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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員 李偉

編輯：牛綺思

（本文刊發於《中國經濟周刊》2018年第6期）

最近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強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我國經濟發展也進入了新時代」，這是對我國經濟發展階段變化作出的重大判斷，是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確定經濟發展思路、制定經濟政策、實施宏觀調控的根本出發點。

如何理解「不平衡」「不充分」？

改革開放得到廣大人民的高度擁護，經過40年的發展，我國經濟發展面臨的匱乏、貧困、短缺問題，也就是「有沒有」的問題總體上已得到成功解決，國內生產總值穩居全球第二，人民生活顯著改善，人均GDP接近9000美元，從根本上顛覆了「短缺經濟是社會主義經濟的主要特徵」的錯誤論斷，國際地位大幅提高。

然而，正如鄧小平同志晚年指出的那樣：「發展起來以後的問題不比不發展時少。」我國經濟社會發展逐步出現了許多新的歷史特點，在總結這些特點的基礎上，黨的十九大對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表述進行了修改，強調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這是自1981年以來，第一次正式調整對社會主要矛盾的表述，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具有充分的實踐和理論依據。理解這個新矛盾，關鍵是理解「不平衡、不充分」。

關於「不平衡」，講的是經濟社會體系結構問題，主要指比例關係不合理、包容性不足、可持續性不夠，制約生產率的全面提升。「不平衡」主要表現包括：實體經濟和虛擬經濟不平衡，我國金融業增加值佔GDP比重為主要經濟體最高，超過金融業高度發達的美國和英國，資金「脫實向虛」現象比較突出。區域發展不平衡，區域間差距自2006年以來逐步縮小，但近兩三年出現再度擴大的勢頭。城鄉發展不平衡，2017年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農村居民的2.71倍。收入分配不平衡，2017年基尼係數還在0.4677，仍處在較高水平，而且，近年來又有擴大的兆頭。經濟與社會發展不平衡，醫療、教育、養老等方面，人民群眾仍有不少操心事、煩心事。經濟與生態發展不平衡，大氣、水、土壤污染挑戰十分嚴峻。

「不充分」說的是總量和水平問題，主要指發展不足、潛力釋放不夠、發展中還有很多短板，發展水平特別是人均水平同世界先進國家還有不小距離。「不充分」具體也有許多方面表現：市場競爭不充分，市場准入還存在限制，行政性壟斷、所有制歧視時有發生；效率發揮不充分，資本投資效率逐年降低，全要素生產率水平僅為美國的43%左右；潛力釋放不充分，我國人均GDP僅為美國的14%，歐盟國家的25%，仍有巨大的提升空間；有效供給不充分，居民消費結構加快升級，而新產品和新服務的供給能力跟不上；動力轉換不充分，創新驅動增長格局尚未真正形成；制度創新不充分，有利於落實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制度環境還未全面形成。

主要矛盾事關全局，主要矛盾的變化決定了我國經濟工作的方向和重點，一切工作都要圍繞如何解決好主要矛盾展開。

轉向高質量發展需處理好五方面關係

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時代的最鮮明特徵，是我國經濟由高速增長轉向高質量發展,這是我國經濟發展階段、經濟增長規律所決定的。

從我國經濟發展階段來看，過去一度依賴勞動力、資本、資源和外部市場擴張支撐的增長方式面臨拐點，世界新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方興未艾，只有實現高質量發展，才能適應科技的新變化、人民的新需要。

從經濟發展規律來看，經濟發展是一個由不平衡到平衡、由低水平平衡到高水平平衡的發展過程。解決經濟社會體系出現的新的不平衡、不充分，本身就是培育增長新動力、提高發展質量的過程。

另外，從國際經驗教訓來看，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一個共同特徵是實現了發展由量到質的轉型。如果實現不了高質量發展，就會徘徊不前甚至倒退。即使是成功轉型的國家，經濟發展也是螺旋式上升的過程，而不是線性的上升，量積累到一定階段，必須轉向質的提升，我國經濟發展也要遵循這一規律。

那麼，究竟什麼是高質量發展、如何轉向高質量發展？這需要從理論和實踐的結合上做出回答，筆者認為需要著力處理好以下5個方面的關係。

一是供給和需求的關係。供需關係，是經濟運行中的基本關係，主要矛盾的變化，一定意義上說就是由於供給和需求都發生了變化，原有的平衡被打破，而尋求新的平衡。

居民的需求內涵大大擴展，需求層次不斷提升，對多樣化、個性化、多層次商品和服務的需求，對人的全面發展和社會全面進步的需求都不斷增加，但現有的供給體系還不能充分滿足這些需求，許多產品仍處在價值鏈的中低端。實現高質量發展，就是要順應、培育和釋放新的需求，拉動供給側的轉型升級，在更高水平上實現供需平衡。

二是投入與產出的關係。以較小的投入實現較高的產出，是經濟發展質量和效率的基本要求。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長期處於短缺經濟狀態，資本、勞動力等很多生產要素還處於閑置狀態。這一階段的經濟增長，可以主要依靠生產要素的粗放式投入，利用規模效應，實現量的快速擴張。

近年來，我國土地、勞動力、能源資源等主要生產要素的供給都面臨瓶頸，只能更多依靠生產率提升和體制機制創新，更高效、更集約地發揮現有要素的潛力，更好地依靠技術進步和勞動者素質提高，才能從粗放型增長轉向集約型發展。

三是政府與市場的關係。這是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問題，也是關係實現高質量發展的重大問題。

過去相當長一段時間，我國屬於追趕型經濟體，可以模仿發達經濟體系的產業結構和技術路線，在這個階段，發揮政府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制度優勢，充分調動分散和閑置的資源，實現基礎設施、產業體系等方面的跨越式發展，實踐證明是有效的。

進入高質量發展階段，我國許多領域已經進入或接近世界技術前沿，下一步產業升級和技術進步的方向，並沒有現成的路徑可以模仿。尤其要充分認識到，我國經濟發展與世界的融合度越來越高，市場是國際化的市場，競爭是國際化的競爭，規則是國際化的規則，因此，在市場與政府的關係上，就要更充分地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讓千千萬萬的企業充分地進行試錯，找到技術進步的路徑和方向，同時更好地發揮政府的作用。

四是公平與效率的關係。這是人類社會永恆的課題，也是關係我國能否順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實現全面建設現代化強國目標的關鍵問題。

經濟發展過程中，做大蛋糕和分好蛋糕不是矛盾的，而是統一的。經過40年的快速發展，我們的蛋糕逐步做大，同時收入差距、財富差距等分配問題也凸顯出來。當前，分好蛋糕和做大蛋糕同樣重要，更好地分配有利於激發各種生產要素特別是勞動者的積極性，進一步擴大中等收入群體，提升全社會的購買力和穩定性，創造更大規模的市場，反過來進一步促進經濟效率的提升。

五是國內和國外的關係。高質量發展離不開高質量的對外開放。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充分抓住全球化和主要經濟體產業轉移的機遇，發揮勞動力成本低、產業配套齊全、基礎設施完善等優勢融入國際市場，快速成為「世界工廠」。2008年金融危機後，全球進入了大變革、大調整時期，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力量對比發生變化，新一輪產業和技術革命加快孕育。

轉向高質量發展，我國需要抓住新一輪國際分工調整的新機遇，培育競爭新優勢，爭取在全球產業鏈和價值鏈中的更高地位，並通過積極構建新型大國關係和人類命運共同體，促進全球治理變革朝更加公平正義方向發展，為我國及廣大發展中國家爭取更有利的發展環境。

我國經濟已經初步具備轉向高質量發展的基本條件

2017年，我國經濟結束6年連續下滑，呈現宏觀趨穩、微觀向好的積極局面，結構發生積極轉變，增長動力穩步轉換，經濟轉向高質量發展的特徵更趨明顯，我國經濟已初步具備轉向高質量發展的基本條件。

一是經濟增速由降到穩的態勢更加鞏固。2017年我國GDP增速小幅回升至6.9%，並連續10個季度保持在6.7％至6.9%之間。經濟增速與就業、物價、效益等指標更趨匹配，已逐步調整至與中高速增長潛力相適應的水平。

二是增長從投資驅動為主轉向消費驅動為主。2017年我國固定資產投資增長7.2%,實際增速低於GDP增速，這是自2001年以來從未有過的現象。同時，我國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超過5.4萬億美元，經濟增長對投資邊際依賴下降，而更多依靠消費驅動。

三是風險從不斷聚集轉向逐步釋放。積極通過去槓桿、規範舉債行為和嚴格金融監管等系列措施，我國宏觀槓桿率增速明顯放緩，同時金融部門槓桿率有所下降，資金脫實向虛問題有所緩解，風險快速積累態勢得到初步遏制。

四是就業由數量壓力轉向質量壓力。過去5年，我國每年新增城鎮就業人數穩定在1300萬左右，GDP每增長一個百分點，拉動新增就業人數約180萬，增長對就業的吸納能力增強。城鎮調查失業率和登記失業率均創近年來的新低，總量層面的就業壓力並不突出，但是勞動力市場分割、就業環境不佳、就業崗位供需錯配等質量短板，與產業升級、中等收入群體擴大不相適應的問題逐步凸顯。

五是世界經濟從復甦乏力轉向普遍復甦。2017年，國際貨幣基金組織3次上調對全球增長的預期，OECD監測的45個經濟體全部實現正增長，GDP排名前50的經濟體有32個2017年增速預計超過2016年。近期，國際組織對2018年經濟的預測大都較為樂觀。世界經濟復甦範圍的拓展，為我國增長階段轉換創造了有利的外部條件。

展望2018年，我國經濟有條件繼續保持在中高速增長平台上平穩運行。一是投資增速緩中趨穩。受規範地方債和房地產調控影響，基礎設施和房地產投資增速將略有下調，但製造業投資增速企穩回升，可能對沖部分下行壓力，投資整體增速全年有望穩定在7%左右。二是消費貢獻有望繼續提升。消費升級態勢不減，電子商務、新零售、共享經濟等新型消費業態湧現，消費整體增速預計將在10%左右。三是出口增長總體平穩。世界經濟延續復甦態勢，大宗商品價格溫和上漲，投資品貿易預計逐步恢復，出口增長總體穩定，即便考慮到2017年高基數，增速回調幅度也較為溫和。

綜合判斷，2018年我國經濟運行有望延續增速穩、就業穩、物價穩、效益穩的「多穩」局面，有望實現黨的十九大之後經濟發展的良好開局。但與此同時，也要注意防範和化解重大風險，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風險的底線，有效應對外部不確定性的衝擊，有序排除長期積累的風險隱患，為高質量發展積累更多有利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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