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宗崗評改《三國演義》的得失
文丨陳周昌
在中國文學批評史上，繼金批《水滸傳》之後，毛宗崗師承金聖嘆，又評改了《三國志通俗演義》。三百多年來，羅本《三國演義》幾乎銷聲匿跡，而毛本《三國演義》則廣為流傳，影響之大，庶可同金批《水滸》比肩而立。那麼，毛宗崗評改《三國演義》得失若何？過去研究《三國演義》的學者對此甚少注意，以致造成一些不容忽視的誤解。
我認為：毛宗崗整頓這部長篇小說的結構，分析其結構特點，是評改之所得；而將小說中體現得並不明顯的「正統」觀，誇大為作者的基本創作思想，以取代作者的創作思想「忠義」說，則是其評改之所失。
如果說金批《水滸傳》在藝術上的貢獻是對人物形象的精闢分析，毛批《三國演義》則是對長篇結構的獨到見解。這些雖散發著八股氣味然而卻閃耀著光亮的藝術見解，對於理解這部文學巨著，是有一定認識價值的。毛本《三國演義》其所以家喻戶曉、婦孺皆知，這也是一個原因。
創作於元末明初的羅本《三國演義》，是我國最早的一部長篇小說，在形式上殘留著宋元講史話本的影響，比較令人注目。這與其說是小說的本色，毋寧說是它的先天缺陷。在這些先天缺陷中，表現在結構上的問題更為突出。作者採用講史話本的體制，把小說劃分為二十四個大的段落結構，形成二十四卷。又把每卷分成十回，全書共計為二百四十回。每回都用一個七言的句子作為回目，猶如話本的「題目」。看起來這種結構形式整齊劃一，但是這樣分卷，不利於人物形象的刻畫和故事情節的連續發展。這樣分回，一是分量和篇幅不足，二是不能更好地表現人物和情節的內在聯繫。羅本《三國演義》第一回《祭天地桃園結義》，讓劉備、關羽、張飛首先登場，「備下烏牛白馬」，焚香設誓，祭告天地，結義桃園。然後讓這些「忠義」的天使，在一場剿滅黃巾起義的大屠殺中嶄露頭角。第二回《劉玄德斬寇立功》則寫他們剿殺的具體行動。兩回從情節和人物的內在聯繫看，是一個統一的整體。「桃園結義」是為了「斬寇立功」；「斬寇立功」又是「桃園結義」的繼續和發展。從篇幅的分量看，兩回並作一回，也更為恰當。毛宗崗縱觀全書，詳加剖析，發現了一條看起來十分簡單、然而卻得之不易的規律：相近的兩回稍加剪裁，都可以合併成一回。於是他捨棄分卷，整頓回目，合兩回為一回，講二百四十回演義合併為一百二十回。在毛宗崗之前，雖然也有人整頓過回目，但那只是一種簡單的合併，只是後來經過毛宗崗的整頓，才使《三國演義》的長篇結構趨於定型化，顯示出自己的獨特格調。
毛宗崗在整頓《三國演義》這部長篇結構的同時，還獨到地分析了層次安排、線索設置、情節組合、情節剪裁、情節插敘、動態和靜態交替描寫等六個長篇結構的特點，這是長篇小說在布局結構時帶有規律性的問題。
毛宗崗以為《三國演義》這部長篇結構的特點之一，是層次安排上在「總起總結中，又有六起六結」的特點。小說總起自東漢季世，中經魏蜀吳三國鼎足而立，最後混一於晉。六十年間，尖銳複雜的政治鬥爭風起雲湧，殘酷激烈的軍事對抗連綿不斷，各種人物登上歷史舞台，作了有聲有色的表演。人物性格的複雜性和故事情節的多樣性，的確使讀者有應接不暇 、眼花繚亂之感，為了準確地理解《三國演義》的思想價值和藝術價值，深入地分析結構的層次安排就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了，毛宗崗以穿透生活的敏銳觀察力，按照中心人物和主要故事情節的內在聯繫，將這部長篇小說劃分成疏密相間的六個結構層次，其中，依人物劃分者兩個層次，依情節劃分者四個層次。從人物形象入手劃分層次，著力找出貫穿全書的中心人物：一是劉備、關羽、張飛三個人物形象的刻畫，起自桃園結義，而結於白帝城劉備託孤。一起俱起，一隕俱隕，表現了他們之間生死相依的義氣。二是諸葛亮形象的刻畫，起自劉備三顧草廬，而結於六出祁山。以義因之，忠誠不二，把桃園結義的兄弟義氣升華為君臣之忠。從故事情節入手劃分結構層次，緊緊抓住情節之間的聯繫和發展：一是敘述東漢王朝的覆滅，起於董卓廢立，結於曹丕代漢，是為三國鼎立的前奏。二是敘述蜀漢的興亡，以劉備成都稱帝始，而以後主綿竹出降終。三是敘述魏國的始末，興於黃初改元，滅於司馬炎受禪。四是敘述東吳的歷史，以孫堅匿璽起，而以孫皓銜璧結。這六個層次錯落有致，互相勾連，而無斷續之跡。
毛宗崗以為《三國演義》這部長篇結構的特點之二，是線索設置注意了首尾照應，中間關合，「有追本窮源之妙」。小說一開始所展現的東漢王朝，像一個垂暮之年氣息奄奄的老人。其覆亡是尖銳複雜的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的必然結果。地主和農民的鬥爭，統治階級內部的鬥爭互相交織在一起，猶如一根長而且大的繩索，貫穿於小說的始終。依據這根線索來展開情節和刻畫人物，既是小說思想內容的特徵，也是長篇結構的特色。毛宗崗認為這根線索的設置，是注意和掌握了首尾大照應，中間大關鎖的原則。小說開篇，把黃巾起義和十常侍專權的描寫，作為東漢王朝覆滅的外因和內因，提調起階級鬥爭這個線索，結尾以劉禪溺於酒色、寵信黃皓和孫皓親中貴、信術士而「雙結」，作為蜀吳政權滅亡的內部原因，有著很好的照應作用。沉沉一線，貫穿始終，有如星宿雲海，使長篇結構繁而不亂。
毛宗崗以為《三國演義》這部長篇結構的特點之三，是運用「伏筆」組合情節，「有隔年下種，先時伏著之妙」。在長篇結構中，要把眾多的人物和情節進行有機的組合，須有一些藝術的螺絲釘，將人物和情節擰在一起。這種藝術的螺絲釘便是伏筆。《三國演義》卷首描寫桃園弟兄破黃巾的故事情節時，作者特意安排了涿郡太守劉焉認劉備為侄的細節作為伏筆，而後來西川之主劉璋乃劉焉之子，劉備取西川之時情節曲折發展的內部原因，在此已「先時伏著」。劉備在磐河助公孫瓚戰袁紹時，和趙雲相識，一見傾心，霎時又灑淚而別，這為後來古城小聚義時，趙雲投奔劉備預設伏筆，將兩個情節互相聯繫在一起。這種伏筆有時置於數回之前，有時還置於數十回之前。這樣的例證在小說中不勝枚舉。
毛宗崗以為《三國演義》這部長篇結構的特點之四，是用虛實相間之法，精心剪裁情節，「有近山濃抹，遠樹輕描之妙」。小說第四十三回至第四十九回，以主要筆墨描寫赤壁之戰。圍繞這一中心事件，用實寫之法，表現曹吳雙方的軍事、政治、外交鬥爭，生動形象地描寫了「孫權決計」、「蔣干中計」、「苦肉計」、「草船借箭」、「闞澤詐降」、「連環計」、「橫槊賦詩」、「祭東風」以及「三江口破曹」等情節。而蜀漢一方的軍事部署和行動，則用虛寫的方法處理。趙雲襲取南郡，關羽攻佔荊襄二郡，均從周瑜口中道出。從表面看輕描淡寫、惜墨如金，實際上虛實相間地表現了一時間裡發生髮展的多種情節，使遠山近樹諸色景物盡收眼底，畫面嚴謹綿密。
毛宗崗以為《三國演義》這部長篇結構的特點之五，在於情節之短者，連貫敘述，一氣呵成；情節之長者，須插敘其他情節，起間隔作用，以避免敘述冗長累贅的弱點。小說在處理三氣周瑜、六出祁山、九伐中原時，都「敘別事以間之」，故而「有橫雲斷嶺、橫橋鎖溪之妙」。這以諸葛亮六出祁山最為典型。一出祁山之後，插入篇幅不長的魏吳石亭之戰，二出祁山之後，插入孫權稱帝，三出祁山之後，插入魏國君臣商議伐蜀之策，這後兩個情節則更為細小。而六出祁山中間，又插入吳魏合肥之戰。用插敘之法，間隔結構的長度，增加結構的密度，使情節發展更加顯得錯綜變化、跳蕩流走。
毛宗崗以為《三國演義》這部長篇結構的特點之六，是動態和靜態描寫相映成趣，有「星移斗轉」和「涼風掃塵」之妙。對於這種結構特點，他列舉大量事例來加以論證。如本是何進謀誅宦官，卻弄出宦官誅殺何進；彝陵之戰，劉備興師七十五萬，連營七百里，大有吞吳之勢，結果卻弄出東吳陸遜於彝陵大破蜀兵，從此蜀漢一蹶不振；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故事情節的發展，常常出現難以預料的結局。誠如杜甫所云：「天上浮雲如白衣，斯須變幻如蒼狗」，使人覺得變幻莫測。動態和靜態穿插描寫，作為長篇結構的一種藝術處理，主要是在喧鬧的場面之中，描繪出淡靜有致的畫面，表現出兩種不同的情調和色彩。小說寫孫策虎踞江東之時，忽然出現神仙于吉的情節；寫曹操晉爵魏王之時，忽然又帶出左慈戲曹的故事。一動一靜、一喜一怒，畫面千態萬狀，雲譎波詭。
毛宗崗對《三國演義》這部長篇結構的整頓及對結構特點的見解，同金聖嘆對《水滸》人物的藝術分析一樣，對小說理論的形成和發展，有著積極的貢獻。(當然，毛宗崗在評改《三國演義》時，曾經得到過他父親毛綸的一些幫助，但基本上卻是在他的努力下完成的。)然而，正是這個在藝術上表現出驚人才華和深邃見解的文學評論家，卻在認識《三國演義》的創作思想時，表現出他渺小庸俗的一面，他用在小說中體現不充分的「正統」觀，來代替在小說中反映明確的「忠義」說；他極力用非常精細的政治蛛絲，來編結自己臆想的空中城堡。在《讀三國志法》里，毛宗崗旗幟鮮明地闡述了自己的「正統」觀。他說：
讀《三國志》者，當知有正統、閏運、僭國之別。正統者何？蜀漢是也。僭國者何？吳、魏是也。閏 運者何？晉是也。魏之不得為正統者何也？論地則以中原為主，論理則以劉氏為主，論地不若論理，故以正統 予魏者，司馬光《通鑒》之誤也。以正統予蜀者，紫陽《綱目》之所以為正也。
毛宗崗反對北宋司馬光的「地理正統論」，擁護南宋朱熹的「理念正統論」，所以他不論「地」而論「理」。「理念正統論」首先強調了正統的重要條件是「得天下之正」，其次是「祖宗之創之者正，而子孫之繼之者亦正」。在他看來，篡位和僭號不能算得天下之正，只有像漢高祖劉邦那樣「除暴」和漢光武那樣能「克複舊物」，才算得天下之正。而由得天下之正者嫡傳或直接繼承才算正統。
所謂正統論，是封建政治理論中一個令人注目的問題。北宋著名文學家歐陽修云：
夫居天下之正，合天下於一，斯正統矣。
這就是說某一政治集團以中原為中心，實現了國家的統一，就是正統。歐陽修的地理正統論，基本上反映了北宋和北宋以前人們對正統的看法。正是基於這樣的認識，司馬光在歷史巨著《通鑒》中，不以蜀漢為正統，而以曹魏為正統。北宋以後，階級鬥爭和民族鬥爭出現了更加複雜的局面，這一理論已不能適應統治階級的需要。因為它解釋不通佔領了中原地區的金和偏安於江南的南宋孰為正統。於是著名理學家朱熹在《通鑒綱目》中，提出了理念正統論的觀點，並尊蜀漢為正統，這也是出於維護南宋正統地位的需要。明清大多數政治理論家都贊成朱熹的觀點，這當然也就解決了元明清孰為正統的問題。清初毛宗崗繼承和發展了朱熹正統論的觀點，作為自己評改《三國演義》的指導思想，這對維護清王朝的正統地位，具有現實意義。清王朝以異族入主中原，打出「雪君父之仇」的招牌，追殺推翻了明王朝的李自成農民起義軍，得到了漢族地主階級的擁護。按照理念正統論的觀點，當然屬於得天下之正者，大清皇帝的子孫世代相傳也就是繼之者正，具有不容置疑的正統地位。這或許也是毛本《三國》在此後三百年中，得以廣泛流傳的一個重要原因吧。
《三國演義》中的劉備剛一出場，在介紹了出身和世系以後，毛宗崗又在夾評中指出：「可知蜀漢是正統」。以後他多次把劉備同漢高祖劉邦、漢光武劉秀相提並論，以加強蜀漢的正統地位。可是，只要我們對羅本《三國演義》稍加分析，便不難看出，毛宗崗這樣做猶如挑雪填井，實在是白費力氣。這部小說的人物和情節，是從他們所處的時代機體中孕育出來的。特別是要描寫成功一個時代數以百計的出色人物，要生動地敘述曾經是決定歷史命運的重大情節，作者的創作思想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小說中的人物形象體系和故事情節序列，必須統一在作者的創作思想之中，才能按照他的創作意圖，揭示出人物的典型性格和作品的思想意義。在作者看來，忠義是一種最好的藝術粘合劑，從正面或者反面把各種人物和情節統一在忠義的旗幟下，才能正確地貫徹自己的創作思想。他精心塑造了劉備、關羽、張飛、諸葛亮等忠義形象，也精心塑造了董卓、曹操等不忠義的形象，讓他們相比較而存在，相映照而發光。
羅本《三國演義》第一回，開宗明義就渲染了「桃園結義」的藝術情節，表現劉備、關羽、張飛的「異姓兄弟」關係，並在小說的第一百六十七回以前，不斷深化這種以義氣為基礎的，顯然是經過了誇張的關係。就歷史事實而言，劉、關、張之間的忠義關係也有一定的根據。《三國志·關羽傳》云：
先主於鄉里合徒眾，而羽與張飛為之禦侮。先主為平原相，以羽、飛為別部司馬，分統部曲。先主與二人寢則同床，恩若兄弟。而稠人廣坐，侍立終日，隨先主周旋，不避艱險。
歷史上劉、關、張甘苦與共，「恩若兄弟」的關係，在此後的三國故事中被人們肯定和讚頌，而且在流傳過程中被塗上了結義的浪漫色彩。元刊本《三國志平話》已有了「桃園結義」的情節。羅本《三國演義》更以「桃園結義」為小說的開端，極力刻畫他們以義氣為基礎的正面形象，大大渲染和誇張了他們之間的忠義精神。特別是關羽過五關、斬六將、護嫂尋兄的千古壯舉，簡直把他寫成了「義」的化身。還有劉備興師伐吳的軍事行動，更把他們之間「同生同死」的忠義關係推上了頂峰。劉、關、張相繼辭世以後，忠義旗幟便由諸葛亮繼續舉起前進。就忠義而言，如果說劉、關、張之間主要是突出了「義」的一面，那麼諸葛亮的思想和行為則主要表現出「忠」的一面。作者在精工刻畫諸葛亮機智多謀的性格特徵的同時，還儘力描寫了他的忠誠。小說從第七十五回隆中決策開始，直到第二百零七回《孔明秋風五丈原》，始終是書中的中心人物，赤壁之戰以酣暢的筆墨描繪他的多謀善斷，也以濃墨重彩表現他對孫劉聯合，共破強曹的大業認真負責，竭盡忠誠。小說在第二百零六回對於他「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精神，也有動人的描寫。諸葛亮派往魏營的使者和司馬懿有一段對話：「懿問曰：『孔明寢食及事煩簡若何？』使者曰：『丞相夙興夜寐，罰二十以上者皆親覽焉。所啖之食，不過數升。』」懿告眾將曰：「『孔明食少事煩，豈能久乎？』」使者歸來，將此話告訴諸葛亮，在大家的規勸下，諸葛亮哭著說：「吾非不知。但受先帝託孤之重，惟恐他人不似吾盡心也。」確實，這種稀世的忠誠，是封建社會裡理想的丞相所具有的優秀品質。諸葛亮之死，蜀漢政權已處於存亡絕續之際，姜維雖秉忠義，力挽頹局，但已於大局無補，徒屬強弩之末。
當然羅本《三國演義》中正統論也有一定程度的表現。如諸葛亮回答魯肅索要荊州時說：「······自三皇五帝開天立極以來，『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也』。且休說遠。昔我高皇帝提三尺劍，斬白蛇，起義兵，成四百餘年之基業，傳至於今。不幸奸雄並起，宇宙瓜分，各處一方，自收賦稅；有日天道好還，復歸正統。我主人乃中山靖王之後，漢景帝玄孫，今皇上之叔，封疆之內，合分茅列土而居。」加之劉景升乃我主之兄也，弟承兄業，有何不可？······」在這裡，正統論不過是雄辯家巧妙的策略和外交辭令而已。此時漢獻帝猶在，蜀漢可否繼統，尚屬子虛，且群雄分茅列土已成事實，早已取得包括劉備、諸葛亮在內的人們的承認；諸葛亮以正統論為盾牌，作為拖延歸還荊州的借口，是出於策略上的考慮。所以誇大正統論在羅本《三國》中的表現，甚至把這說成是作者的基本創作思想，顯然是無稽之談。
從羅本《三國演義》的思想傾向看，不過是將正統納入忠義的軌道，認為忠義者即為正統；從毛本《三國演義》的思想傾向看，極力要將忠義納入正統的軌道，認為正統者必然忠義。這從本質上看，就以正統論代替了作者忠義說的創作思想。為此，毛宗崗還在藝術形象的塑造上，將「尊劉抑曹」的傾向推上了絕對化的道路。羅本《三國演義》的「尊劉抑曹」，是作為藝術典型化的手段，來刻畫人物的典型性格。因為，美和美之間，很難產生強烈的對照；忠義與忠義之間，也不能出現映襯鮮明的形象。而忠義與奸佞之間，就能產生強烈的對照，突現出人物的不同個性。這種藝術對照，要求藝術處理做到合理，絕不能對正面人物大加讚頌，毫無缺點錯誤；對反面人物大加貶斥，罵的一無是處。為此，作者「對曹操雖有許多批判，卻也不乏讚美之詞」。曹操首次出場，便有如下一段描寫：「為首閃出一個好英雄，身長七尺，細眼長髯，膽量過人，機謀出眾，笑齊桓、晉文無匡扶之才，論趙高、王莽少縱橫之策，用兵彷彿孫吳，胸內熟諳韜略。」對曹操肖像和才能的簡練勾畫，讚美大大超過了貶斥。作者塑造這個形象，是要把他描繪成一個「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這樣才符合歷史和藝術的真實。須知歷史小說，它除了遵循一般的藝術規律而外，還必須尊重歷史。但是毛宗崗在評改《三國》的時候，卻把這一段文字改成冷若冰霜的三句話：「為首閃出一將，身長七尺，細眼長髯」。這樣大加刪削，顯然不是文字技巧問題，而是出於政治觀點和藝術見解的考慮。還有《關雲長千里獨行》、《白門曹操斬呂布》等回作者對曹操的讚美之詞，毛宗崗統統刪削殆盡，竭力抹去曹操「治世之能臣」的一面，以突出「亂世之奸雄」的醜惡面目。至於劉備，儘管作者對他讚美備至，但也恰當地描寫了他玩弄權術、虛偽的「梟雄」本色。毛宗崗則把對劉備、關羽、諸葛亮等人物的「唐突」和貶斥之語俱皆削去。人物性格的複雜性和多樣性一旦失去，人物性格臉譜化和標箋化的現象便會出現。藝術的絕對化，確實是一種十分有害的藝術見解，難道毛批《三國演義》不正是一個有益的經驗教訓嗎？
毫無疑問，羅貫中通過對一個擾攘動亂的世界的描繪，向人們暗示出對一個理想的太平世界的渴望。《三國演義》所提供的思想和藝術價值，是通過思想和藝術的同一性表現出來的。毛宗崗想借一種政治理論，企圖把藝術變成圖解正統論的工具，宰割小說內在的藝術聯繫，也就削弱了作品的藝術真實性。
藝術作品有自己獨立的生命，它總是一定時代的產物，時代的藝術不會轉化為時代本身。為了某種需要而隨意改變一部作品的創作思想，是很不高明的做法。從這裡我們也看出了一位卓越的文學評論家在文藝思想上的平庸。毛宗崗評改《三國》最缺乏的東西，也是我們今天最需要的東西。這就是必須把思想熔煉在形象和情節之中，讓政治和藝術儘可能完美地統一起來，使作品表現出閃光的藝術美。
註：
杜甫：《可嘆》
歐陽修：《正統論下》
《明季稗史初編》卷26
陳壽：《三國志·蜀書》
章培恆、馬美信：《三國志通俗演義》前言
來源：《中國古典小說新論集》，西南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於198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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