍和救濟難民。他還讓夫人將在新加坡舉辦畫展的全部收入，捐贈給九龍中國難童工藝救濟院。

1939年10月，他因病赴香港治療，在病痛中，仍以國家前途、民族命運為念，一再叮囑：「國難非團結一致不能排除。政治非根本澄清，國家永無清明之日。」次年9月26日，徐謙病逝，終年70歲。徐謙逝世後，中共中央主要負責人都送來輓聯。毛澤東的輓聯是：

「存亡攸關，抗戰賴持久，而今正是新階段；

死生同慨，團結須進步，豈能再抄舊文章。」

朱德、彭德懷、葉劍英的輓聯是：

「安得橫磨十萬，斬盡姦邪，慰先生平生抱負；

謹率貔貅百旅，掃蕩妖氣，還中華錦繡河山。」

周恩來、鄧穎超的輓聯是：

「國難方殷，老成凋謝，願先生精神不死；

抗戰正急，團結頻危，幸同胞萬眾一心。」

徐謙一生著作頗豐，有《民約總論》《刑法叢編》《勞資合一論》《詩詞學》《筆法薈談》和《徐季龍先生遺詩》等。

作者簡介 張家康，文史作者。中國文字著作權協會會員。福建《黨史月刊》特約作者。著有《新青年 時代巨變中的人與事》（北京大學出版社）。在全國公開發行的報刊上發表了諸多文章。這些文章中，多篇被文摘報刊和香港《文匯報》、美國《僑報》等報刊轉載。多篇被一些叢書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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