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寸之間天地寬——淺談先秦時期印章的起源和用途

印章，發展到今時今日，衍生為兩個分支。一種，用作印於文件上表示組織或個人鑒定或簽署生效的憑證，印面的內容大多是文字，也可以是符號、圖形，代表這個人或社會機構的憑信，這種社會功能從先秦時期延續至今。

另一個分支，從宋代開始萌芽，宮廷和文人、收藏家、書畫家在書畫作品上鈐印的風氣漸次風行，印章內容不再僅限于姓名印，齋號印、詩詞印等等也開始出現，由於文人大量使用，對印章美感的要求更高，讓濃厚的書卷氣融入到印章之中，增添了印章的藝術性。同時，印章的材料也變得更加多樣，除了使用最為廣泛的青銅，還有象牙印、木印、陶瓷印、石印等等的出現，都推動了印章向篆刻藝術的發展。

滾筒印章

最早，印章的雛形據推測應該是用於在器物表面壓印花紋或特殊圖案的模具。在世界各地都曾發現過各式花紋的印模，例如，古代美索不達米亞地區的新石器時代遺迹出土過不少印模，印有樹形花紋。當然，這與中國傳統觀念中的印章還有很大差距。

現存中國銅印的發端是這一方商代晚期的「亞羅示」璽（現存台北故宮博物院），「亞羅示」是晚商一貴族的族氏及人名，相似的銘文可以在晚商時期的青銅器上找到。這代表著將姓名文字製作成印章，壓印於器物上以表示所屬的形式已經出現。

亞羅示璽

︵商，銅質，現存台北故宮博物院︶

進入春秋戰國時期，漢字雖還未統一，但各國的文字已經相對系統、成熟，加之青銅器的製作工藝也已經達到一定高度，印章進入蓬勃發展的時期。各類印章開始大量出現，承擔了重要的社會功能。

主要功能分為兩類：第一類，由於春秋戰國時期各國爭雄，戰事頻繁，有大量的文件情報傳遞，因此各地官員及權力機關需要獨特的封緘形式來保證文件信息的真實性和有效性。所以這一類印璽用來鈐在往來簡牘的封泥上，材質多數為青銅，也有許多玉質印，常帶有供手持的印鈕，大部分為陰文印面，也就是通常所說的白文印。保存至今的大量封泥就是古代簡牘檢署制度和封物形式的有力物證。

春安君璽

︵戰國，三晉，玉質，現存上海博物館︶

在吳式芬和陳介祺所著的《封泥考略》一書中對「皇帝信璽」（現藏東京國立博物館）有這樣的描述：「此封泥色紫，背有版痕，繩痕，當是以版入中，上以繩緘其口，以泥入繩至版，然後加以封印，外加青囊囊之，兩端無縫，以護封泥。如藏玉牒於石檢，金繩縢之，石泥封之，印之以璽也。」這種封檢形式類似西方的火漆，由於使用的泥料經過篩選調製，許多先秦時期的封泥保存至今，能夠側面反映當時各地文件往來關係與各國的行政制度與官職設立。並且，由於封泥經過長年累月的風乾磨損，造成了滄桑古樸的質感，對後世篆刻藝術的發展也帶來了新的啟發。

皇帝信璽﹄封泥

︵西漢，現存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

第二類，用於烙記或者鈐抑於王室貴族的器物、兵器、戰馬等等的表面上表示歸屬。這些印璽大部分為陽文（朱文），配有印鈕，一些常用來烙記的印璽會配有另外安裝把手的孔槽。例如，現存天津藝術博物館藏的「左桁稟木」印。桁，即衡，是古時掌管採伐山林木材的官員，此印為烙印在左桁庫稟木材上的專用印記。現存日本京都有鄰館的「（日庚）都萃車馬」印（據何琳儀考，「日庚」地名無證，應當是一個字），這一方印是迄今為止印面最大的先秦古璽之一，足有七厘米見方，是烙印於馬匹的專用器具。

日庚︶都萃車馬

︵戰國，燕，銅質，現存日本京都有鄰館︶

左桁稟木

︵戰國，齊，銅質，現存天津藝術博物館藏︶

由此可見，先秦時期使用印章作為個人和社會機關的信憑印記，官印的數量要遠遠大於私印，在民間還並未廣泛普及。至漢代，印章的發展進入鼎盛時期，不僅是貴族和官員群體使用，社會應用也變得更加廣泛，因此民間用印的普及促進了製作工藝的精美，類型風格與形式的多樣表現。人們對印章整體審美的不斷要求，化為了極其深厚的藝術積澱，根本上導致了印章從信憑工具向藝術品的轉變。

淮陽王璽

︵西漢，玉質，現存台北故宮博物院︶

關中侯印

︵東漢，金質，現存河南博物館︶

圖片及參考資料來源於網路和各類文獻書籍。文中觀點，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

由於作者能力有限，文中存在許多謬誤，望不吝批評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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