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富豪還是在高喊「向我加稅」

特郎普大減稅，雖然許多人叫好，但反對的聲音依然很大，特別是美國那些超級富豪，他們還是在強烈要求國家向他們多徵稅。

「我們呼籲國會提高稅收，以增加急需的收入，並恢復對關鍵服務的投資，」億萬富翁喬治·索羅斯（GeorgeSoros）、Ben &；Jerry的創始人本·科恩（Ben Cohen）、傑里·格林菲爾德（JerryGreenfield）和慈善家史蒂文·洛克菲勒（StevenRockefeller）簽署的一封公開信表示。「這樣做將有助於創造就業，壯大中產階級，並確保美國經濟的成功。」

特郎普大減稅有利有弊。好處不用多說，多數人自然不願意多交稅。政府稅收低了，能夠刺激消費和投資的增加。但不好的地方，有必要的公開福利支出減少，國家對貧困人群支援減少，國家對文化、科研等資助削減等。在美國，還產生一種特殊現象。有些企業原本慘淡經營，早想裁員或關門算了。可在美國，遣散勞工沒有那麼容易。有些企業得到政府減稅款，正好用這筆錢來支付勞工遣散費了。

一個國家，稅賦過重，居民消費內需不足，通過大減稅是可以很快刺激經濟增長。但美國已經相對較低的稅賦之國，居民消費內需已經比較充分，依靠大減稅刺激經濟的邊際效應就沒有那麼強了。特朗普時代與過去的里根時代已經很不一樣，特朗普要複製里根大減稅帶來的預期政績，恐怕沒那麼容易。歷史很難簡單地重複。

美國於1961～1981年形成二戰一個人口出生高峰期，年輕人成長、成家立業，就要有置業經濟和育兒經濟。育兒經濟好理解些，就是養育子女。置業經濟就是你需要擁有住所，住所需要裝修、添置傢具、電器等各種家庭用品。置業經濟主要由兩種方式產生。一是年輕人組建自己的新家庭，一是城市化。一個國家城市化率達到70～75%，就認為城市化已經基本實現。美國城市化率1960年達到70%，1990年達到75.3%，里根時代剛好是這個國家的城市化經濟驅動的末端了，置業經濟還有一定的需求。置業經濟和育兒經濟都對收入情況比較敏感，里根大減稅效果顯著的秘密就在這裡。

中國自1990年代後期開始興起的房地產經濟，本質上也是置業經濟。這期間，由於嚴格的計劃生育政策，相比較而言，中國育兒經濟對經濟的貢獻有限，但城市化率提升引發的置業經濟，非常強盛。21世紀以來，各地買房送戶口的政策，對提升城市化率也起了很大作用。因此，一段時間，房地產興，城市經濟就興。表面是房地產拉動經濟，實際是城市化率提升產生的置業經濟在為經濟發力。好些人不懂這個原理，盲目推高房價，最後卻又走到經濟的反面。房價高了，城市化率的增長就受到抑制，城市居住成本的提升，也對個人消費與企業生產經營帶來不利影響。當然，在中國城市經濟中，還有攀比經濟與丈母娘經濟等在其中發揮獨特作用，但這是另外的話題了。另方面，中國人平均收入低。那也有一種潛在的內需釋放經濟。

美國早已是高收入社會，與中國的情況不能類比，只能自己跟自己比。到了特朗普時代，缺少了置業經濟和育兒經濟對經濟的特殊驅動力，居民內需又早已相當充分，那大減稅讓民眾增加的收入，平均每個家庭多了1182美元，多的家庭可增收2400美元。2016年，美國正常家庭的年收入中位數為8.4萬美元。一兩千元到兩三千元，這些家庭會將額外的這點外快乾什麼用呢？一般的傢具、電器等根本不需要，吃食、服飾等開銷已是基本恆定的，那最大可能性就是文化娛樂、互聯網、旅遊等方面隨手花掉了。這類消費很明顯，對刺激傳統工商業沒有直接的意義。而美國這方面的產業，已經相當繁榮了。那也就是對這類行業錦上添花罷了。基於這樣的分析不難發現，特郎普大減稅對美國經濟的貢獻，很可能不如預期的那麼大。在美國，多數家庭已經是中產階層。他們沒有低收入釋放內需的內在需求。

這種現象，美國那些超級富豪會看得更真切一些。像索羅斯、巴菲特那樣的人，每個人身邊都有一支以經濟學家等為主組成的智囊團隊，他們會通過具體的數據模型來推演，得出更明確的結論。美國超級富豪又特別有種社會奉獻情結，他們寧願多付出一些，就希望美國經濟能夠保持旺盛的活力。他們的聰明不僅是他們自己，而是與他們相伴的超強智囊團隊。他們對經濟的看法，比普通人會更準確一些。

航億葦文選

（運營：馨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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