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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人不可能抵達全部真理,因為它根本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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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牢記尼採的教誨,「一切概念都尚待生成」;他也是如此主張的,他要求「儘可能圈禁人類學普遍概念,以便調查它們的歷史構成」,主張去深挖人類檔案,以便發掘我們崇高信念那複雜而卑微的起源;福柯選擇了借自尼採的「譜系學」作為他自己的標題,而他的所有著作所要做的也就是這項工作。

Paul Veyne

保羅·韋納(Paul Veyne, 1930—),巴黎高師畢業,法蘭西公學院榮譽教授,法國當代最出色的希臘—羅馬史研究專家之一。主要著作有《古希臘人是否相信他們的神話》《古羅馬的性與權力》《我們如何書寫歷史》等,並主編《私人生活史》第一卷《從羅馬到拜占庭》。本文節選自保羅·韋納《福柯:其人其思》,原文標題《考古學》。

考古學

文 | 【法】保羅·韋納

譯 | 趙文

鮮有美好的起源,我們的思維返回不到乃是真理基礎的某些主題,也返回不到詞語及其肉身現實的某些原初牽連;相反,起源生成自某些偶然事件。於是就有了「歷史學思維中的獨異性原則」。權力、階級鬥爭、一神教、善、自由主義、社會主義—所有這些我們信仰或曾經信仰的大觀念都是我們的過去的產物。它們作為觀念曾迫使我們在信與不信之間做出抉擇,在這個意義上來說,它們存在並且真實地存在過;但這並不是說它們都建立在真理之上。福柯同意歷史學家或馬克斯·韋伯的自發的唯名論。

概念應予清除。福柯牢記尼採的教誨,「一切概念都尚待生成」;他也是如此主張的,他要求「儘可能圈禁人類學普遍概念,以便調查它們的歷史構成」,主張去深挖人類檔案,以便發掘我們崇高信念那複雜而卑微的起源;福柯選擇了借自尼採的「譜系學」作為他自己的標題,而他的所有著作所要做的也就是這項工作。福柯《監獄的誕生》迴響著尼采《道德的譜系》的聲音。

概念有待生成,而現實亦復如是。概念和現實都是從同一個人類混沌之中浮現出來的。所以它們並不生成自什麼起源,它們都是事後的構型,都生成自增補和模式化,而不是先定的產物。它們不像植物那樣自然生長,不會發展出種子當中所預含的某種東西。相反,它們在時間之流中構成自身,歷經不可預期的階段、分叉和偶然偏離,依賴於與其他一系列偶然事件的相遇;它們停止的方式也同樣不可預期。歷史因果性背後不存在第一推動力(經濟不是對其他起決定作用的第一因;社會也不是);一切事物都相互作用,並且相互發生反作用。

作為這些不連續性的一個後果,我們就現實提出的問題因時而異,而我們所找到的答案也是如此。不同的「話語」對應著不同的問題。在每個時代之中,我們所把握的現實不盡相同。我們知識的對象在「話語」與「話語」之間也不可能保持同一。借用羅蒂用過的例子來說,當亞里士多德在自然中區別了兩類運動,一類是自然運動(比如星體的運動),另一類是外力引發的運動(一次投擲標槍)時,他完全搞錯了嗎?牛頓正確地處理了被亞里士多德搞錯了的問題嗎?還是他們處理的是不同的問題?這就正如相愛的人對著幻覺微笑一樣荒謬,並多少具有哲學意味,因為被愛者在愛者眼中與在路人眼中並非同一人。

所以,「對象化方式隨著所涉知識類型不同而不同」。在此我能斗膽引述維特根斯坦嗎?福柯與他都只信賴獨異性,都拒絕心物相符(adequatio mentis et rei)的真理觀,並且也都確信我們處身其中的某種事物(「話語」,或者維特根斯坦那裡的語言)所言說的要比我們自己認為的多得多。在維特根斯坦看來,生活須臾不可離開語言遊戲;我們通過詞語、行為規範(社會或政治關係、魔法、對藝術的態度,等等)進行思考。每種語言遊戲都有其自身的「真理」,也就是說,它源自某種規範,正是該規範使它對它被容許言說和不被容許言說之物做出區分成為了可能。每個時代都依賴於它所接受的觀念(或它所允許的表達),我們的時代也概莫能外。

許多遊戲可以以同一事物為遊戲目標,但在每種遊戲中,它的表現必定不同;而對象化的可能的方式也是多種多樣的。希臘神話在說明阿波羅是怎樣把達芙妮變成一株月桂樹時提及了月桂,但這月桂樹與植物學家那裡的月桂樹並不一樣;它也不同於希臘園丁談論並栽培修剪的月桂樹。達芙妮神話的講述者甚至意識不到他的語言不同於園丁的語言,也根本不會意識到他所述及的月桂樹與別的月桂樹並非一種。在福柯去世那年,即1984年,他談了自己與維特根斯坦的區別,將自己的工作界定為他所說的真理–遊戲—而非語言–遊戲—的研究。但話說回來,福柯和維特根斯坦都會認為,月桂樹,知識對象,和主體,神話講述者或園丁,都是不同的,「因為在一方看來,這裡所涉及的知識具有神聖文本的注釋形式,而在另一方看來它是對自然的一種觀察」。

儘管我們欲求「客觀」,但一旦認識中有任何變化,無論願望如何,都會引起認識對象的變化,並伴隨著有關對象的「新話語」的產生。讀者還記得,拉埃內克相比於只能看到種種難以辨識的徵象的前人看到了不同的人類身體。在創造印歐或羅曼語的比較語法學的過程中,只注意到「母親」一詞,在希臘語mêter、拉丁語mater、印度–伊朗語matar那裡的相似性也還是不夠的:必須重視這些詞本身的物質性,重視它們的母音和輔音。必須意識到這些詞不能僅被化約為它們的意義,不能簡單地把它們的作用當做鏡子式地反映。它們的音響物質性不僅僅只顯示細節差異、不僅僅是以聲音反映事物時的粗糙紋理而已。

現在已經形成了一整套科學,致力於揭示一個梵語詞的聲音究竟依賴於何種法則轉變為一個希臘語詞的聲音(在聲音的轉變過程中,意義可能不同),或是致力於追溯經拉丁語的auqua(水)在轉變為法語的eau(水)的過程中經歷了哪些階段。更妙的是,在這一探究過程中,人們已經發現,在普遍無序的過程中,詞語的某個方面—它們的音響層面—會浮現某些不變的要素,繼而形成確立規則的可能性:「話語的和不連續的系列,每一個這樣的系列,在某種限度內,都有著獨異性」。在物理學領域裡,伽利略和牛頓都有與此類似的發現。

柏拉圖在《克拉底魯篇》中輕慢隨意地提出的那些詞源學考證,在今天看來顯得十分幼稚。比較語法的誕生不僅更好使我們提升了對客體的理解,而且還暗示我們談論的不再是相同的事物,因為「事物被納入考慮的部分」是變化了的。而同一客體的內核在每個時代都是部分地、以不同方式被感知的,從來不會被全部並徹底地被把握,所以知識的特徵就在於它的「稀疏(rareté)」,這裡的「稀疏」是在該詞的拉丁文意義上說的,即它多有漏洞、疏而不勻,總是看不到它本該看到的東西。福柯說,「我的難題可以表述如下:在某些時代我們可說某件事但卻絕不會言說另一件事,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特定時期、特定範圍內,可以被思考、被看到、被言說的事物也是「稀少的」,它們構成了一座無形之島,周圍是無盡的虛空。

人不可能抵達全部真理,因為它根本不存在。我們無法從某種無所不包的、確定的和總體的「(大寫)話語」出發去把握(大寫)詞語,那種「(大寫)話語」或許希望能讓人聽到它,並可能在某個適當的時刻在包圍著我們的虛空中與我們相遇,比如—根據米歇爾·德·塞都的1968年五月那太過寬厚的觀點—那些被排除者的「話語」。但包圍著我們的虛空並非充滿了我們所排除的事物。不存在先是被拒斥後又不斷叩返我們的自然實體。曾被拒絕之物、被否定之物,將會逐漸地通向總體真理和歷史的目的,黑格爾所給出的這種事物是不存在的。換句話說,被接受的觀念與被排斥的觀念之間永遠螺旋上升的對話、它們之間的辯證法,都是不存在的,也沒有什麼向著被壓抑事物的復歸。在無盡的虛空中,我們小小的思想顯得那麼稀疏,顯得那麼歪歪扭扭,充滿了令人意想不到的空白。它不可能以和諧的方式充溢為一個理念領域;還有許多其他不同的思想與我們所從事的思想同樣是可以被想見的,而無論是我們的還是那些別的思想,都同樣並非必然。

《福柯:其人其思》

【法】保羅·韋納 | 著

趙文 | 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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