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了手機就不會寫漢字，值得我們擔心嗎？

語言學家David Moser認為，漢字書寫甚至可能不再是一項必須掌握的基礎技能。

作者 林子人

「在座的各位，會寫噴嚏的『嚏』字的人請舉手。」北京大學燕京學院副院長、語言學家David Moser在上海紐約大學日前舉辦的一場講座上問了這個問題，現場只有一位剛剛經歷過高考的男生舉了手。Moser將這種識字但不會寫字的現象稱為「漢字失寫症」（character amnesia），他認為，正是因為越來越多的人對漢字書寫日益生疏引起了公眾和政府部門的擔憂，《中國漢字聽寫大會》、《漢字英雄》等漢語競技類節目開始流行。

中國漢字聽寫大會 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在他看來，這也是國家統一語言的最新嘗試之一。全球範圍內數以億計的人正在使用或學習這種叫做「普通話」的標準漢語，然而很少有人意識到，他們學的中文並不是一種自然形成的、「中國人說的語言」，事實上它可能從未存在過。標準漢語是一種「弗蘭肯斯坦式」的混合語言，在其充滿妥協的形成過程中混合了種種棘手的語言、歷史和政治因素。

在《十億種聲音：中國對共同語言的探尋》（A Billion Voices: China』s Search for a Common Language）一書中，Moser回顧了普通話的百年發展史，講述了漢語是如何從幾百種彼此無法理解的地方方言中一步步發展，於1955年以「普通話」確立為國家標準語言的。在講座中，他介紹了漢語的這段歷史，並指出了21世紀網路時代中漢語面臨的挑戰與機遇。

▋從統一國音到推廣普通話

一個世紀以前，中國面臨的不僅僅是最後一個帝制王朝覆滅後的政治亂局，還有語言上的混亂。漢字書寫的傳統，長久以來給人一種中國具有統一語言的幻覺，然而實際上書面語言和口頭語言是截然不同的系統，不同方言之間的差距甚至應該被視作不同語言之間的差距。因此為了創造中華民國這一政治共同體，統一語言刻不容緩。

中華民國成立後不久，蔡元培擔任教育總長。蔡元培在歐洲時與同鄉吳敬恆往來，便邀請吳敬恆北上擔任制定國音字母的工作。1912年6月26日，中華民國北京臨時政府公布「國務院官制」，設教育部。同年12月，教育部制定《讀音統一會章程》，依章程設立「讀音統一會籌備處」，由吳敬恆擔任籌備處主任。

1913年2月15日，由吳敬恆任議長的讀音統一會開會，主要目標包括審定了6500多字的「讀音」；確立一系列注音符字母來記錄漢語的基本發音；錄製規範讀音；在全國範圍內的小學裡推廣國語。通過投票方式，讀音統一會確定了基於北京方言、且融入了部分南方方言特徵的「國音」標準，其中一個例子是，「入聲」在南方方言中廣泛出現，卻未被北方方言保存下來，亦被收入「國音」中，成為「國音」的第五聲。1918年，教育部正式公布了「國音」字母，1919年出版了《國音字典》。

文言文與白話文之爭令國語改革進一步複雜化。1917年1月，胡適在《文學改良芻議》中提出「白話文學為中國文學之正宗」，吹響了「白話文運動」的號角。歷史學家費正清曾說胡適「回國後到北大，決心把中國文字改成日常說話用的白文。歐洲人在文藝復興時期就做了這件事，把拉丁文分開，發展了義大利 文、法文、德文、英文，作為各國的民族語文。這一種『文化革命』早應該在中國實行，這不僅為了創造一種使普通人能看得懂的語言學，也是為了使中國文字成為現代思想的表達工具」。

文白之爭促使國語統一籌備委員會於1919年4月14日成立。胡適等人的《國語統一進行方法的議案》提出「編輯國語辭典、編輯國語文法、改編小學課本、編輯國語會話書」四件事。在全國白話文浪潮的推動下，教育部終於在1920年1月通令全國，「自本年秋季起，凡國民學校一二年級，先改國文問語體文，以期收言文一致之效」。

胡適的好友、在清華大學任教的趙元任於1922年受託錄製國語唱片並編寫出版國語留聲片課本，這套唱片是根據1913年讀音統一會通過的「國音」標準錄製的。然而因為趙元任是唯一用這種「混搭語音」發音的人，這樣的國音無法被推廣至全國。這位後來被譽為「漢語言學之父」的語言天才曾不無失落地說，在13年的時間裡我是這種個人語言的唯一講述者，然而這本應成為6億人的國語。

五四運動將漢語改革面臨的另一問題推向前台，即——我們應該如何改革漢字？參與這場論戰的學者和激進知識分子包括蔡元培、魯迅、錢玄同、傅斯年和陳獨秀。在不同的時間裡，不同的人提出過不同的看法：採用白話、完全廢棄漢字，使用語音系統文字、用某種西方語言取代漢字、用世界語（Esperanto）取代中文。

「這些都是由正經的學者提出來的嚴肅提議，他們真誠地希望找到一種解決方案，用文化破除（cultural eradication）的方式在20世紀振興中國。」Moser發現，世界語在當時的中國吸引了許多知識分子的注意，不少人認為這是中國文化「重新開始」的好機會。在中國有世界語研究會、有世界語出版物，他本人甚至收藏了一本世界語版的《紅樓夢》，「那是一個真的曾被認真考慮過的議題」。

毛澤東甚至也曾考慮過漢字拉丁化。在1956年1月20日的中央知識分子問題會議上，他說：「在將來採用拉丁字母，你們贊成不贊成呀？我看，在廣大群眾裡頭，問題不大。在知識分子裡頭，有些問題。中國怎麼能用外國字母呢？但是，看起來還是以採取這種外國字母比較好。因為這種字母很少，只有二十幾個，向一面寫，簡單明了。我們漢字這方面實在比不上，比不上就比不上，不要以為漢字那麼好。」

在毛澤東發表上述講話的前一年，中國科學院召開「現代漢語規範問題學術會議」，與會代表一致同意北京音為標準音，決議用「普通話」來稱呼漢語標準語，並給普通話下了定義：普通話是以北方話為基礎方言，以典範的現代白話文著作為語法規範的全國性共同語。

1956年1月28日，《漢字簡化方案》經漢字簡化方案審訂委員會審訂，由國務院全體會議第23次會議通過，31日在《人民日報》正式公布，在全國推行。中國大陸地區由此正式進入簡體字時代。

A Billion Voices: China"s Search for a Common Language

David Moser

Penguin Specials 2016年5月

▋技術革命與漢語的未來

普通話推廣運動在全國義務教育和方言在公共場合被限制使用的加持下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然而中國領導人的語言統一理想和這個國家文化語言多樣性之間的張力一直存在。根據教育部的統計數字，中國目前仍然有超過4億人無法用普通話有效溝通。

漢語較高的學習難度是橫亘在普通話推廣前的一個巨大障礙。Moser指出，對於使用字母表的語言來說，讀、寫、說會形成一個良性循環，構成一種綜合技能。然而在漢語中，這個循環被打破了。會話能力難以加強閱讀能力，閱讀能力難以加強寫作能力，這三項能力成為了平行、獨立的技能，需要漢語學習者各個擊破。

關於字母語言和漢語的學習難易度比較，Moser的一段經歷或許頗能說明問題。他曾在北京的一所小學教三年級的學生英語，在問一個學生「鑰匙」的英文是什麼時，學生很快就回答出來了，但當他問對方是否能把「鑰匙」的中文寫在黑板上，幫助全班同學複習鞏固時，學生犯了難：「老師，我不會寫這個詞，我們還沒學過鑰匙怎麼寫啊。」

在Moser看來，漢語的學習難度在妨礙中國的軟實力。「如果想讓自己的書獲獎、電影有人看，就需要讓人能夠直接探索。因為漢字（學習難度）的原因，受眾的參與程度被大幅降低。」他曾在接受《紐約時報》的採訪時說。

Moser認為，數碼產品的廣泛應用導致的「漢字失寫症」就某種程度而言可以說是漢語發展的機會，「我們的智能手機和電腦里的新技術意味著手寫漢字已經不那麼重要了。學習這些漢字、用它們來交流曾經是一個巨大的絆腳石，但如今我們有了智能手機——你可以對著智能手機講話，用語音輸入法，而不需要一一記住三四千個漢字。這是一場巨大的革命」。

「『查字典』這個詞已經不再具有任何意義。有了手機和電腦，我只要點一下，這個字的注釋就會出來，認識生字不再是一個艱苦的任務，」他說，「然而現有的教育系統仍然抱有20世紀的基於紙質書寫的教學心態，強調死記硬背。我其實認為手寫漢字已經不再是個必須習得的基本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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