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德與智慧才是真正的得「福」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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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國末期，七雄逐鹿中原，均想問鼎天下。人民生活在離亂之中，死亡的威脅時時包裹著恐懼中的人們。裹攜在時代亂流之中的荀子深刻地認識到，時代的改易途轍才意味著人民命運的徹底改變。

統一的歷史時局與穩定的社會秩序才是人民的真正之福。荀子登高一呼，呼喚「不蔽之福」，期待具有仁智合一大智慧的賢君明臣拯民於水火之中。「禍」來有章，得「福」亦有法。

荀子創造性的提出了「不蔽之福」。荀子曾三次提到「不蔽之福」。「不蔽之福」是與「蔽塞之禍」相對而言的。如果通俗地講，「不蔽之福」就是不被蒙蔽的幸福。荀子將福與人的仁德、智慧聯繫起來，只有充分顯發德性、發揮聰明才智，才能得到「福」。

荀子敏銳地觀察到，對於大多數人而言，福總是與時代背景、政治統治與德性才智等聯繫在一起的。「順其類者謂之福，逆其類者謂之禍，夫是之謂天政。」能使自己的同類順從自己叫做福，使自己的同類反對自己叫做禍，這是天然的政治原則。

第一，君主的「蔽塞之禍」與「不蔽之福」。

「暗君者，必將急逐樂而緩治國，故憂患不可勝校也，……將以為福，乃得死亡焉，豈不哀哉！於乎！君人者，亦可以察若言矣。」昏庸的君主，必然急於追求享樂而疏於治理國家，那麼他就會憂患纏身，一直到身死國亡才可罷休，這不是非常可悲嗎？本來要得到幸福，卻招致了滅亡。這難道不可悲嗎？夏桀被妺喜、斯觀所蒙蔽，商紂被妲己、飛廉所蒙蔽，導致了思想惑亂、行為荒唐。最後，夏桀死在鬲山，商紂的頭被懸掛在紅色的旗幟飄帶上。後世言惡必稽。這就是「蔽塞之禍」。

以夏桀、商紂為前車之鑒的商湯和周文王得到天下之後，遠方的國家無不送上自己的珍貴物品，所以他們的眼睛能觀賞天下美色，耳朵能聽聞到世間最美妙的音樂，舌頭能嘗到山珍海味，身居豪華的宮殿，名字上被加上各種美好的稱號。他們活著的時候天下人都歌功頌德，死了以後天下人都痛哭流涕。這就是「不蔽之福」。

第二，人臣的「蔽塞之禍」與「不蔽之福」。

唐鞅蒙蔽於追求權勢而驅逐了戴驩，奚齊蒙蔽於爭奪政權而加罪於申生。結果，唐鞅在宋國被殺，奚齊在晉國被殺。唐鞅驅逐有德才的國相而奚齊加罪於孝順的兄長，結果等到自己被殺之時，仍不明白其中的道理。貪婪鄙陋而違背正道爭權奪利必然遭到危險屈辱滅亡。這就是「蔽塞之禍」。

反觀鮑叔、寧戚、隰朋仁德明智而且不被蒙蔽，所以能夠扶助管仲，而他們享有的名聲、財利、福祿也和管仲相等。召公、姜子牙仁德明智而且不被蒙蔽，所以能夠扶助周公，而他們享有的名聲、財利、福祿也和周公相等。這就是「知賢之為明，輔賢之謂能，勉之強之，其福必長。」這就是「不蔽之福」。

其三，諸子百家的「蔽塞之禍」與「不蔽之福」。

墨子只重實用而不知文飾，宋子只見人寡慾的一面而不知人貪得的一面，慎子只求法治而不知任用賢人，申子只知權勢的作用而不知才智的作用，惠子只務名辯而不知實際，莊子只知自然的作用而不知人的力量。這就是「蔽塞之禍」。

孔子仁德明智而且不被蒙蔽，所以多方學習，集其大成，提出了足以用來輔助古代聖王的政治原則。他的德行與周公相等同，名聲和夏商周三代開國之王相併列。這就是「不蔽之福」。

此外，荀子還看到了「俞（愈）疾之福」。「故傷於濕而痹，痹而擊鼓烹豚，則必有敝鼓喪豚之費矣，而未有俞疾之福也。」生活的經驗告訴我們，人生不如意常十之八九。一年三百六十日不是愁中即病中。佛家也說，人生有七種苦難——生、老、病、死、怨憎會、愛別離、求不得。可見，福對於人們有著巨大的生命感召。所以「俞（愈）疾之福」就有了非同尋常的普遍意義。

荀子還看到，「為善者天報之以福，為不善者天報之以禍」有時並不一定一一應驗。康德所謂的「德福一致」情況並非穩定地聯繫在一起。現實中也會出現「為惡得福，善者有殃」的情況。德福與個人的認知有關。荀子強調個人可以掌控的福，認為「君子之學，非為通也，為窮而不困，憂而意不衰也，知禍福終始而心不惑也。」君子學習並不是為了聲明顯赫，而是當身處貧窮時不感到困窘，內心憂患時志意依舊昂揚，知道禍福生死的道理而不迷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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