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丨王振忠：徽州文書與明清以來的中國史研究

原標題：思想丨王振忠：徽州文書與明清以來的中國史研究

徽州文書與明清以來的中國史研究

作者簡介丨王振忠，復旦大學中國歷史地理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導師，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首席專家。

原文載丨《安徽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8年第1期。

摘 要

近數十年來，中國各地都陸續發現了不少民間文獻，其中，徽州文書無疑是最為重要的一種。較之其他區域的民間文獻，徽州文書所獨具的優勢在於——具有相當規模的同類文書前後接續、自成體系，而且，各類文書又可彼此補充、相互印證。大批徽州文書的發現，使得歷史學者可以立足於徽州區域研究提供的豐富內涵，深化對整體中國的認識，更好地解釋中國的大歷史。即將出版的《徽州民間珍稀文獻集成》三十冊，所收文獻多是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以來由民間收藏家經精心挑選所獲的稀見史料，對於商業史、歷史地理、社會史、法制史等方面的研究皆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本文即簡要概述相關文書的主要內容及其價值所在，希望進一步推動徽州文書與明清以來中國史研究的進展。

【一】

新安故郡，古歙新城，山明水秀，人傑地靈。

履黃山而登白岳，然登畫閣朱欞；游練水以玩秀溪，不少茂林修竹。

試看一村一落，咸居萬戶人煙；某里某村，慕千年宗族。

素稱勝地，宿號名區，居是邦者，不亦樂乎?

奈無良田萬頃，空餘大廈千間；雖生居於故國，常作客於他邦。

別堂上高年父母，淚自漣漣；拋閨中弱質妻兒，心猶悒悒。

僕僕風塵，別故鄉而竟去；依依楊柳，向異地以馳驅。

將見下漁灘，過箬嶺，淼淼兮煙波，蒼蒼兮雲影。

或四海以寄萍蹤，或三次而投市井。

夕陽古道，誰憐帽影鞭絲；海角天涯，自嘆橋霜店月。……

這篇《新安賦》，未見於此前的任何傳世文獻，寫作年代不詳，作者更不知姓甚名誰，但其文字卻頗為雅緻，對黃山白岳間風俗民情之刻畫亦極其生動，從中可見:在傳統時代，吃苦耐勞的徽州人，或沿著新安江的三百六十灘，或順著先人在徽杭古道上鋪砌的石板小路，前仆後繼地外出務工經商，開行設鋪。他們憑藉著堅韌的毅力和頑強拼搏，創造出長江中下游各地「無徽不成鎮」的奇蹟……此類的文字描摹，可謂徽州研究之第一等的好材料。

類似於此的民間文獻，我在近二十年來百餘次的實地考察中曾收集到許許多多……

徽州文書是指在皖南舊徽州府一域發現、由徽州人手寫的各類文獻。從數量上看，徽州遺存有目前所知國內為數最多的民間文獻，其規模在迄今發現的各類地域文書中首屈一指。而從內容上看，除了狹義的契約文書之外，徽州民間文獻還包含日記、書信 (包括原件、信底及活套) 、賬冊、雜抄 (或亦稱「碎錦」「雜錄」) 、啟蒙讀物、日用類書和訴訟案卷等。由於徽州「賈而好儒」的傳統，因商業發達滋生出極為濃厚的契約意識，以及凡事必記、有聞必錄的日常生活習慣，使得徽州文書的種類繁多，內容具體而微，此一特點在很大程度上為其他地域的現存文書所望塵莫及。從形式上看，徽州文書既有單張的散件，又有成本的簿冊。而從其涉及的範圍來看，徽州文書反映的地域範圍極為廣闊，這與明清時代徽商之無遠弗屆以及徽州文化極強的輻射能力密切相關。可以說，研究明清以來的中國史，特別是南中國的社會歷史，徽州文書之重要性難以忽視。

迄今為止的徽州文書之收集、整理和研究，已取得重要進展。特別是上個世紀九十年代以來徽州文書之再度大規模發現，徽州文書已由一般人難以企及的珍稀文獻，一變而為明清史學工作者案頭常備的一般史料。不過，就目前徽州文書資料的整理與出版來看，仍然存在兩個方面的不足:

其一，自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以來，無論是公藏機構還是私人收藏家，都積累了相當多的徽州文書。而迄今為止出版的徽州文書，則以公藏機構的土地契約佔絕大多數。雖然說「百年無廢紙」，尚存天壤的所有故紙，都自有其相應的價值，但在汗牛充棟的田土買賣契約文書之外，反映其他紛繁社會生活的各類文獻也更值得我們重視。因為有時一冊上好的稿本、抄本，就能解決一個較大的歷史問題，而這可能是成千上萬份制式化的土地契約 (即使它很成規模，也都歸屬於一家一戶) 都難以望其項背的。不過，目前對徽州文書稿本、抄本的披露和出版仍極為有限。

其二，徽州文書的數量相當龐大，但因其分散於各類公藏機構以及私人收藏家手頭，迄今得以披露者仍然只佔冰山一角。許多公藏機構 (特別是博物館、檔案館) 庋藏有不少珍稀文獻，但囿於各種不合理的規章制度，對學界開放的程度頗為有限。而私人收藏家中的不少人，或因其非專業研究者，或因其關注的重點有所不同，諸多珍稀文獻難以得到有效的利用。這些，都造成了學術資源的閑置乃至浪費。

有鑒於此，筆者聯合一批民間收藏家，並得到個別公藏機構的部分支持，決定出版《徽州民間珍稀文獻集成》，希望化私為公，讓祖先傳下的故紙化身千百。根據最初的設計，本叢書在原則上不收錄此前常見的土地契約，主要輯錄徽州日記、商書 (商業書和商人書) 、書信尺牘、訴訟案卷、宗教科儀、日用類書、雜錄和啟蒙讀物等，所收文獻皆具有較為重要的學術價值。文獻的現存形態既有稿本、抄本，又包括具有徽州特色的刊本、富有學術價值的印刷品等，以及一些成規模的抄件。

【二】

本人的此一倡議，得到不少同好的積極回應。目前徵集到的文獻多達數百種，我們從中遴選了一部分，出版《徽州民間珍稀文獻集成》，這些資料具有多方面的學術價值，以下簡要分類論述。

(一) 商業史研究

徽商是明清時代的商界巨擘，歷來備受關注。1947年，傅衣凌發表《明代徽商考———中國商業資本集團史初稿之一》一文，多側面論述了徽商之發展及其在中國商業史上的地位，開創了徽州研究的新天地。在海外，首先系統研究徽商的是日本學者藤井宏，他於1953年發表長文《新安商人的研究》。此後，徽商研究一直受到學界的高度重視，葉顯恩、張海鵬、王廷元、唐力行、王振忠、王世華、周曉光、李琳琦、馮劍輝以及日本的臼井佐知子等，都先後出版專著詳加探討。近年來，利用新發現的徽州文書從事徽商研究，受到學界愈來愈多的關注。特別是在宏觀描述已幾近飽和的背景下，新史料之開掘和細緻的深度探討，顯然是推進相關研究的重要途徑。

《徽州民間珍稀文獻集成》收錄的文獻中，包含有多種珍稀的徽商史料。在徽商研究中，鹽商 (特別是以揚州為中心的兩淮鹽商) 一向是相關研究的重中之重。在這方面，出現了多種全新的史料。例如，清代佚名抄錄的《揚州徽商與各地往來書信》1冊，收錄有徽商書信180餘封，內容主要是兩淮鹽商之間的魚雁往還。《鹽商汪氏漢、揚兩地書信》謄稿1冊，為清嘉慶年間坐鎮漢口的徽州鹽商汪某與其委派在揚州的執事之間的往返信札。在彼此的噓寒問暖、互訴衷腸中，我們不僅可以了解兩淮鹽務的商業規範以及口岸之銷鹽狀況，而且還能看到一些著名的鹽商 (如鮑有恆、鮑方陶、尉躋美、程儉德、王允濤、吳公和、蕭怡茂等徽商西賈) 之活動身影。《志徽在邗寄里家書底稿》一書，則是休寧藍田人謄錄的信底，反映了嘉慶十八年至二十四年 (1813—1819年) 揚州鹽商與桑梓故里的通信。上述三種與揚州鹽商相關的信函底稿，對於清代前期徽商與兩淮鹽政史的研究，具有頗為重要的學術價值。

類似的資料，還有《淮北鹽商程德中公文匯抄》1冊。該書收錄了徽州籍鹽務總商程儉德屬下的淮北鹽商程德中鹽店之公文匯抄，其時間跨度從乾隆四十二年 (1777年) 迄至嘉慶初年，涉及的地域包括皖、豫二省的六安州、光州和光山縣等地，其內容則收錄了百餘件原、被告的稟帖、答辯、甘結以及州縣、鹽院、巡撫和總督有關鹽業經營的公文，並抄錄了嘉慶皇帝的相關上諭。此書的價值在於:在18世紀，因複雜的自然及人文環境，淮北引岸長期是兩淮鹽務中的「疲岸」，但以往所見的史料，除了少量官方奏疏和個別碑刻中的隻言片語偶有涉及之外，相關的史料較少。而《淮北鹽商程德中公文匯抄》的內容極為細緻、翔實，為研究盛清時代淮北鹽務之實態，提供了相當重要的新史料。此外，同治年間《淮鹽總局按照花名、引數售鹽付課總賬》，記錄了商家「豫隆祥」的淮鹽銷售及鹽課狀況，是清代兩淮鹽務的珍稀史料。對於此類資料的發掘與利用，無疑會將相關研究推向一個新的高度。

在清代，揚州的八大鹽務總商家族之中，除了程氏之外，還有歙縣的其他一些商人。《二房貲產清簿》抄本1冊，收錄了清咸豐八年 (1858年) 歙縣鹽商江仲馨的分貲產簿和同治十二年 (1873年) 二房江繁禧的貲產清簿。江仲馨系歙縣江村人，曾代理揚州總商領銷和州引鹽3776引達四十餘載。為此，他在和州置下大批田地、房產。道、咸之際，因淮南鹽政改革及隨後的兵燹戰亂，江氏鹽商遭受到嚴重打擊。此一文獻，對於考察19世紀徽州鹽商之盛衰遞嬗極具史料價值。前述江村江氏是揚州鹽務八大總商家族之一，而歙縣許村許氏也是類似的另一總商家族。《許村許氏訴訟文書抄本》1冊，收錄了乾隆、嘉慶年間的四份房地契抄件以及道光十年 (1830年) 的十餘份訴訟文書。當事人許恆吉、許安吉皆為歙縣許村人，他們分別在揚州東台縣和安徽定遠縣北爐橋鎮經商。抄本的主要內容是有關歙縣許村的房產訴訟，從中反映了中小鹽商彼此之間的糾紛。《疏文誓章稿》抄本1冊，收錄了清康熙五十七年 (1718年) 歙縣鹽商「錫」與二弟「鍾」 (字伊黃) 為財產糾紛而寫下的相關文字。其中的一份信稿，詳細開列出自康熙三十九年至康熙五十五年 (1700—1716年) 間安慶鹽店的收支賬目，並對此作了詳細的說明。徽州姚繼澤《尺牘 (全) 》抄本，主要謄錄徽商的書信底稿，內容聚焦於清代道光中葉淮北鹽務改革時期的票運、票販及鹽場狀況。除鹽業之外，少量信底亦涉及典當業。該書的主體部分是研究徽州鹽商與道光年間淮北票鹽改革的珍貴文獻，頗為少見。上述各種文書，對於研究徽州鹽商的社會生活、經營狀況以及訴訟糾紛等，都提供了相當翔實的史料。

以往，我們對於鹽商中的運商了解較多，但對於場商 (垣商) 則所知甚少。上述的多種文書，都是有關運商的珍稀文獻。不過，在《徽州民間珍稀文獻集成》中，我們還是幸運地收錄了三種反映場商活動的文書資料。其一為《鹽業文契遺存》，內容是有關清康熙、乾隆、嘉慶等時代淮鹽買賣和鹽業方面的租約合同契紙。其二是《亭灶呈報清冊留存》，內容主要是清嘉慶年間淮鹽垣商張振隆等11家鹽店各自屬下的亭灶及灶戶口數呈報之清冊底稿 (含稟帖1件) 。其三是嘉慶十八年 (1813年) 十月的《鹽業傢伙賬》。這三種資料，都是乾嘉時代與歙人張振隆店號相關的文書，對於細緻探討徽州鹽商在鹽場之經營活動和兩淮的生產關係等頗多助益，是相當罕見的珍稀文獻。

在傳統時代，鹽商與醬商往往是二位一體，但有關徽州醬商的材料一向頗為少見，以至於迄今為止尚未有專門的學術論文加以探討。《祁門吉春永記鹽醬店文書存底》抄本1冊，收錄了清同治十二年 (1873年) 「吉春永」鹽醬店的頂受約據、醬園租約和新立合同等，這對於研究太平天國戰後鹽醬店的經營，提供了第一手的資料。

除了鹽商、醬商的經營史料之外，還有不少鹽商宗族方面的文書。清乾隆《岑山渡程氏支譜》抄本6冊，前五冊分別標有「壹」「貳」「叄」「四」「五」，另有未標明冊數的合訂本一冊，此合訂本的前一部分為「程氏天下統宗源流宗譜」，後一部分標作「岑山渡派轉遷於外略輯以備查考」 (從中可見岑山渡程氏外遷各地的情形) 。另一冊《岑山合族置產簿》抄本，收錄了明萬曆二十二年 (1594年) 的《眾議條款》、萬曆二十三年 (1595年) 的《第五房管年邀仝族眾並經收人誥塋言》和清乾隆二十七年 (1762年) 的祠產清單等。上述兩份文書中的「岑山」即歙縣岑山渡，此處位於新安江畔的水南鄉，是清代揚州鹽務總商程氏家族的桑梓故里。揆諸史實，岑山渡程氏是清初最早出現鹽務總商的一個家族，國內現存的多種《岑山渡程氏支譜》皆為刊本，而此處收錄的抄本則為目前所僅見。書中對於淮揚鹽商的記載尤為詳細，故而具有特別重要的學術價值。而《岑山合族置產簿》中收錄的祠產清單和宗族管理條例等，可以與《岑山渡程氏支譜》以及前揭的《淮北鹽商程德中公文匯抄》等資料比照而觀，對於研究大徽州 (旅外徽商活動的範圍，特別是長江中下游一帶) 與小徽州 (徽州一府六縣) 的相互關係，提供了頗為翔實的新史料。

在傳統時代，鹽業、典當和木材是徽商最具特色的經營領域。在《徽州民間珍稀文獻集成》中，有關木材、典當的文獻也多有收錄。例如，雍正年間婺源木商俞氏的《長江放排札記》，內容包括途經湖口、蕪湖、贛州等關的量排錢糧，以及婺源木材商人之訴狀和放排承攬憑單，等等。《道光許惇大號典規文約簿冊》抄本，為同治年間歙縣岩寺夏官第許氏輯錄，該書的內容即與「徽典」有關。道光二十五年 (1845年) ，衢州府龍游縣城內河西街余、程兩家合開有惠和典。及至道光三十年 (1850年) ，因資本不敷，該典產出頂於許用先名下，為此，書中收錄有典規章程、典帖執照和出頂典契等方面的內容。與之相關的還有咸豐年間的《妝奩匯記》和同治年間的《古董匯記》，這些，對於探討徽州典當業之運作以及徽州典商的家庭生活等，都具有重要的史料價值。

在明代，「鑽天龍游遍地徽州」之諺一度為世人耳熟能詳。及至清代，即使是在龍游商幫的桑梓故里，徽商的活動仍然極為活躍。一些徽商往往是多種經營並舉，上述歙縣岩寺夏官第許氏，不僅在浙江龍游縣從事典當業經營，而且還在當地廣置田產，經營糧食生產，並開設「許春和號」釀酒作坊。關於這一點，《龍游許春和號釀酒登記簿》一書，就反映了同治二年 (1863年) 八月至同治三年 (1864年) 三月二日釀造傳統米酒的流水賬，內容包括釀造的工序、方法、配方、成本核算和包裝方式等。這些，不僅是探討徽商酒業經營的珍貴史料，而且，對於徽州名酒「甲酒」之研究，亦提供了頗為稀見的史料。

明清時代，徽州是目前所知商書編纂最多的地區。作為商賈之鄉，徽州的商書編纂蔚然成風，而商書的大批出現，又培養了一代又一代的徽州商人。關於這方面的資料，《徽州民間珍稀文獻集成》中收錄了不少新的文獻。例如，由鄭紫琳抄錄的《商賈便覽》，推測為光緒十七年 (1891年) 抄本，主要內容是逐日風暴日期、天時占驗、各路地頭所產米糧、各處糧食、商賈十則要言和士商十則要言。在傳統文獻學領域，以「商賈便覽」為題的商書，最為著名的首推乾隆時代吳中孚所編的刊本，一向為中外經濟史研究者所矚目。而目前所見鄭紫琳抄錄的《商賈便覽》，則是徽商根據個人經商的實際需要編輯而成，故而具有特別的學術價值。清代姚繼澤《尺牘》一書，雖然主體部分是尺牘體例和尺牘活套，但書中亦收錄有「立身處事大略」，具體則包括「本業宜勤」「用度宜儉」「出門宜慎」「交友宜擇」「口過宜防」「教子宜嚴」「大節宜審」「心田宜正」和「性氣宜平」數則，是有關商業行為規範與道德修養方面的規訓，屬於明清商書中商人書的範疇。1905年抄錄的《生意經》，記錄了初學生意的「小官」進店之規矩，對於待客、習字、算盤、站櫃檯、說價錢、戥秤銀兩、收發貨物和送客等都有詳細的解說。佚名編纂的《商賈格言》，內容包括商賈格言十三條和商賈十則，並摘錄了天下土產。類似於此的各類商書，以往頗有所見，可供進一步的相互比較研究。與此相近的資料，還見有施氏所編的《京業必讀》抄本，其中除了「辦貨要知大概、識物務須小心」「八珍之名稱」之外，亦縷述了各種貨物的產地和等第。此外，民國年間歙縣人劉福生曾在蘇州的「豐泰銀爐」做「學生」 (學徒) 。當時，他抄錄有經商所需的相關知識，其中的「各路條葉飾金」一節，詳細記錄了上海、蘇州、無錫、琴川 (常熟) 、常州、寧波、杭州、南京、揚州、鎮江、松江、新倉、通州、宜興、鴛湖 (嘉興) 、海門、如皋、北京、天津、盛京、四川、陝西、廣東、廣西、山西、山東、湖北、湖南、福建、河南、雲南、貴州、江西、安徽、徐州、牛庄、清江、沙頭、平望、崑山、平湖、青島和湖州等地所設銀樓的數量、字型大小名稱及產品之成色。此一文獻，無疑是近代商業史研究方面的珍貴史料。

明清以來，徽商在其從事的各行各業中，都根據實際經驗編纂了相關的商人書和商業書。例如，在傳統時代，桐油有著多方面的用途。「頻年川廣運桐油，篾簍重重載滿舟，儲入棧中招客買，分銷漆作飾崇樓」，此一詩歌，狀摹了晚清時期四川和湖廣桐油東下運銷江南各地的盛況。而此次收錄的《洪油要訣暨往來信函》，就具體反映了以湖南洪江為中心的桐油運銷。該書是清光緒年間往來於兩湖、江西等地的徽州休寧商人王松泉所抄錄，書中的主要內容包括「論洪油要訣」「洪江售洪油章程」「從家十五里至長沙」「常德水陸路程」及往來信函等，既有商業書對於從業技巧的細節描述，又有反映實際操作的書信底稿，這使得我們可以將此商書放在具體的商業運作中加以分析。

在明清商書中，商人書和商業書的數量都相當不少。大致說來，商人書強調的是商人的道德修養和經商的行為規範，商業書則主要涉及技術層面的操作，反映的是商品類型、來源、技術標準和經營規矩等。當然，上述兩類亦並非截然分開，有的稿本、抄本中，既有商人書的內容，又有商業書之描述。在商業書中，算術素來自成一體。早在明萬曆年間，程大位編纂的《演算法統宗》就曾「風行寓內……海內握算持籌之士，莫不家藏一編，若業制舉者之於四子書、五經義，翕然奉以為宗」。可見，《演算法統宗》一書對於商人而言，就像是四書五經之於讀書人一樣重要。明代以還，演算法一脈不絕如縷，不僅有《演算法統宗》的各種變異形式，而且，近代以後還出現了一些新的演算法教材。前者如抄錄於咸豐九年 (1859年) 的徽州《演算法》抄本，主要內容除了「九九上法總論」「九九退法總論」等之外，另有「丈量田地歌訣」，與《演算法統宗》卷3中的《丈量田地總歌》大同小異，反映了《演算法統宗》對後世的影響。類似的演算法資料，在徽州民間文獻中所見頗多。此外，宣統元年 (1909年) 績溪縣的《植基學校教材》 (印本1冊) ，設計了日常生活中的一百道算術應用題，其中有不少反映了徽州 (特別是績溪) 商業方面的內容。此一新式教材，亦從一個側面反映了「徽州算盤」的流風餘韻。

在明清時代，徵信錄是一種公開財務收支、以昭信實的檔案，其中的徽州徵信錄也包含了不少商業史方面的訊息。現存的「徽州徵信錄」大致可以分為兩種類型:一種是徽商在僑寓地的徵信錄，另一種則是在徽州本土形成的徵信錄。以徽商徵信錄為例，同一名目的徵信錄，因時代的不同有的多達數種乃至十數種，自成系列，前後可以相互比較。例如，上海的徽寧思恭堂是由徽州府和寧國府商人於清乾隆十九年 (1754年) 創置，《徽寧思恭堂徵信錄》在道光年間可能是一年一刻，後改三年一刻，民國六年 (1917年) 以後又改為一年一刻。迄今為止，已發現的《徽寧思恭堂徵信錄》計有十數種，而此次收入本叢書的兩種，分別為同治七年 (1868年) 和宣統三年 (1911年) 的《徽寧思恭堂徵信錄》。管見所及，同治七年的第十七刻《徽寧思恭堂徵信錄》，應是目前所見年代最早的一種；而宣統三年的《徽寧思恭堂徵信錄》，亦為迄今所僅見。此外，清宣統《婺源商務分會徵信錄》和民國《婺源商務會徵信錄》，分別將縣內商號分為城廂、東鄉、西鄉、南鄉和北鄉五個部分，以營業狀況將其列為特班、甲班、乙班、丙班和丁班徵收公費，並將各項開支分門別類地造具清冊。上述二冊雖分別僅有寥寥十數頁且流傳未廣，但對於研究清末、民國時期婺源縣的商業仍具有重要的史料價值。

(二) 歷史地理研究

近十數年來，徽州民間文獻的大批發現，為歷史地理研究打開了一扇新的窗口。新史料的層出疊見，使得明清交通地理、村落地理等方面的研究，可望有諸多新的推進。以歷史交通地理為例，早在1992年，山西人民出版社就出版了由楊正泰校注的《天下水陸路程天下路程圖引客商一覽醒迷》，其中的《天下水陸路程》和《天下路程圖引》，都是徽人著作。此外，楊正泰另編著《明代驛站考 (附:一統路程圖記、士商類要) 》 (1994年版，2006年修訂再版) 。1997年，陳學文亦利用他在日本收集到的相關文獻，寫成《明清時期商業書及商人書之研究》一書。除了上述代表性的作品之外，海內外學者還有不少涉及相關問題的研究。不過，以往此一領域的絕大部分成果，多是利用散落海內外 (尤其是日本) 的刊本。以商編路程為例，從史料來源上看，上述著作顯然是參照各種原始路程圖記編纂而成，然而，此前見諸著錄、由徽商所編的「路程」原件，學界所知者還相當有限。在這種背景下，廣泛收集、整理民間文獻中的徽州商編路程，並將此類路程放在具體的商業環境中加以考察，顯然有助於推進明清交通、商業與社會地理的綜合性研究。

此次出版的《徽州民間珍稀文獻集成》收錄有多種商編路程:

(1) 《長江路程圖》稿本1冊，道光年間休寧渠口佚名商人所編，內容包括「長江水運總圖」「湖廣湖南湘潭縣由大江至鎮江府水路程歌」以及自休寧縣前往漢口鎮、襄陽府等長江中下游各地的水陸路程等。

(2) 《江湖繪圖路程》稿本1冊，同治年間休寧渠口佚名商人繪編，內容包括「士商規略」「士商拾要」「鎮江鹽船上楚水路歌」「湘潭至鎮江路程歌」以及渠口村至九江、安慶、漢口等地的水陸路程。

(3) 《廣東路程》抄本1冊，道光四年 (1824年) 黟縣西鄉鄭聖扶抄，記錄了徽州祁門縣由江西進廣東的水陸路程，分為「祁門縣至景 (德) 鎮二百八十里」「景鎮至饒州府一百八十里」等，另附珠江潮水漲退時刻日程表、廣州八景名錄、廣東省屬一州十六縣之名稱等。

(4) 《路程編歌》抄本1冊，編者汪玉衡系清末休寧旅杭商人，全文計370多句，具體描述了自錢塘江—新安江溯流而上抵達屯溪的沿途所見。

上述《長江路程圖》為彩圖稿本，在商編路程中別具一格，為目前所僅見。除了成冊的抄本之外，還有的是見諸文書抄本中的路程記錄。如清乾隆年間歙縣岩鎮 (今岩寺) 《謝鳳鳴家記事簿》中，就抄錄了「徽州府至嚴州府水路程」「江口三十里至北新關」「杭州至蘇州水路程」和「蘇州府至揚州府水路程」等，與一般習見的明清商編路程之記載稍有區別。此外，還有一些單張的印刷品，這是以往較少發現的新資料。如清末印刷品《杭州至徽州旱路路程表》，其路程的終點為休寧的上溪口。其中，除了地名和里程的記載之外，還有簡明的特別提示，如「起旱」「遠」「右手走」「過橋」「遠路崎嶇上嶺」「無店」「有巡檢司」等。另外一張商編路程，則是從餘杭縣起旱，經昌化縣入昱嶺關、老竹嶺、杞梓里、大佛 (今大阜) 、章祈 (今瞻淇) 、稠木嶺到徽州府，過河西橋，經岩寺鎮、萬安街、休寧縣和漁亭，最後到達祁門縣及黟縣。值得注意的是，該路程系印刷品，而且末尾有一段說明:「板在泳豐茶漆鋪刊刻敬送。」這說明當時的商店 (茶漆鋪) 也刊印此類簡易的路程，並可能是隨其他商品之購買而零星派送，供外出務工經商之人利用。此一例子反映出其時在徽州外出經商之人為數眾多，以至於像休寧上溪口以及黟縣的泳豐茶漆鋪，都以本地為中心印刷相關的路程。

商編路程對於徽商研究、交通地理以及地圖史的研究，都有較為重要的學術價值。以徽商研究為例，上述路程，反映了徽州人外出經商最為重要的幾條商路，即徽商在長江流域、新安江流域以及贛江—大庾嶺商路的活動軌跡。《長江路程圖》和《江湖繪圖路程》，是徽商在長江中下游從事鹽業貿易的實物見證；《廣東路程》與此前所知的諸多入粵路程一樣，都與徽商「漂廣東」、從事洋庄茶葉貿易有關；而徽杭之間的水陸路程，則與皖南及長江三角洲的溝通和交流息息相關，其中，尤其是新安江水道更是起著關鍵性的作用。

順便應當提及的是，明清以來在商路上奔波的信客也相當值得探討。所謂信客，是指民間從事書信傳遞、貨物攜帶等業務的那些人。在徽州，有關信客的活動，以往所見的資料較少。孫承平製作的郵集《徽州民信局》，曾於1997年在全國集郵展覽上榮獲銀獎。此次，他所提供的資料中就有不少有關信客的資料。個中，除了民信局實寄信封和匯款單據之外，引人矚目的還有《歙休送信簿》和徽州信客的名片，極為罕見。從中可見，信客與徽商的關係相當密切。這些資料，使得我們對於徽州信客的活動有了更多的了解，此類資料與過塘 (載) 行簽訂的運輸合同———船票、合同單據等，對於進一步探究交通地理、郵政史和商業史，均有頗為重要的學術價值。

除了交通地理之外，與村落研究相關的文獻亦頗值得關注。如所周知，明清時代，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全國各地大批市鎮興起，再加上縣區的頻繁分割，亦使得鄉鎮志的編纂呈現出頗為繁盛的景象。據不完全統計，明代共編纂鄉鎮志50餘種，清代各地共編成鄉鎮志300餘種。而在近400種明清鄉鎮志中，絕大多數反映的內容均集中在南方各省，尤其是在太湖流域、寧紹平原、閩南濱海平原、珠江三角洲和皖南徽州地區這五個區域，該五區的鄉鎮志占明清鄉鎮志總數的90%。迄今所知的多種徽州村落、鄉鎮志，此前已收入《中國地方志集成·鄉鎮志專輯》。此外，我在田野調查中，也發現了數種村落志或准村志的稿本、抄本。此次收入本叢書的計有三種:一是清康熙年間《上溪源志》抄本，二是嘉慶六年 (1801年) 《磻溪紀事》稿本，三是《績溪鄉土地理表說 (續) 》抄本 (光緒年間汪子青撰) 。《上溪源志》抄本輯錄了自明代中葉迄至清康熙二十八年 (1689年) 有關婺源縣上溪源村落的文書資料，生動、翔實地反映了15至17世紀徽州基層的社會實態，是極為珍稀的孤本史料。磻溪村位於今歙縣杞梓里鎮，《磻溪紀事》分上、下兩卷，上卷為《人物考》，下卷為《詩律》，某種程度上看，可以視作一種准村志的史料。至於《績溪鄉土地理表說 (續) 》 (內頁作「績溪全圖表說」) ，其內容包括概論、山脈、水道、道路、要隘和縣治以及各都情況之詳細描述 (位置、界域、廣袤、鄉村、交通、山嶺、橋樑和圳堨) ，為我們探討縣以下的微觀地理提供了相當豐富的史料。

(三) 社會史研究

社會史研究是近數十年來中國史研究領域發展最為迅猛的一個分支，相關研究的議題頗為廣泛，此處先以日常生活史的研究為例。

在明清社會史研究中，民眾信仰及相關習俗是頗為重要的課題。不過，囿於史料的限制，以往我們很難從普通民眾的角度作細緻的觀察。所幸的是，半個多世紀以來徽州文書的大批發現，特別是上個世紀九十年代以後，許多從田野調查獲得的新見文獻，被納入社會文化史的脈絡中加以考察，這為以民間文獻書寫民眾的日常生活史提供了極大的可能。在具有悠久商業傳統和契約意識的徽州社會，具體而微的眾多民間文獻，在某種程度上看，其精密程度有時甚至不亞於現當代的社會調查資料，這使得我們可以從史料的角度「較近距離」地觀察民眾日常生活的諸多側面，觀察一地社會經濟、文化、民間信仰之間的相互聯繫，從而勾勒出更為全面的日常生活圖景。

關於日常生活的研究，民間日用類書是相當重要的一類資料。例如，歙縣南鄉的《會約序文集》稿本1冊，輯錄了康熙至咸豐年間的議約、會約、文約及序文等各類民間文獻，涉及的內容極其廣泛。清末歙縣胡楚才抄錄的《文約》《應酬文約有備》和《陰事寫疏總款》等，對日常生活中出現的種種應酬，都詳細列舉了相關的文書活套，從中，我們可以頗為具體地了解民間日常的生活規範。例如，《文約》中的「做台議約」「做戲台批捐」「做戲批捐」「許戲文」和「寫戲關書」等，反映了民間戲劇演出之興盛及與茶葉貿易的關係。而「邀十保啟」 (4份) 和「具保狀」 (2份) ，則是明代以來在長江中下游各地普遍流行的「十保福」信俗之生動史料。其時，在徽州各地，若有人生病且醫藥未能奏效，病家就會延請道士做十保福，由十人出面，各出錢若干，向東嶽求壽。「告陰狀式」反映了民眾因遭受冤屈而無處可訴時，則求助於冥界的神明。此外，「菩薩腹內札咐[付]」、「安葬墳墓地契」等，也印證了歙縣民間菩薩開光、風水喪葬方面的慣例。而《陰事寫疏總款》一書，收入了「求雨疏」「九華疏」「齊雲疏」「觀音疏」「三官疏」「誦經疏」「送火疏」「白虎疏」「開光犒猖疏」「蒙山疏」「善會許神疏」「追魂牒」「地獄牒」「安山疏」「血湖牒」和「禮七疏」等數十種疏文格式，反映了民間信仰及迎神賽會的諸多側面。民國歙縣大洲源日用類書抄本，也生動地反映了晚清、民國時期新安江上游大洲源沿岸村落管理、日常生活以及民眾的應酬交往。此一抄本因其細緻入微，為我們以文本為線索展開實地調查，從事村落社區的研究，提供了第一手的史料。

上述各種日用類書中，也有不少反映商人外出貿易的內容。如胡楚才《應酬文約有備》中的「合本生意合墨式」、「合同大意式」 (2份) 、「期票式」、「雇船票式」、「雇腳夫、轎夫、駝夫、車夫相同 (票式) 」、「租市房據」、「生財頂首契」、「合夥議據」、「抵押借券式」、「借票式」、「薦伙保單式」和「薦保學徒關約」等，都與旅外商業密切相關。

此外，與民間日用類書接近的資料還有各類的雜抄。清同治年間歙縣南鄉私塾先生方華安的《詹[澹]齋集稿》，分門別類地收入「略」「傳」「行狀」「疏」「引」「跋」「論」「序」「祭文」「記」「鬮書」「帖」「聯扁」和「約」，其中頗多反映歙南民間社會生活的生動史料。而《開檢可觀》稿本，則是晚清監生李邦福雜抄各類資料而成，書中記錄了祁門西鄉雲村的會社、祭祀、掃墓、求雨、演戲和訴訟等方面的活動，對於了解晚清、民國時期徽州的鄉村管理與日常生活，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從中可見，在晚清、民國，徽州鄉村社會的商業活動日趨頻繁，市場規制亦頗為成熟。與此同時，土客關係、主佃關係也發生了明顯變化。除了逐漸接納棚民融入地方社會，一些佃仆也得以開豁為良，這些，都顯示出徽州農村社會變遷過程中的彈性與包容。

在一些雜抄中，謄錄的書信佔了其中的絕大部分。如清光緒年間的歙縣雜抄，主要部分就收錄了書信底稿，其中頗多涉及旅京貿易、茶葉經營、齊雲進香以及日常應酬等方面的內容。民國佚名無題徽州雜抄，除了謄錄一些活套之外，還抄錄了不少信底。特別是書中輯錄的一份妻寄夫書，內容是因旅外徽商金屋藏嬌，引發故土正妻之不滿，後者軟硬兼施，勒令他即刻返歸故里……書信內容一波三折，此雖系遊戲筆墨，卻是對傳統時代徽商家庭生活的一種提煉，在徽州民間抄本中亦並非孤例。

書信不僅是研究旅外商人的重要史料，而且對於民眾日常生活的研究亦頗具價值。歙縣昌溪人吳熾甫 (1847—1929) ，是清末民初徽州的著名茶商。他出生於徽商世家，初營磚茶，銷往內蒙古等地，後逐步形成茶葉收購、加工、窨制、批發和銷售的一條龍，其經營範圍遍及皖、浙、贛、蘇、閩、鄂、冀、遼、京、津諸省市。全盛時期的吳熾甫，在北京、漢口、揚州和福州等地都有產業和投資，是歙縣南鄉的巨富之家。近十數年來，有關吳熾甫的相關資料不斷地從徽州流出，為私人收藏家以及當地的檔案館和個別大學機構所收藏。《徽州民間珍稀文獻集成》收入的往來信件多達二百餘封，屬其中最富學術價值的精品。信函的內容是吳熾甫親人寫給他的書信，大多作於吳熾甫最後30年的商業頂峰時期，從中可見其人的茶業經營狀況，以及晚清歙南首富家族內部的管理。此類的資料，為我們探討徽商的商業經營與社會生活實態提供了難得的史料。特別是書中涉及徽州茶商在北方的貿易活動，為以往史料所少見。除了大商人之外，徽州還有更多的中小商人。例如，歙縣岔口佚名抄錄的《歙縣深渡乾裕號信底錄稿》，收錄了1903—1913年的信底68封，主要內容是新安江流域各埠以及長江三角洲商人之間的魚雁往還，其中除了家庭事務，還涉及日俄戰爭、辛亥革命對徽州商界的影響等。歙縣漳潭鄉漳坑人吳義蔭在漢口從商，留下的《延陵退思氏信底稿錄 (1923年) 》和《延陵退思氏信底稿錄 (1943年) 》，主要收錄其人與親戚朋友的往來信件100餘封，從中可以頗為細緻地分析民國時期旅外商人與歙縣當地的社會生活。信中除了記錄徽人外出，上海、漢口等地的商業行情、物價漲跌之外，還提及桑梓故里長輩祝壽及女子纏足、教育等方面的狀況。其中較為特別的是民國時期的婦女生活，關於這一點，吳義蔭在給妻子汪氏的信中曾提及:「春花纏足一事，予意雅不欲為，蓋一包裹，將來皮肉必致受苦，予為憫之，是否必行，仍請吾卿裁奪。惟開年入學，是不能游移者也。」其後的另一信還指出:「麗雲女《三 (字經) 》《百 (家姓) 》《千 (家詩) 》讀完時，可再讀《最新國文教科書》。」而在《稟父》信中，吳義蔭亦重申:「麗雲孫女《千》《三》《百》讀完時，男意欲其讀《女子國文教科書》，里中函已述及，既買《女兒經》，待其讀完篇，再讀《教科書》可也。」其後，妻子汪氏在其來信中，也表示將遵從這樣的意見。此類的書信討論，都反映了徽商對於女子教育的重視。

有些書信，還反映了一些典型人物的獨特心態。例如，《節婦汪寶瑜往來書信》收錄了清末民初歙縣西溪人汪寶瑜 (1897—1943) 與親人的往來通信，從中可以從諸多側面考察新安理學影響下徽州婦女的社會生活。此一書信散件，亦涉及揚州等地的鹽業經營，頗具史料價值。再如，《歙縣瀹潭士紳方子韜往來書信》400多封，包括方子韜與同族著名商紳方曉之和徽州名流汪己文、江粹青等的來往通信。這批書信，為研究清末民國時期士紳與徽州社會的鄉村治理提供了重要的史料。民國婺源黃氏之《信》，為旅外務工者與家鄉親人的來往信函。抄本除了迎神祈雨等鄉族瑣事之外，還提及外埠布匹、糧食、茶葉之物價漲落等商業訊息，特別是江西樂平的糧食經營、上海的紅茶行情等，尤為詳細。歙縣少雁方記《信稿》，收錄商業書信底稿，其書寫者來自歙縣南鄉的磻溪、鴻飛、洪琴、陽川 (三羊坑，即今三陽坑) 一帶，務工經商的中心主要是在江南的婁縣和木瀆。此外，與上海、杭州、臨安、湖州、南潯、寧波、蘇州和營口等地亦有往來。各信涉及的商業貿易主要是茶葉、煙和繭等，尤以紅茶居多，生動地反映了外出務工者的社會生活。徽州佚名無題尺牘1冊，書中既有活套，又有對少量書信原件的謄錄。諸信內容所涉地域較廣，但其部分當事人應主要圍繞著浙東紹興一帶活動。另外，書中涉及的行當相當不少，但以典當和鹽業居多，尤其是典當業，有多封書信與之相關。歙縣尺牘活套，當系活躍於蘭溪、杭州一線的歙縣徽商所抄錄。光緒績溪上川胡氏《信實通商》，主要收錄在外務工經商者的來往書信底稿，涉及的商埠有蕪湖、漢口、上海、九江、金陵和阜陽等地。特別是書中有不少績溪人從事徽館業 (徽麵館、徽菜館) 以及相關的招股、合股信函，在目前所見的徽州信底中較為罕見。此外，有些書信還涉及海內外的商業交流。如民國曹楚芝《信箋》，為1928年前後的活套和信底，其中抄錄了某人的世界遊歷旅程及相關見聞，涉及國內商號與歐洲、美洲的國際貿易。

在社會史研究中，對日常生活的關注，各類日記更是不可或缺。同治年間的《迪祥里胡氏譜局韻楓氏日記》稿本，撰著人為休寧縣周村石田迪祥里生員胡光瑍，該書詳細記述了譜局四年中外聯、籌資、編撰、印譜、接譜和祭儀等活動經歷。特別是其後的《胡光瑍年紀》，逐年追述了胡氏的生平往事，內容翔實、生動，從中可見太平天國時期徽商在本土以及僑寓地漢口的經歷，對於考察宗族社會亦極具史料價值。《薛坑口茶行屋業本末暨粵難避亂實跡附敘生平碎事》稿本，為光緒二十三年 (1897年) 歙縣畢體仁所作。該書備述道光以來薛坑口茶行屋業始末根由，其中涉及家世、生平、生計、茶市、鄉俗以及民事糾紛等，是一冊極為珍貴的文書。鄉村教師的《江氏日記》稿本，作於民國二十一年和二十二年 (1932—1933年) ，內容除了介紹作者任教的日常生活外，還涉及不少歙縣當地的時事，如壬申七月二十九日記提及:「稠木嶺數十家，十有七八家養珠蘭。」珠蘭花是窨制花茶的重要原料之一，此一史料頗為珍貴。根據方誌的記載，從民國初年開始，歙縣就窨制珠蘭花茶，天津、山東和通州等北方茶商紛至沓來，收購茶葉。該條日記，直觀地反映了稠木嶺附近培養珠蘭的實態。同月三十日記族人洪珠由郡城返里，訴及其人「因訟事已用去二百餘洋，勝負尚未可卜」。此後數日，皆記此一訟事，涉及打官司中的諸多細節。另外，書中還提及歙南大阜、北岸借接李王菩薩聚眾賭博等，反映了徽州民間紛繁多樣的社會生活。

此外，一些因特別興作留下的相關文獻，亦頗值得關注。例如，《新安吳氏大宗祠錫類堂肇建記》，是乾隆三十六年 (1771年) 吳氏休寧臨溪支裔彙編，記錄了肇建新安吳氏大宗祠「錫類堂」以及相關的祠事條規。除了修建祠堂，清明會也是宗族社會生活中的重要內容。《余氏三門宗祠清明會簿》一書，由民國時期徽州婺源縣余氏敦敘堂族人余胡榮 (字得振) 抄錄，該書根據祠約、賬目及清明祠祀活動實錄和財產實物登記等資料集錄而成。除了宗祠興建之外，地方事務還涉及基層社會的諸多方面。例如，歷口位於祁門縣西鄉，地屬交通要道。當地自乾隆二十七年 (1762年) 起建有石橋 (原名集福橋，後改名利濟橋) ，因迭經洪災，屢建屢圮。光緒四年 (1878年) 六月，再次因蛟波肆虐而沖塌無存。光緒五年 (1879年) 春，同人挨村勸捐，募得洋銀18800餘圓，鳩工再建。關於利濟橋，常見的史料主要有光緒二十五年 (1899年) 《重建利濟橋徵信錄》。此次，吳敏新提供的相關資料計有兩種:一是《歷口利濟橋局局董手記》稿本1冊，作者系祁門縣閃里人 (生於1830年) ，是位具有生員身份的商人。光緒五年 (1879年) 歷口重建利濟橋，他兼任橋局局董。《歷口利濟橋局局董手記》一書，保存有光緒四年六月二十一日至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1878—1882年) 的手記，記錄了橋局公事、家庭瑣事以及鄉間要聞等，從諸多側面反映出當地農村社會的生活面貌、風俗民情。此外，與之相關的還有《重建歷口利濟橋眾善捐輸芳名冊》刊本1冊，內容包括《重建祁西曆口利濟橋啟》《勸捐重建歷口利濟橋啟》《凡例》和《眾善芳名捐資排序》等，對於研究光緒年間歷口利濟橋之興修以及當地的人名、商號等，皆有一定的史料價值。

在日常生活中，民間信仰是學界關注的焦點之一。明清以來，徽商遍佈於全國各地，其中的不少人在經商致富之餘，關心桑梓，力行慈善。婺源虹關的鏡心堂，便是當地極為著名的一個乩壇。由婺源虹關鏡心堂刊行的《鏡心甲子寶誥》，系由上海宏大善書局石印出版，該書是以扶鸞形式寫成的「新型善書」。除了《鏡心甲子寶誥》之外，與虹關鏡心堂相關的文獻還有《閨門寶訓》《徽州婺北鏡心堂重修浙嶺徵信錄》和《濟祖臨壇詩集》等。此外，吳敏提供的《鏡心壇扶鸞乩語日錄》稿本1冊，是咸豐十一年 (1861年) 八月至同治元年 (1862年) 二月之間的扶鸞記錄，其中有不少內容反映了太平天國時期民眾的日常生活。此一文獻，對於研究徽州民間的慈善組織，具有較為重要的學術價值。

除了扶乩之外，其他的民間信仰活動亦頗值得關注。前述《會約序文集》中，有專門的「神會序」和「祀會序」，收錄了「地藏王佛會序」「觀音大士會序」「新邀觀音會序」「上帝神會序」「敬奉三官神會序」「重訂上帝神會序」「新立上帝會序」「觀音三官上帝諸神會譜總序」「准提神會序」「禮地藏小引」「張仙神會序」「新立觀音神會簿序」「皇富社會重雕神牌序」「清平東社會序」「和興社會譜序」「豐和社會序」「仁義大社會序」「義興社會序」「新寧小社會序」「新寧大社會序」「仁義小社會序」「重興新寧小社會序」「重興新寧大社會序」「文昌帝君會序」「關聖帝君會序」「汪公神會譜序」「汪公神會序」「正月十八朝汪公及關公、九公、十王、玄壇、土地、社稷諸神會序」「八相公神會譜序」「九相公神會譜序」「九公賀衣神會譜序」「正月十三日九公燈會序」「正月十四日及八月十五日燈會、中秋九公會序」「正月十五日九公燈會序」「土地會序」「玄壇會重立序」「正月十六朝九公燈會序」「正月十七朝中立九公燈會序」「虎壩廟玄壇老神會序」「虎壩廟玄壇新神會序」「洽河社廟玄壇神會序」「虎壩廟重訂玄壇新神會序」「睢陽公神會譜序」「靈山會序」「春福會譜序」「聚星會序」「三元會序」「蒙山會序」「度孤會簿序」「盂蘭盆支序」和「賑孤會序」等，涉及徽州民間大大小小的神明祭祀。其中的「靈山會序」曰:

我徽僻處萬山，山深多疫，疫盛於夏，若有物憑焉，禳之則釋，誠災患之大者。御之、捍之無術，里人憂之，爰采方士言，每歲於春夏交，設龍舟送之，放乎中流，而位神於上，以主厥事，行之輒驗。由是城隅內外，互相角勝，各奉所祀之神，飾以冠裳，坐以虎輦，導以旗鼓，四月八日，登諸人之堂，呵而走焉，如周方相逐疫，禮雖近於戲，亦猶行古之道也。

類似於此送龍舟驅瘟的儀式，在徽州一府六縣皆相當盛行。道光年間倪偉人《新安竹枝詞》有:「梅城五月出神船，十二船神相比肩，小拍齊歌啰嗊曲，大家結得喜歡緣。」「梅城」亦即祁門縣城之別稱，至於「神船」的做法，以前所見都只有簡單的隻言片語。而《合邑船福會規則》稿本1冊，為光緒二十一年 (1895年) 汪、王、吳三戶同訂，記錄了當年三月二十六日至五月初五日祁門縣城的船福會事，對於迎神賽會時的各類開支、所辦器物以及工食腳力等，都有詳細的記錄。這為我們細緻了解祁門的神船福會，提供了極為生動的史料。

除了日常生活史之外，徽州文獻還展示了極為多樣的社會生活內涵。例如，近年來社會史的發展日新月異，出現了不少新的分支，在這方面，第一手史料的支撐必不可少。《王仲奇先生醫案》抄本1冊，由鄭村分院唐夢芝於1957年5月抄謄，內題「緱山仙館醫案」，其作者王仲奇 (1881—1943) 系歙縣人，為現代著名的新安醫家。此抄本彙集了王氏於民國年間在滬行醫時的相關資料，其中包括來自歙縣、上海以及毗鄰省、市、縣 (如蘇州、南通、寧波、溧陽、平湖、嘉興、松江和蘭溪等地) 128位病家的醫案。與此相關的資料還有民國《歙縣中醫公會會員錄 (附休寧籍) 》，系民國三十一年 (1942年) 三月歙縣中醫公會彙編，分內科、外科、婦科、兒科、傷科、喉科、眼科和痳痘科等，總共170人。末附民國三十四年 (1945年) 八月「休寧縣中醫師公會會員冊」油印一紙，錄有醫師名單39人。此類文獻，對於時下方興未艾的醫療社會史之研究或有助益。

(四) 賦役田土史料與地方社會研究

根據最初的設想，《徽州民間珍稀文獻集成》不收錄此前常見的田土買賣契約。不過，該叢書仍彙集了一些頗具特色的相關文獻。

清僧玉山《佛堂庵香燈田地字型大小譜據》抄本1冊，記錄了嘉慶三年 (1798年) 前後及道光二十九年 (1849年) 「佛堂庵戶官則完納錢糧並南米」的詳細清單。對金蘭、仁義二社，地藏神會與佛堂庵的相互關係，敬神設醮之規例，會友及庵僧各自所佔的份額，寺廟傳承之源流脈絡，每年正月元旦出行拜賀新禧的順序路線，以及佛堂庵戶頭名下的關帝會、關公會等完納錢糧的慣例等，都有較為詳細的記錄。張韓俊的《崇仁莊田圖》和《崇本堂浮南各處條段田圖》二種，是有關婺源甲道張氏宗族的相關文書。該家族於光緒甲午 (1894年) 續修宗譜，遂將所餘款項，在江西浮南大路埕等處購置庄屋，置有崇本、崇仁兩庄，其田共計百十畝。由於田畝分布比較零散，收租不便，故而於1908年開始一一臨田摹繪、說明。由於徽州人稠地狹，糧食供應不足，特別是婺源和祁門等縣，多仰賴於江西的糧食輸入，在此背景下，也有一些徽州人在江西各地購置田產，從事糧食的生產和運銷。二書對於徽人在江西求田問舍的經營與生活，具有重要的研究價值。

此外，還有一些比較特別的資料，有助於我們了解晚清民國時期的地方社會。例如，晚清民初休寧南鄉和化里璜川《本甲經辦會議十排清賬》，為休寧二十八都十圖和化里璜川陳吉詵所訂立。該書謄錄了同治九年 (1870年) 至民國三十年 (1941年) 本甲9次輪值排年會議經理的收支清賬，相當細緻、生動。光緒五年 (1879年) 《祁門縣 (二十二都) 戶口環冊》，反映了清代徽州山區的保甲編製、族際關係、人口家庭和戶籍職業等諸多側面，據此，我們可以洞悉村落社會紛繁複雜的生活實態，對於宗族社會背景下徽州佃仆、棚民的社會生活等，亦有了諸多新的認識。迄今為止，類似的文獻所見極少，相關的研究也頗為有限。對於此類珍稀文獻的解讀，可以大大推進縣以下地方組織、村落社區的探討，對於人口史研究之深入亦不無助益。

(五) 法制史研究

自宋代以來，徽州就以「健訟」著稱於世。北宋大文豪歐陽修曾指出:「 (歙州) 民習律令，性喜訟，家家自為簿書，凡聞人之陰私毫髮、坐起語言，日時皆記之，有訟則取以證。」特別是明代以來，訴訟案卷的留存極為豐富，僅筆者收集到的訴訟案卷即有數百冊之多，這是法制史研究的重要史料。

目前收入《徽州民間珍稀文獻集成》的抄本計有數種，其中有的是作為訴訟教科書的抄本。如《歙縣南鄉訟案訴狀集》抄本1冊，乾隆五十三年 (1788年) 歙人彩淀抄錄，內容包括清代前期歙南一帶的各類訴狀46件，反映了民間社會紛繁複雜的矛盾與衝突。其中有不少內容，對於徽州佃仆制的研究頗有參考價值。此外，絕大多數抄本皆是具體的訴訟案卷。例如，《詹氏瑞環堂族人互爭訟案》抄本1冊，為乾隆四十一、四十二年 (1776年、1777年) 詹嘉士所抄，主要內容是有關宗族內部的糾紛。此一資料是婺源慶源詹氏宗族的相關文書，對於著名的《畏齋日記》之研究，提供了不少新的相關史料。佚名所抄《淳安縣截阻運徽米船訴訟案卷附嘉慶年舊案》抄本1冊，收錄了光緒二十四年 (1898年) 、二十五年 (1899年) 淳安縣阻米訟案的公私原始文件。這些資料，對於探討新安江流域的糧食供求關係，提供了重要的史料。《貴溪胡氏積善堂祠前地訴訟案卷》，是祁門南鄉十二都貴溪胡氏積善堂的公匣存底，彙集了民國七年 (1918年) 7月17日至民國十年 (1921年) 12月24日的相關訴訟文書，其中還提到村董胡元龍 (紅茶創始人之一) 的居間調解，頗具史料價值。

除了在徽州本土的這些訴訟案卷之外，還有一些是旅外徽商與土著的衝突記錄。如《照抄知單議約稟帖告示稿》抄本1冊，系光緒年間佚名抄錄。這是有關黟縣商人控告安慶府潛山縣當地七社扁擔會抬價強挑的訴訟案卷，收錄了相關的知單、議約、呈詞、稟帖和布告等，反映了旅外徽商利用官府的權威，殫精竭慮地確立市場規則的努力。

上述訴訟案卷，對於訴訟各方的角色、訴訟過程中的各類開支，多有頗為清晰的記錄。此類史料的整理和研究，可以在諸多側面推動明清以來法制史研究的拓展。

(六) 其他

藉由《徽州民間珍稀文獻集成》刊布的徽州文獻，還有其他一些方面的研究價值。

以傳統文化與遺產保護為例，《休寧縣黃村蔭余堂黃子植接收的信札》就有頗為重要的學術價值。該批信札的主人生於清光緒九年 (1883年) 三月，先後在江西饒州和興典、樂平縣永和布號謀生。書信計170封，反映的時間為光緒三十年 (1904年) 至民國三年 (1914年) ，涉及在湖北武昌、上海、江西景德鎮、江蘇邵伯和窯灣等地典當、紗廠的徽州人與休寧桑梓故里之信函往來。1997年，休寧黃村蔭余堂被整體拆遷至美國馬薩諸塞州賽倫市 (Salem) 碧波地·益石博物館 (Peabody Essex Museum) ，此一異地重建的蔭余堂，成了北美學界了解中國文化的一個窗口，該批信函也更成為引人注目的一批珍稀文獻，這對於文化遺產保護和文化交流的研究，有著重要的學術價值。

此外，還有一些資料涉及近代名人的研究。如清末民國的韜廬文獻資料，為著名學者汪宗沂的家信等。汪宗沂 (1837—1906) 字仲伊、詠村，號韜廬，素有「江南大儒」之稱，黃賓虹、許承堯等均出其門下。此次披露的書信，有助於我們了解皖派漢學傳人汪宗沂之生平經歷、為人及其家教等，為研究徽州的文化世家提供了極好的個案資料。汪宗沂為王茂蔭之婿，在這批書信中，就有他寫給王茂蔭的信函，其中提及曾國藩及其幕僚程尚齋 (桓生，兩淮鹽運使) 等人的相關事迹。

汪宗沂的弟子許承堯 (1874—1946) ，字際唐 (霽唐) ，號疑庵，歙縣唐模人 (今屬黃山市徽州區) ，是現代著名的方誌學家、詩人、書法家和收藏家。此次收錄的文獻中，就有與之相關的《重威堂所藏書畫題記》。該書系家印本，為國民黨將領唐式遵私刊。抗戰期間，唐式遵率部駐紮在歙縣唐模，他曾就收集到的一些書畫精品禮請許承堯題跋，後又結集印出。該書前有許承堯短序一篇，介紹了此書編輯、印製之由來。從中可見抗戰期間徽州書畫流傳的一些側面，間及少量敦煌文書之解題，對於了解許承堯的書畫收藏見解頗有助益。另外，1933年3月24日至12月15日的《許承堯日記》，內容相當翔實。例如，當年3月29日到5月6日，許承堯在上海一個多月，其間，與張大千、張善子、李拔可、陳柱尊等文化名人以及徽州同鄉頗多往來。此外，《許承堯日記》還提及徽州當地的書畫收藏狀況，這對於我們了解其時的書畫價格及其傳承、許承堯之書畫交易等，都提供了新的史料。在《徽州民間珍稀文獻集成》中，還收錄了民國年間家刊的《潛德錄》，所存極少，為許承堯已故親人之傳記資料，這有助於我們更好地了解許氏的家世背景。

汪宗沂的另一弟子黃賓虹，為歙縣潭渡人，現代著名畫家。此次收錄的文獻就有黃朴存 (即黃賓虹) 戶籍所在地的《保安善會籍帳》，是民國三十五年至三十七年 (1946—1948年) 歙西潭渡村保安善會經理數年「打平安醮」活動的收支清賬，如實反映了當地住戶人口及民生狀況，是研究畫家黃賓虹及其故里民俗的第一手資料。

除了上述數種資料外，《祭文附祭草》是清末民初績溪縣旺川村「自在軒主人」曹誠瑾所輯，該書共輯錄散佚哀弔與祭祀文稿40篇，其中所錄，有一些涉及績溪名人胡祥木 (近仁) 和胡適之父胡傳的文獻。

在《徽州民間珍稀文獻集成》中，還收錄了一批通訊錄，如光緒二十一年 (1895年) 徽州府學休寧籍《 (21年歲試) 同登錄》、民國五年 (1916年) 《旅漢安徽同鄉會第一期調查同鄉錄》、民國十五年 (1926年) 休寧萬安《安徽省立第二師範學校職員學生通訊錄》、民國二十六年 (1937年) 休寧隆阜《安徽省立徽州女子初級中學校友錄》、民國三十四年 (1945年) 休寧萬安《安徽學院皖南分院員生通訊錄》、民國休寧萬安《省立二師校刊登載歷屆職員學生通訊錄》等，這些通訊錄及民國十三年 (1924年) 《徽寧旅滬同鄉會章程》等，除了較為系統地展示了徽人在本土與外埠生活、經營狀況之外，也有不少反映了一些徽州名人的活動軌跡。

除了歷史名人研究之外，有的文獻也從一些獨特的角度反映了大的社會歷史變動。抄本《粵逆匪謀叛原由等》，抄錄的內容皆與太平天國史事相關。其中的《新安紀事略》和《節略新安難民詞》，反映了咸豐兵燹對徽州的破壞，以及民眾慘遭劫難的狀況。《記事珠》為日記稿本，內容是咸豐庚申和辛酉年間 (1860—1861年) 的日記。日記作者程秉釗 (1838—1893) ，自號「臧拜軒主人」，是出自績溪縣的典當商子弟，後於光緒十六年 (1890年) 中了進士，任翰林院庶吉士，並成為著名的學者。《記事珠》記錄了太平天國戰前徽商子弟在杭州詩酒陶情、琴書養志的悠閑生活，以及咸同兵燹期間杭城民眾流離於干戈之間的慘狀。這些，都為研究僑寓徽商及東南地區的社會史，提供了新的史料。民國時期的一批蘇州典商書信抄件，是1931年至1932年間旅居蘇州的徽州典商與歙縣親朋好友之來往信函底稿。寫信者為歙縣南鄉人，各信中除了記錄誕育、修屋、租契手續、壽慶賀禮、齊雲進香、水災等鄉邦瑣事之外，還有不少內容反映了外埠與徽州的貨物流通，蘇州、杭州、上海一帶的商業經營狀況、物價漲落等。特別是不少信函涉及「一·二八」淞滬抗戰之後上海民眾流離失所的慘狀，以及長江三角洲各地在戰爭陰霾下緊張的氣氛和對商業的負面影響等，對於抗日戰爭史的研究亦具有一定的資料價值。

此外，頗值得一提的還有民國年間屯溪的《青幫海底》，該書是民間會道門方面的史料，可能與徽人大批外出頗有關係。關於這方面的文獻，目前已發現有數種，值得進一步關注。

【三】

近三十年來，中國各地都陸續發現了不少民間文獻，其中，徽州文書無疑是最為重要的一種。大批徽州文書的發現，歷史學者得以深入了解中國社會文化的諸多細節，理清原本面貌模糊的問題，細緻地展現明清以來中國社會生活的實態。

較之其他區域的民間文書而言，徽州文書所獨具的優勢在於———具有相當規模的同類文書前後接續、自成體系，而且，各類文書又可彼此補充、相互印證。因此，徽州文書的大批發現，為人們開啟了明清以來中國社會文化史、經濟史研究中的許多新課題，使得以往無從下手的許多研究，一下子增添了不少內容翔實而生動的新史料。這些資料的整理和研究，極大地推動了明清社會文化史、經濟史研究的深入。

此前，筆者曾將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徽州文書之再度大規模發現，稱為徽州文書的「再發現」———亦即除了文書數量的增加之外，還將對狹義的文書 (契約) 研究轉向全方位民間文書、文獻的研究。此一「再發現」，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國內其他區域文書的收集、整理和研究，其中，清水江文書的再度大規模發掘，就是最為顯著的一個例子。

上述這批資料，大多皆是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以來由民間收藏家經精心挑選而得到的珍稀文獻，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在此，必須強調的是，近年來，在民間文書收集與研究持續升溫的情況下，動輒以數十萬件土地契約收藏引以自傲的機構不只一二家。不過，土地契約在皖南民間隨處可見，最便於收集且易成規模，但這並不是徽州文書的全部。總體上看，汗牛充棟、制式化的土地契約，就其內容的豐富性而言，遠不足以與這些文書抄本、稿本相提並論。在徽州，各類史料相互印證，有很好的「史料環境」。近年來不少人反覆強調的所謂歸戶性，並不是判定具體文書價值高低之唯一標準。在目前，我們利用徽州文書從事明清以來中國史的研究，更迫切需要的是一些高質量的關鍵性史料。另外，就史料的收集情況來看，由於收藏市場的升溫，明清史料之大規模發現，這可能是最後的一次機會。如果不加緊收集、整理和刊布，許多珍貴的文書將會很快散佚。從這個角度來看，無論花多大的力氣去收集，應當都不過分。而整理和出版此類的珍稀文獻，對於學術研究之推進作用不言而喻。

最後還應當指出，除了私人收藏家之外，全國不少博物館、檔案館、圖書館乃至近十數年來聞風而起的一些科研機構，也或多或少地庋藏有一些重要的徽州文獻。在這裡，也衷心希望公藏機構能以博大的胸襟，為學界開放各類珍稀文獻，以共同推進中國學術的發展

輪值主編 | 劉 梁 劍

編輯 | 宋 金 明 李 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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