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公眾專題史建構的類型、路徑及意義

原標題：當代公眾專題史建構的類型、路徑及意義

當代公眾專題史建構的類型、路徑及意義

作者簡介

錢茂偉，寧波大學人文與傳媒學院教授、史學史研究所所長，近年來致力於中國公眾史學學科與專業建設。

公眾史學是多層面的，它應有自己的學術研究層面，不能變成拒絕學術研究的史學。如何讓公眾史學與專業史學自然地銜接起來，不要讓專業史家有一種斷崖式感覺，這是筆者最近不斷在思考的。公眾專題史是在個人記憶基礎上彙集而成的專題性群體記錄。在個人史、家族史、社區史、單位史之外增加專題史，是希望讓公眾史建構單位更為完整。前人關注到了民眾歷史的研究，強調「書寫人民大眾的歷史」，稱為新社會史與新文化史 ，這與「公眾專題史」的宗旨倒十分接近。法國人提出的「記憶場所」 理論也與此相近。「記憶場所」這一說法由法國社會歷史學家皮埃爾?諾哈在20世紀80年代提出，他發現歷史遺留的地方空間在集體記憶的建構中有非常大的貢獻，於是他主張通過對「記憶場所」的研究來更好地拯救殘存的集體記憶，找回群體的認同感與歸屬感。文化遺產研究專家也關注到活化「記憶場所」在大眾文化遺產保護中的作用。公眾專題史的角度不同，所以使用記憶場所之類概念時也會不同。簡單地說，主要用於當代民間歷史記錄，收集民眾的歷史記憶。那麼，什麼是公眾專題史，為什麼要做公眾專題史研究，如何做公眾專題史，公眾專題史有哪些主題，這些問題是值得做學理思考的。

一、公眾專題史定義與類型

(一)公眾專題史的定義

專題史，對應於過往的「專門史」。專門史，這是近代出現的新興歷史門類，是學術史學重專題歷史考察的結果。專門史屬於歷史學的二級學科，是對人類歷史的專門領域進行研究的學科，著重探討人類社會在各個領域的具體發展狀況及其規律，專門史研究的是某一特定問題、現象、學科在歷史上的發展狀況。

公眾專題史是百姓的歷史，是當代公眾眼中的歷史。「專題史」前再一個「公眾」，成為「公眾專題史」，是為了突出公眾本位原則。公眾專題史是指用公眾的眼光與記憶寫出民眾版的各種人群史。從國家與社會角度來說，可分為國家本位的專門史與公眾本位的專題史兩大類型。以前的專門史如政治史、軍事史、經濟史、文化史是國家專門史，多是國家的歷史、精英的歷史，下層民眾人物的活動記憶史涉及不多。組織本位的專門史與人為本位的專題史，關注的主體不同，書寫的方法也不同。前者主要依賴各級政府及單位留下的檔案，後者則主要依賴民眾大腦記憶。因為上下層的不同，所以建構出來的歷史面貌也會不同。

現有的歷史學體系中，專門史是一個大籮筐，什麼都可以放進去。同理，以人為中心，據不同行業為單位，也可以建構起不同的公眾專題史。歷史進入生活世界，可以從生活世界中尋找選題，採訪公眾的歷史記憶，展開相關專題的歷史思考，讓公眾成為身邊歷史現象的解釋者。從學術角度來說，公眾專題史開創了一種全新的公眾歷史建構模式。將民眾的民間記憶呈現出來，才是公眾史學的核心要求所在。所謂全新，表現為以下幾個方面：

一則選題源於現實生活。常見的歷史研究是從古代、近代文獻中尋找選題，公眾專題史是從現實公共生活中尋找選題。歷史研究的選題要貼近生活，當下的公共話題均可成為研究選題。現實的面貌是歷史發展的最新面貌，現實生活的一切都有其過往，都是可以追溯的。由當下的所見所聞，進而尋找其歷史過程，這也是一種歷史研究。歷史研究強調問題意識，其實生活中也會有自己的問題意識。

二則材料源於普通人的大腦記憶。以前的研究偏重文獻，尤其是國家文獻，公眾專題史更重大腦記憶。「如何記下和展示這一段留在當事人記憶中的歷史，是口述史研究的真正價值和使命之所在。」公眾專題史是靠當代個人記憶建構起來的。人與人間，人與物間，留下了深刻的無數的歷史記憶。現實歷史在人類的大腦記憶之中，必須通過口述的途徑加以搜集。公眾史研究以直接記憶為主，兼及文獻。公眾參與，最要緊的是可以主動建構自己的歷史記憶。搜集不同人的歷史記憶，就可建立新的歷史觀察方式。

三則個案研究與群體研究相結合。專題群體史是建立在個體記憶上的群體研究，個人記憶的徵集是一切群體歷史建構之本。按專題來採訪一群人，就可成一個專題口述史。這樣的組合是無限的，生活中的任何職業群體，均可成一個群體口述史。邢小群《我們曾歷經滄桑》(2012)涉及了老文化人題材。通過五位受訪者的親歷歲月，勾勒出一百年中國人掙扎與奮鬥的歷史。《體媒人物——新中國體育新聞傳播口述史》(2015)收錄了50位體育新聞工作者的成長經歷和新聞故事，這50個人涵蓋了通訊社、報刊、廣播、電視和網路媒體，是一部群體記憶構建的活歷史。

(二)基本研究類型

公眾專題史是普通人眼中的社會生活史或文化史。目前可定為三大類型，一是場所人群記憶，二是行業人群記憶，三是學科人群記憶。前者以場系人，後兩者以人系事，完全突出人的特定職業群體性。

1.場所人群記憶

記憶場所是生產、集聚群體記憶的場所。「記憶場所主要是指具有保留並能繁衍集體記憶的特色場所。」凡是身邊的公共場所，均可成為關注話題。因為記憶之場是人景結合體，是人對景的認知。關於場所，文化遺產保護者思考的是如何保護場所，而歷史學者思考的則是如何收集與場所有關的大眾歷史記憶。場所與記憶結合是基本原則，「一個記憶場所往往包含兩部分信息，一部分是物質形態，另一部分是故事，兩者缺一不可」。它強調搜集人在某個空間留下的歷史記憶。場所是大眾活動的場所，大眾在某一場所活動以後，會留下集體記憶，「某一個記憶場所，可以承載著不同年齡、不同職業、不同情感需求的人群的記憶」，這些記憶場所容納的是日常生活、工作、學習、生產、遊玩中的故事。以場所為單位，收集歷史記憶或歷史故事，這是值得提倡的。其導向是鼓勵人們關注身邊的歷史，由當下及於過往。記憶場所是「普通市民賴以生活、工作、休閑之處，是鄉愁的重要物質載體」。有些場所已經消失或快要消失，有些仍在使用。場所是無生命的，因人的記憶而活，因人的生活而情感，因有情感而顯得可愛。

根據《公共場所衛生管理條例》，當代公共場所包括7大類28類別。陸邵明提及文化遺產時，將公共活動場所歸類為五大類 。

第一類是文化類場所，學校、文化宮、茶館、公園、博物館、影院、書店、圖書館、廣場舞等。如胡懋仁《學院路上：口述中的北航》(2015)。《新周刊口述史》(2016)則通過同仁的口述，展示《新周刊》20周年歷史。如周旻主編《口述歷史：廈門老街歲月》(2017)由記者采寫而成。

第二類是生活休憩類場所，大禮堂、會館、集市、商場等。定宜庄《生在南城》(2017)， 展示了內城旗人外的漢人生活。定宜庄《八旗子弟的世界》(2017)則描述了內城的下層八旗子弟生活。定宜庄《府門兒?宅門兒 》(2017)則展示了上層旗人的生活。定宜庄《衚衕里的姑奶奶》(2017)則專題展示旗人婦女的生活。周旻主編《口述歷史：廈門老街歲月》(2017)由記者采寫而成，講述了廈門老街人的生活記憶。《礦山記憶：鐵，不一般的故事》(2017)講香港的馬鞍山礦村故事。《口述西溝史》(2017)講述人大代表申紀蘭家鄉、中國農業戰線的旗幟山西西溝村歷史。

第三類是生產性場所，老碼頭、舊車站、糧油站等。如定宜庄等《個人敘述中的同仁堂歷史》(2015)，通過老員工及相關檔案，展示同仁堂的嬗變史。《我與蕭山圍墾》(2015)，這是典型的個體與圍墾活動歷史的匯萃。

第四類是宗教紀念性場所，教堂、公墓、佛堂、祠堂等。如鄭岩等《閹上坊口述》(2017)通過口述，展示山東安丘一座清代貞節石坊歷史。

第五類是特色場所，風貌街巷、親水邊界、自然風景與其最佳觀賞點等。如運河邊的歷史、大江邊的歷史。如《大同里舊事》(2015)作為上海《靜安口述歷史叢書》之一，是第一本弄堂里的人口述弄堂里舊事的書。這是曾是廣東人聚居區。又如北京的《史家衚衕》，建立在百人口述史與相當檔案基礎上。

面對現實生活世界的公共場所或特定群體，可以提出其前世今生的問題。然後促使去回溯一下，就能成為當代公眾史研究選題。某個公共的場所，留下了不同時代的無數人的共同記憶，搜集這些記憶，就成為新的公共專題史作品。人景結合，這是核心原則。場所是供人活動的場所，最要緊的是人在此中的活動故事。以場系人，這是根本原則。公眾專題史的設計，主體是搜集公眾的歷史記憶，最要打撈的是人類的歷史記憶。

2.行業人群記憶

職業是組建群體的基本單位，有無數的職業單位就可建構出無數的群體活動史。某些特定群體與邊緣群體，如民辦教師、鄉村與社辦企業會計，就可成為一個特定的群體加以採訪。

城市邊緣群體口述史，如邱源媛《找尋京郊旗人社會：口述與文獻雙重視野下城市邊緣群體》(2015)，專門討論了「庄頭」群體。2015年，嘉興市組織撰寫了《運河船民口述史》一書，共有46篇，這可以理解邊緣群體研究。

汽車人口述史，如《拓荒》(2015)、《紅旗》(2016)、《東風》(2017)，展示了中國汽車人60餘年的歷史。

歸僑口述史，如《赤子豪情》(2014)、《風雨同路》(2016)、《僑路》(2017)展示了廣東中山市歸僑群體歷史。

老兵口述史，如劉玉《抗戰老兵口述史》(2017)、《我的抗聯歲月——東北抗日聯軍戰士口述史》(2016)、《勳章記憶》(2017)記錄了北京安貞街道9位老兵口述史。

行會口述史，如《澳門上架木藝工會口述史》(2017)為澳門上架行會館訪談計劃之一。

絲綢人口述史，如中國絲綢博物館策劃的《桑下記憶—52位絲綢老人口述史》

海洋人口述史，如海南出版社主持的《風帆歲月—老船長老漁民口述航海歷史》也正在進行之中。

移民口述史，如何弘等《命脈：南水北調與人類水文明》(2017)。《南水北調中線工程口述史》也在進行之中。

知青口述史，如劉小萌《中國知青口述史》(2004)。

農奴口述史。如《西藏百萬翻身農奴口述史》(2017)，共採訪了200多餘人，本書收錄30多人。

建設兵團口述史，如王雲鵬主編的《疆齡》(2017)採訪了39個新疆建設兵團老同志的口述史。

東北建設者口述史，如王利文主編《大興安嶺鐵路兵回憶錄》(2016)、王利文主編《大興安嶺林業開發者回憶錄》(2016)用的是徵文模式。

老黨員口述史，如青島市南區的《崢嶸歲月》(2017)，通過21名老黨員展示一個地區老黨員的歷史。

市民口述史，如蔣紅主編《見證：20位市民口述北侖30年變遷》(2016)可算是口述公眾城市史。曹曉波《百人口中的百年杭州》也在進行中。

村民口述史，如黃健《界岸人家—一個中國村莊的集體記憶》(2017)通過40多人的口述史，展示一個村莊的變遷。

慰安婦口述史，如李曉方《90位倖存慰安婦實錄》（2016）也是一種特定群體口述史採訪。

勞模口述史，如筆者主持的寧波全國勞模口述史，也屬於專題口述史，目前已經出版二期，《火紅歲月：甬城全國勞模口述史》(2016)《時代華章：寧波全國勞模口述史》(2017)共四冊。又有姚力等《生命敘事與時代印記—新中國15位勞動模範口述》(2017)。

非政府組織人口述史，如王名主編《中國NGO口述史》第一輯（2012)、第二輯(2014）。

又如傳承人口述史，傳承人是民間審美、民間技能和民間文化信息的承載者 ，其特點是「集體記憶、口傳身授」 ，天津大學成立了傳承人口述史研究所。《甬劇老藝人口述史》(2016)、《溫州戲曲口述史》，也屬傳承人專題口述史。盧敦基等《永康手藝人口述史》(2012)通過20餘位手藝人的口述，展示永康縣的特色行業。王小梅主編的《他者敘事—手藝人口述歷史訪談》(2017)採訪了23位非遺傳承人的口述史。《大漆髹飾傳承人口述史》(2014)通過21位傳承人展示中國的大漆髹飾非遺工作。楊曉《蜀中琴人口述史》(2013)由25位四川琴人的口述史與回憶錄組成。《二十世紀崑曲口述史》也將出版。

3.學科人群記憶

學科是20世紀以來的知識建構模式。因不同學科，而出現不同的學科從業人，這就有了學科從業人口述史。

史學工作者口述史，如鄒兆辰等《新時期中國史學思潮》之《訪談編》(2001)、《新生代歷史學者訪談錄》(2005)、鄒兆辰《變革時代的學問人生》(2011)、鄒兆辰《為了史學的繁榮：對話當代歷史學家》(2011)。後兩書收錄41篇訪談，主要記錄了北京的著名史學家。又有專題史學研究口述史，如12卷本《孫中山研究口述史》(2016)。如趙輝主編《記憶：北大考古口述史》(2012)。

自然科學人口述史，如「20世紀中國科學口述史」叢書，2006年起，已經40多種。

科幻人口述史，如侯大偉等主編《追夢人——四川科幻口述史》(2017)記錄了十多位科幻創作人的歷史。

電影人口述史，如2011年來逐步在出版的「中國電影人口述歷史」叢書，諸如《海上影蹤：上海卷》(2011)、《長春影事：東北卷》(2011)、《影業春秋：事業卷》(2011)和《銀海浮槎：學人卷》(2011)、《峨眉影魂—四川電影人口述歷史》(2016)

體媒人口述史，如薛文婷主編《體媒人物——新中國體育新聞傳播口述史》(2015)。

高校人口述史，如周洪宇主編的「當代中國高等教育改革口述史」叢書正在出版中。

(三)公眾專題史的研究路徑

公眾專題史的研究方法，主要是口述史，也會參考相關文獻。具體地說，其基本的研究步驟有三：

先確定採訪對象。採訪對象的篩選原則，要有不同年代代表性，要有不同空間代表性，要有不同職業代表性。採訪數量不能過少，至少得幾十人。這些項目得與相關單位、相關人員合作。找哪些人採訪，問什麼問題，收集什麼記憶，就是頗費思量的事。

中間做個案採訪，一一口述史採訪，轉錄成稿。為方便未來的編輯與使用，轉錄成稿要時認真校對，達到可以單獨使用的程度。

最後對個體口述史的內容進行綜合的分析與歸納，即可成文。在這個過程中，可以參考相關文獻，進行一定程度的考訂。

從採訪的模式來看，除了講自己的故事，也可講述自己親見親聞的別人故事。群體活動不完全是一人之事，更多的是諸人一起活動的，所以要講述參與活動諸人的故事。

二、公眾專題史研究的價值與意義

為什麼要做公眾專題史？首先，生活中的人本來就是以行業、以學科來劃分的，本來是有場所聚集活動的，歷史記錄不過是將生活世界轉化成文本世界而已。其次，群體的力量大於個體。個人史是以個人為主體來敘述，群體史是以人群為主體來敘述。通過專題人群故事的建構，可以了解一個學科、一個行業的發展狀況，可以了解一個場所的人群故事。

公眾專題史的基本類型有三，我們就從這三大類型的存在價值來思考。

場所記憶可以凝聚人類的集體認同感。共同記憶是凝聚人類共同心理認同的基本手段。「記憶場所是鄉愁重要物質載體，保護活化記憶場所對於喚起普通人情感認同和歸屬感特別重要。」 通過記憶場所，可以講好人群故事，是一種群體心理認同建構，可以團結人凝聚人心。「想要留住城市的根，必須重塑地方性的城市文化認同，保留城市記憶是第一步。」站在記憶保存角度，強調通過某一個場所、物體的共同記憶，保護記遺產。現在則可以從生活中提出需要，為什麼要提出記憶保護。農耕社會是同姓共同記憶，有非常強烈的桑梓情結。城市化以後，沒有了這樣的共同記憶。或者說共同記憶場所的方式變化變了，成為異姓的共同記憶，是工作、學習、活動的組織。公共場所是一個地方的基本場所，關於公共場所的記錄，傳統的記錄往往是靜態的介紹，不及人在這些公共場所留下的歷史記憶，結果讓人讀來索然無味。從公眾專題史來說，最要緊的是講好人在場所的故事，記錄公眾對公共場所的歷史記憶。有了不同人的個體歷史記憶，有血有肉，公共場所的歷史就活化了。這樣一來，景觀好寫了，景點也好開發了。

可以留住文化之根。對一個外行的口述史使用者來說，第一反映往往是疑慮重重，糾結於這種口述史可信嗎。做當代公眾歷史記錄的第一使命便是搶救，再不去記錄，記憶就失傳了。歷史學做的是前後代記憶的鏈接工作，是「在鴻溝上架設橋樑的工作」，否則前後時代出現斷裂現象，無法銜接。近四十年，中國正在經歷著前所未有的大變動時代，由傳統的農耕文明到現代工商文明，甚至進入到網路信息社會。傳統的東西不斷消失，傳統的不少行業面臨淘汰的格局。這些傳統行業的記憶，都存儲於那些老人的大腦記憶之中。這些老人成為最後一代工人、農民、手藝人。他們正在不斷凋謝，每天都有大批老人離世。一旦離世，大腦記憶被帶進棺材，徹底消失於世。如果不趁此機會，主動出擊，及時搶救，我們將抱遺終身。對於非遺來說，這樣的歷史使命感尤其強烈。

了解學科發展的最近幾十年趨勢。亞歷山德羅?波提利說：「真正重要的是，記憶並非是被動的存儲事實，而是創造意義之主動過程。」 也就是說，口述史搜索的不完全是倉庫中的記憶材料，更是一種經驗、知識的加工、生產機制。這就是採訪人與口述人共同研究歷史、共同建構歷史記錄的表現。這樣的研究方式是全新的，這樣的記錄更能反映出學科的最新面貌與趨勢。

從更廣闊的當代歷史記錄視野來看，公眾專題史等公眾史記錄的展開，有著全新的多重意義：

提供全新的民間群體觀察視野。歷史是一個多面體，可以從不同角度來認知與記錄，可以是組織本位的，也可以是人為本位的。沒有全能的認知，所有的歷史都要靠人的認知來體現的，全能的認知是建立在多人認知基礎上的。如《見證：20位市民口述北侖30年變遷》定位「草根看北侖30年變遷」，強調的正是通過個人眼光記錄時代方方面面的變遷過程。

強化了大眾「由今及往」的歷史意識。現實與歷史的關係，以前的常見理解是用現實的眼光觀察遙遠過往的歷史。今日則多了一層意思，就是由當代生活中選題回溯其近幾十年的當代歷史。當代是人人生活的時空段，人人應關注。當代歷史與每個人、每個家庭、每個社區、每個城市、每個單位有聯繫，歷史就是這些個人與組織的歷史，它可以開闢無限有意義的新選題。不關注當下的歷史，不關注周邊的歷史，這才是最大的失職所在。當代史記錄建設成功了，歷史學的地位就有了。有了這種當代史選題，我們的歷史記錄活動就活了，就與現實結盟了，參與公共歷史進程的意義更強了。如此歷史就進入了生活，與人人關聯，歷史的作用問題不用討論了，政府官員給大學歷史學專業撥款時也不用懷疑了。當代歷史研究會讓史學工作者成為非常有用之人。公眾史學工作者做的事，是引導公眾與某些話題結合，建構公眾專題類的當代歷史。

為新手、老年人普遍參與當代公眾史記錄提供了方便。筆者主張年輕人參與當代公眾史記錄工作。由當代話題回溯的歷史考察是可以做好的，不必東抄抄西抄抄，門檻低，容易上手。這個領域正好是學人不重視的薄弱環節，值得年輕人施展拳腳，高中生、本科生，甚至中老人，均可參與。對生活歷史的回溯研究，可能更適合中老年人。中老年有著豐富的人生閱歷，通過自己的體悟，他們對人生歷史有著自己獨到的理解。所以，回歸生活，尋找歷史，對中老年來說是容易的。老年人說故事，年輕人記錄故事，這就是口述史提供的全新模式。

公眾史的記錄有了專題史建構單元會更為全面。公眾參與、以公眾記憶為主導的群體史體系建構，是此前歷史學不曾關注的事。在傳統國家本位視野下，民眾的共同活動的記憶被嚴重弱化。所謂民間歷史寫作，就是民間視野下的民間記憶的彙集。民間歷史的直接來源是民間人物的大腦歷史記憶。當代民間史是公眾眼中的、公眾記憶中歷史，應及時記錄下來。以前，歷史的範圍人為地被上層限制了。傳統以來的國史傳統，只有上層人物活動的歷史是歷史,這種過強的歷史觀念限制了人民的思考，人們往往容易忽視自身及身邊之人的歷史。今日要打破這種狹隘的歷史觀念，擴大其關注範圍。一旦歷史觀念改變，則歷史記錄的範圍擴大，人人處於歷史之中，當代人的歷史就值得研究與記錄的歷史。歷史是人的歷史，也是人參與書寫的歷史，最後也是供人看的歷史。

降低了人人參與歷史研究的門檻。口述史是「一種標準的歷史研究方式」。歷史研究可以分為間接研究與直接研究兩大類型，文獻研究是間接的歷史研究，口述採訪是直接的歷史研究。它只對現有文獻進行再加工，提出新的認識來。當代史應是一種直接的文獻建構活動，它是第一手的直接生產領域。當事人仍健在，可以直接研究。由主體而客體的中介，在當代就是歷史記憶，只是大腦記憶與文本記憶區別而已。公眾史成熟以後，可以為大家所用。一旦真的發揮作用，將產生無窮的文化產品生產力量。

有效地規避了當代史記錄的禁區。社會史就是民間社會史，是相對上層政治史而言的。公眾專題史關注的是民間歷史，這樣的民間生活歷史，政治色彩淡一些，相對好寫，且公眾也可參與進來。專業史家的研究，往往根據政府檔案來寫作，公眾難以進來。也就是說，公眾專題史的提出，也部分解決了當代史不好寫的問題。對一個職業的文獻歷史學家來說，沒有文獻無法做研究。考古學會根據實物遺存來研究。可以根據大腦記憶來做當代公眾史研究，公眾專題史解決了某些敏感歷史研究無法做的死門，開闢了一個全新的群體生活史研究領域。這是打撈生活遺迹的活動，是一種全新的當代普通公眾史。公眾專題史讓歷史學的視野寬了，似乎更複雜了，不過因材料多而更方便了，讓他們可以從多角度書寫。

提升了個體大腦記憶轉化的重要性。近幾十年，國際文化遺產保護觀念出現了兩大變化：一是內容由物質遺產而精神性的記憶遺產，二是對象由精英遺產而大眾遺產的轉型。記憶遺產是一個泛指概念，其下面可進一步延伸出國家記憶遺產、地方記憶遺產、家族記憶遺產、個人記憶遺產，這些均要保護。遺產是前人留下的財富，記憶遺產是關於歷史記憶的遺產，是人類共同的財富。記憶遺產，偏重前人留下的文本記憶。其實，記憶首先是大腦記憶，其次才是文本記憶。筆者更看重的是大腦記憶，沒有成文化的記憶遺產，數量更為巨大。一直以來，人們沒有將個人記憶當精神財富來看待，公眾沒有記憶財富保護概念，普通人的歷史記憶從來不值錢，這才是大問題所在。公眾口述史的提出，讓人關注到了大眾歷史記憶的文化價值。收集記憶的任務是要「抵達日常經驗的歷史」。個人記憶的文化價值無限，值得人類不斷加以開發。

（原文刊載於《浙江社會科學》2018年第2期。為方便閱讀，以上內容為作者主要觀點摘錄。）

來源：浙江社會科學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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