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歷史43：我的父親母親：金性堯和武桂芳
他是文史界「南金北季」中的「南金」金性堯；
她是魯迅夫人許廣平的好友，上海孤島時期活躍的女作家。
——他們是根植定海花開上海的一對賢伉儷，文化界的天作之合。
口 述：金文男
整理記錄：孫和軍
採訪地點：上海市瑞金南路
採訪時間：2017年5月26日（面談）
2018年2月6日（微信）
「海上博雅」講父親
「海上博雅講壇」，是由上海圖書有限公司主辦搭建的一個針對專業讀者聚會與交流的平台，每個月在上海古籍書店與藝術書坊等坐落於福州路的文化地標開展精品人文講座2-3期，使實體書店的文化氛圍與講壇珠聯璧合，相得益彰。
2017年4月23日下午的「海上博雅講壇」第134期，由我和上海古籍出版社高克勤社長主講「金性堯先生與《唐詩三百首新注》」。這是一個紀念我的父親金性堯先生逝世十周年的特別活動。主辦方是上海圖書有限公司、上海古籍出版社，協辦方是國學新知、搜狐讀書。講座地點在上海古籍書店6樓多功能廳。
我和高克勤社長先後講了2個半小時。我們講唐詩三百首的影響，講為什麼金性堯的《唐詩三百首新注》比別人的注更受讀者歡迎，我也講了很多我父親的生平，從老家定海開始，講到父親和魯迅有過4次書信來往。父親給魯迅的信我們沒看到過，魯迅給父親的信現在上海魯迅紀念館都可以看到。50年代期間父親將這些書信捐給了魯迅紀念館，「文革」後，還補辦了個捐贈手續。
新中國成立後，父親先在春明出版社、上海文化出版社任編輯，加入中國民主促進會，曾任民進上海古籍出版社支部主任。後來父親擔任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第二編輯組副組長，從事中國古典文學普及讀物的編輯出版工作。
1978年12月，父親退休。他就步入了著書立學的「黃金時期」。父親的著作，除了一本《文抄》，我家裡基本都有。只是重版、重印的不一定全。像《唐詩三百首新注》，大概是在1979年底或1980年初，由我將父親的手寫書稿送到了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一版第一次就印了35萬冊。至今已經印有300多萬冊了，印了幾十次了，包括上海、北京、香港、台灣等地的出版社。現在印的最多是上海古籍出版社。
《唐詩三百首新注》出版後，年近七旬的父親又著手選注《宋詩三百首》。他精心選編、注釋，於1986年出版《宋詩三百首》。該書出版後，也是一再重印，熱銷不衰。然後馬不停蹄地著手編注《明詩三百首》。父親花了9年時間，選錄了107位詩人的300多首詩進行注釋，於1995年出版《明詩三百首》，彌補了明詩以前沒有入門選讀本的遺憾。
白話文唐、宋、明詩三百首注釋的出版，是父親晚年顛峰之作。他本想再編《清詩三百首》《民國詩三百首》，無奈年老體弱力不從心而放棄。但他仍以常人難以想像的毅力，堅持每天寫2000字隨筆，日積月累結集成書。出版了古詩評論集《爐邊詩話》，以及《清代筆禍錄》《清代宮廷政變錄》《閉關錄》等10餘種隨筆集，一直寫到88歲，堪稱「學富五車，著作如林」。
才女母親武桂芳
母親武桂芳出生上海。我外公武焦青也是定海人，早年在上海謀生，曾是南洋煙草公司的職員，與洋人打交道，薪水蠻高的，可惜他去世較早，以致我對外公沒有印象。
父母親結婚4年沒有孩子，期間，他們一起創作了好多作品。母親有部個人作品集叫《背上了十字架》，她和柯靈等八人還合著過一本《松濤集》，1939年由世界書局出版。作家巴人在編後記中評論說「桂芳寄情於事，疑似於散文小說之間，別有悠遠境界。」母親曾在長江中學（後併入青鋒中學）當語文老師。據2017年7月15 日周志剛《長江中學、青鋒中學拾零》回憶，長江中學有很多知名的骨幹教師。「解放前，學校董事長是陶伯川，實際管理人為陶愚川。解放後校長先後是早稻田大學畢業生葛尚德，暨南大學向熲。張甫楠、馮家璐、徐瑛、張美倫等均畢業於聖約翰，曹國芳、郭蔚增等是滬江大學畢業生，連體育老師麥弟先也是之江大學畢業。許廣平的好友武桂芳，虞洽卿的孫女虞岫雲，清末重臣王爺趙爾巽、趙爾豐的後人趙譽堅，顏文良、劉海粟美專學生彭清鋆，周谷城女兒周賦湘，何世楨之女何祚章等一批老師都很有水平，頗具特色。他們教學嚴謹，談吐優雅，滿腹經綸，閱歷豐富，作為學生，後又成同仁，我受益匪淺。」
長江中學教師合影。第一坐排左起第4位即武桂芳老師
青鋒中學73屆1班有個叫陳造奇的學生回憶恩師武桂芳，說我母親平時和藹可親，不管是調皮的還是好學上進的，她都一視同仁。上起課來武老師很有一套，娓娓道來，低聲細語，聽來非常入耳。
母親武桂芳是魯迅夫人許廣平的好友。母親去過許廣平家裡參加過中共地下刊物《上海婦女》雜誌的校對，不久又成為編委，與許廣平一起外出、採訪、報道淪陷時期的上海難民營和紗廠女工生活，她的小說《新生》即以紗廠女工的生活為素材。母親也是當時上海孤島時期頗為活躍的女作家之一。大概1945年夏季，日本憲兵抓走了許廣平，搜出了我母親簽名贈送給許廣平的《背上了十字架》一書，母親簽的是「木圭」（將桂字拆開）筆名，日本滬南憲兵隊於是派軍曹從北京西路的家抓走了我母親，說母親是「延安責任者」，用冷水和皮棍逼迫了一番，但母親啥都沒說。後來。父親通過中共特工人員魯風，保釋了我母親。1939年以後，母親先後生育了我們姐弟四女一男，相夫教子的辛勞讓她基本放棄了寫作。母親於1990年6月 8日過世，享年75周歲。父親曾以《一個聲音消失了》為題寫了悼文。
2003年高等教育自學考試試卷上曾以我母親文章《懷遠天的老人》為題，要求考生閱後寫一篇不少於600字的評析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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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氏一家在定海北門金家大屋合影
金性堯和妻兒合影
父親和母親相識於定海
母親武桂芳出生在上海，高中念的是上海務本女中，著名記者、作家曹聚仁（1900-1972，浙江蘭溪人）先生教過她語文。母親高中時文筆非常漂亮，學習很出色，全上海高中會考第一名，她的照片在當時的報紙上都登載過。
1932年，上海發生了日軍突然進攻上海的「一·二八」事變，母親可能是這個時候到定海老家躲避戰亂的。我家是有一種說法，父親認識母親，是1932年在我姨家（母親的姐姐家，親姐還是堂姐不甚清楚）。姨家後門正好對著父親「金家大宅」的院門，就是今天定海人民北路桑園弄口的金家大屋（30年代門牌是北大街北寶里64號，後為人民北路60號，人民北路181弄2號）。他們就這樣相識相戀了。母親長父親一歲，兩人都愛好文學。
母親在《懷遠天的老人》里曾寫道「一·二八」事變後，「我們的所有都在炮聲和火光中毀滅了，繼之是姊姊的死，和母親的病。」說明母親是有個夭折的親姐姐的，至於是不是金家對門的那個姐姐？我們並不清楚。
1935年左右，父親和母親結婚。
母親當年在《文匯報》副刊和其他各類雜誌上發表過不少文章。古籍社的周黎庵先生後來跟我說，早年你母親的文筆其實比父親還要漂亮，但祖母有點封建，父母結婚後，母親不能上大學，也不能在外面拋頭露面。解放後，母親當了一名中學老師。
母親有時也會幫父親一起校對文稿。在出版魯迅先生全集時，父親是第一批參加校勘的人員之一，他常將稿件帶回家來，母親就會協助父親一起校對。《魯迅全集》第一版上還有父親的名字。
父親去世以後，我做過一個紀念集，是由舟山政協文史委資助的。在這本集子中，我有幸收到了一篇沈鵬年先生的文章，披露了父親編《魯迅風》時期，同一些著名文人的通信，從這些白紙黑字的書信中，我看到了父親當年做過的許許多多對國家、對人民有益的事情。當年《魯迅風》沒有出版經費，父親就自己出錢，還接濟了很多文化名人。郭沫若從日本秘密回來時，父親為他傳遞過書信。後來父親接受了中共地下黨員的安排，還出面主編了《文史》。
與魯迅的書信往來
1934年父親18歲時，就和魯迅先生之間有過書信來往。
當時我的父親還只是個普通的愛好文學者，他非常崇拜、敬仰魯迅，想一睹魯迅先生的風采，於是就寫了一封信給魯迅。原信已經找不到了，現存的是魯迅回給父親的四封信。
其中一封信的內容是：
惠函收到，但面談一節，在時間和環境上頗不容易，因為敝寓不能招待來客，而在書店約人會晤，雖不過平常晤談，也會引人疑有什麼重要事件，因此我只好竭力少見人，尚希諒察為幸。
應該是父親向魯迅先生提出了面談的請求，但被魯迅委婉謝絕了。這是意料之中的事，魯迅當時已經是有名的大作家，而父親還是一個未出道的年輕人。但魯迅的這封信回得很快，說明他重視文學青年的來信，也非常有誠意。於是父親馬上又寫了第二封信。
其間還有一個小插曲。父親落款「性堯」，因為字跡潦草，魯迅先生看成了「惟堯」，父親又不好意思糾正，後來索性將錯就錯，乾脆把自己寫成了「惟堯」，所以魯迅博物館裡收藏的信上就是「金惟堯」，實際上應該是「金性堯」。
五天之後，父親又收到魯迅回信，上書：
來信早收到，在中國做人，一向是很難的，不過現在要算最難，我先前沒有經驗過，有些「文學家」，今年都做了檢察官了，你想，變得快不快。《新語林》上的關於照相的一篇文章，是我做的，公汗也是我的一個化名，但文章有時候被檢察官刪去，弄得我沒頭沒尾，不成樣子了。
可見，魯迅先生當時也和父親這樣一個無名小卒談了談自己的一些想法。後來還有兩封信，大致內容是，父親想請魯迅幫他修改一篇小文章，但是魯迅表示很忙，沒有時間，父親便又寫信給魯迅。因為原信都不可見，內容只能大致猜測，似乎是他又跟魯迅提什麼要求，可能還有點責怪的語氣，所以魯迅回信說：「先生所責各點都非常不錯，但我這邊真的太忙了，我要應付許多事。」最後提出來：「我和你之間的函件往來沒有多大意思了，不要再繼續下去了。」
此後，雙方通信就中斷了。但這並沒有影響父親對魯迅的敬仰和尊重。父親晚年在一篇回憶文章中提到這些書信往來，對自己當年這種有點意氣用事、有點冒失的話感到不安。通信中斷兩年之後的1936年，魯迅先生去世，我父母一起到萬國殯儀館參加了葬禮。
在父親被「戴帽」的日子
1932年，父親隨祖父全家搬至上海，祖父又在上海北京西路1110弄建造了14幢石庫門房子，並以祖母的名字命名為「葆壬里」。弄底的17號是我們姐弟5人出生成長的地方，也是父親讀書寫作耕耘了一輩子的住所。
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前身是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有六七十號人。「文革」時，包括我父親在內的其中7人被打成了現行「反革命」，成了一個「反革命」小集團。父親在勞動時曾經議論過江青，說他在30年代見過江青。在上海書店裡整理倉庫時，內有30年代的雜誌，裡面有藍蘋（江青早期藝名）的照片，也就是個二流演員。因此被人揭發，1968年11月被戴上「反革命」帽子，到奉賢縣五七幹校養豬改造，全家被掃地出門。
那年我16歲，全家住在新閘路上20平方米的一間房管所的倉庫里，牆壁透風，是竹籬笆外麵糊泥的。一隔二分出前後，後半間是房，5人擠在一起，全是床。前半間是廚房，一個吃飯的方桌，一個煤球爐、煤餅箱，外面放一個水缸，水要到外面給水站去提。1972年9月父親被摘除「反革命分子」帽子。落實政策後，我們於1976年夏天，回到了北京西路的前後廂房。1977年4月30日，撤銷「反革命分子」帽子，10月，在上海市人民出版大社文學組任編輯。
受父親牽連，我大姐金大男，是華東師範大學助教，在「文革」中被迫害去世。二姐金亞男，北京化工學院66屆大學生，畢業後在北京工作，因受「文革」刺激，患病至今仍身體不好。妹妹金星男也跟我一起在廣昌農村插隊。弟弟金登男，讀小學時也被人欺負，不讓他加入紅小兵。中學畢業以後被分配到上海棉布拉絨廠，肯吃苦，被推薦上721大學（紡織局的職工大學），後在華東理工大學擔任計算機系的人工智慧教研室主任。
1969年到1978年，我在江西廣昌驛前公社插隊，在村小做過「赤腳」老師，1979年頂父職回到上海。
父親是我的第一讀者
我1979年進上海古籍出版社，在很多崗位上都干過，在校對科工作的時間最長。
我是六八屆，讀過初中一年，文史方面，尤其是古籍方面，太幼稚了。1979年我剛進古籍社時，什麼都不懂，父親對我發過「調頭」（指示），說，沒關係，你從頭學。於是，自己白天從工作當中學。我後來選了校對科，也是因為校對科可以一邊校，一邊學。另外是利用晚上時間，所以我進了華東師範大學的夜大學整整學習了五年。
隨著工作壓力越來越大，屬於自己的時間越來越少，就只能忙裡偷閒地學習。父親的很多稿子，包括《唐詩三百首新注》，都是他寫好了，我和母親幫他抄一點。抄的時候有不懂的就提出來，他就會給我講解。雖然有不少情節我自己已經忘了，但他在日記里都提到了，比如「今天為文男講《詩經》」，第二天又是「為文男講《尚書》」，等等。就這樣，在父親的耳提面命下不斷學習，慢慢地在工作中也能夠獨當一面了，於是我業餘時間也會寫點東西，包括報刊的小文章和論文。
我後來也寫過一點著作，最典型的一本，是父親為香港中華書局主編的一套「詩詞坊」叢書，其中的一本叫《詩情與友情》。父親當時有一本叫《爐邊詩話》的書，香港中華書局覺得這類文章很好，適應香港讀者的閱讀習慣，就通過我找到父親。當時我陪他見了香港中華書局的主編鐘潔雄女士，鍾女士表示我也可以寫一本。父親便讓我從15個選題中挑一本最有把握、最有故事的，我就選擇寫了關於白居易和元稹的《詩情與友情》。
我插隊後期，也寫點小文章。後來我在出版社工作所寫的文章，第一讀者都是父親，他是老編輯，有時候會幫我修改。坐到一起給我講解為何要這麼修改。他告誡我做學問一定要踏實，引注處要找到原書根據，不能轉引。漸漸地，我自己有把握了，就不用他修改了。後來的個人著作有四本，還有合著。合著的書里特別提一下《浮生六記》，這是高社長約稿的。我做好以後給父親看，他表示裡面有很多錯，幫我進行修改。有些地方他還問我為什麼不出注。我說我注不了，他也幫我加了好多。這本經過他修改增補的《浮生六記》，在國內的很多校注本中，至今都是比較權威的一本。國外學者也會引用古籍社的這本，一是因為古籍社的品牌，二是因為父親的掛名。我當時自己寫了一篇前言，父親說我寫得太嫩了。當時他已經八十三四歲了，寫長文寫不動了，但還是勉強趁精神好的時候寫了一篇前言。這篇前言有一定學術價值，父親後來在自選的集子中將它收錄進去。
金性堯先生書房
金家大屋
祖父金炳生娶妻定海的甘葆壬，1916年生下父親金性堯，後來有了叔父金性舜和姑姑金維新。
「文革」以後，我父親兩次回定海，好像都是與其娘舅表兄甘邁一起回的。甘邁1915年生於定海，1934年秋在上海參加左翼作家聯盟，1938年8月加入中國共產黨。抗日戰爭時期，在新四軍豫鄂挺進縱隊、新四軍第五師擔任過幹部。開國初外交官，歷任駐外大使館武官、政務參贊等。1971年起，任總參謀部外事局副局長。1981年10月離職休養。
據了解，我父親兩次回定海都沒住在金家大屋，因為舟山解放後，金家大屋就被駐舟部隊徵用，已屬軍產，住在金宅內的是部隊家屬。2001年6月，金性堯故居被列入舟山市文保點。2007年我父親過世後，我們應定海文史和作協界朋友的邀請，來到定海與文友們進行了一次紀念金性堯的活動。定海的文友陪我們一起參觀了金家大屋。總感覺金宅多年缺乏管理，已呈破落相。心中未免戚戚然。
金家大屋是我曾祖父金祥綬建的，他在上海開有「公和來」顏料店，賺了錢回家鄉購地建宅。坐向大致坐西朝東，有正樓、後樓、佣房等建築構成院落，佔地面積約447平方米，建築面積約420平方。正樓五間，穿斗式用九桁；後樓五間，穿斗式用五桁。前後間均重檐硬山頂。
近聞定海舊城區塊要拆遷，定海文化界人士通過政協提案等方式呼籲保護金家大宅。想起上世紀九零年代後期那一次拆定海古城北大街時，金宅的大門也被拆毀，我父親當時聞知，也深感痛心可惜。今天，金宅作為軍產，應該不會被很快拆掉。作為文保點，我更希望部隊方和地方政府能夠積極溝通，置換給地方，共同做好金宅大屋的保護、維修和活化利用。我非常感謝定海各界人士對金宅的關注，如果能有效保護並利用好金宅，我們金家後人也願意積極響應，配合定海打好金性堯文史名人品牌，為定海古城多保留一點文脈盡些薄力。
（2018年1月30日於坐忘齋）
金家大屋舊照
附：武桂芳《懷遠天的老人》
在我的心裡，父親是永遠活著的。
父親有著過於謹慎的脾氣，這可以用事實證明：當我在初中讀書的時期，學校離我家很近，走起來約摸十來分鐘就可以到。依我說，就讓我單獨的，或約著鄰居的同學同去就行了，但是他偏不放心，說我年輕，怕在路上闖禍，或受流氓的欺侮，每天定要親自陪著我上學校，然後他才順路的到他服務的那公司去。晚上也不許我獨自回來。必要等到他從公司里出來，才順路陪著我回家。
這樣，使我每晨在六時半就起身，冷清清地在教室里坐上二個多鐘頭，到九時才上課；而晚上，要等到五時半或快六時，才看見父親遠遠地走來。有時我看著同學們跳跳跑跑的背著書包回家去的那種快樂的情形，更顯得自己的寂寞。但看看壁上，還只是四時—四時一刻四時半……於是我竟恨起父親的迂來。十四五歲了，難道還不會走路？
父親常常躺在一張藤椅上，嘴裡銜著板煙，眼睛輕快的隨意地望著前面，他沒有愁容，也沒有笑意，好像永遠是一個沒有情感的人。
他從來不曾給過我零用錢。暗中我常常想："隔壁那姑娘真好福氣，她爸爸又給她買新衣服，還有咖啡糖，洋囡囡，我，我卻……"
可是我們卻生活得非常地和諧，安靜。
不幸的事終於來了，那就是"一二八"。我們的所有都在炮聲和火光中毀滅了，繼之是姊姊的死，和母親的病。
灰黯慘淡的空氣，緊緊地籠罩著我們的家庭。
但父親仍然在困苦艱難的掙紮下，逐日送我去讀書。我還是跟以前一樣的早起，由父親陪著去，陪著回……。所不同的，在煙霧中的父親的頭常常低垂著，眼睛固定地死盯著地板，在沉思，額上添上了許多皺紋。
之後，初中畢業了。我不得不離開原來那個學校，升到遠處的另外一個女校的高中部，我在那邊住讀。
一天，我正在研究一個算學題，校役給我送來一張會客單。
"那是誰呢?"我從來不曾有過朋友來，也從不曾走到過會客室，誰來會我呢?我狐疑地跨進會客室的門。立刻，父親的清瘦而蒼老的臉，赫然地出現在我的眼前了。他穿著黑布長袍，黑瓜帽，黑布底鞋，手裡捧著一團新聞紙包著的東西。看見我時，他先是默默的，但接著說了： "今天是立夏，我給你帶來四個茶葉蛋，煮熟了的，別吃完，留二個明天當早餐，想想看，蛋要十四個銅板一個呢……"聲音是那麼的溫和。
我茫然的用雙手接了。父親不等我的回答悄悄的竟自走了。
他的步伐是輕緩低慢的，我聽不到他的腳聲，自然我知道他已經去了。這出於意料的驚喜，父親的愛，重重地包圍著我，使我兀自茫茫地立著。
可是我忽然想起了，我飛奔著跑出會客室門口，抹個彎兒：奔上樓梯立在宿舍的走廊里，望著下面馬路：有許多的人來來往往的行走，我看來看去，尋不到我的父親。突然，我望見在不遠的電車站上，父親擠在人群里，向三等車廂跳上去。電車開走了，我望不見了。這時我才感到手裡很沉重，原來我胸前捧著四個荷葉蛋。
這才提醒了我：今天還是立夏。
後來我嫁了。臨嫁的前晚，我正忙著整理這樣那樣，父親走來說：
"要成大人啦，別人家不比自己家，件件事要小心，常常寫信來，信紙信封這裡有著。"他說著把手裡的約摸有書本樣大小的一包東西揚一揚，順勢放在箱子里。
我沒聽清楚他在說什麼，只不注意地漫應著。
我已經把這件事完全忘懷了。
一個偶然的機會，我在箱底里把它翻到。我想不起這是什麼，機械地解下繩子，去掉包紙，啊!一疊父親慣用的紅線條的中國信箋，紅框子的信封，和幾十張的五分郵票。
"嗄!父親的苦心!"
淚珠不自禁的滴了下來。在淚光中，彷彿看到了父親--一個穿黑布長衫，黑瓜帽，黑布底鞋，清瘦而蒼白的老人!現在，他離開我多麼遠!"八一三"給他的打擊，他在再度失去所有的一切後不得不暫避到故鄉去。如今故鄉淪陷了，為了交通的不便，我沒接到他的消息又是這麼長久!也許，他的皺紋更深刻，眼睛更低垂，恐惶和憂鬱會不會侵襲他?但更多的時候還是憤恨罷?
（選自1939年7月世界書局《松濤集》初版本）
筆者在上海採訪金文男老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