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二十歲的邵洵美不期而遇

左圖：二十歲的邵洵美

右圖：A.C.慕爾劍橋大學三一學院院士任命照，攝於1937年

劉群

這是一幀詩人、出版家邵洵美(1906-1968) 的老照片，攝於1926年的巴黎，今藏劍橋大學圖書館手稿部 A.C.Moule ( Arthur Christopher Moule，1873-1957，以下通譯「慕爾」) 檔案，編號MS Add.7648。

與這張二十歲的邵洵美的不期而遇，是從對另一個人的追尋開始的———

2015年10月下旬劍橋訪學即將結束之際，收到來自劍橋大學圖書館手稿部主管Frank Bowles的郵件：有關A.C.Moule的資料，我們這裡還有一些未顯示於館藏電子目錄系統(Janus Catalogue) 中。若有興趣，可預約來查。

當然有興趣。預約到回國前兩天的28號，在圖書館三樓西北角的手稿部等待不過十分鐘，工作人員即將7648取出———一隻有年歲的大木箱!輕輕用力打開，箱內「沙市恆泰昌」紅色印記，清晰表明它出自中國老字號。一件件翻開來，匆匆過目、拍照，慕爾的手札、明信片、著作等等，突然，一張七寸黑白照片跳入眼帘———邵洵美! 西裝革履，側身而坐，髮型一絲不苟，手握一本書，眼神望向前方，柔和而堅定，端的是「美丰儀」!

細細凝視亞光質感的照片，右上角豎寫題贈：任道先生及尊夫人。落款：洵美，十五，巴黎。右下角則印有照相館的名字，及「Paris」字樣。

「任道先生」自然是受贈者慕爾先生，應為其循中國文人傳統所取字型大小 (檔案中其著作藏書章「任道藏書」可知)。慕爾出身於傳教士家庭，父親G.E.慕爾 ( George Evans Moule，1828-1912)1850年畢業於劍橋基督聖體學院，1858-1911年在中國傳教，是華中教區第一位聖公會大主教。終年84歲的慕爾一生五十餘年在中國，其與這片土地的深度關聯可以想見：七個子女有兩子兩女均在中國做過傳教士，其中就有A.C.慕爾。

A.C.慕爾1873年在杭州出生，後回英國接受教育，1892年以公費生身份考入劍橋大學三一學院，1895年獲學士學位，後於1919、1933年分獲碩士、博士學位。1898-1903年，慕爾以建築師的身份在中國工作。1904年與事務律師之女瑪貝爾·貝納特(Mabel Benett) 在杭州成婚。此後在山東傳教，大清國為其頒發的傳教許可護照用名「慕亞德」，不難讓人想到「仰慕亞聖孔子的德行」之義。此應非虛言，現存檔案中有不少他對孔子思想的研究札記，而其取自 《論語》「任重而道遠」的名號「任道」亦可見一斑。

作為傳教士的慕爾在中國的工作大約終止於1908年，這很大程度上是健康原因。據劍橋大學圖書館東亞部主任艾超世先生介紹，慕爾因少年時生病切除掉一個肺葉，留下了病根。1909年，他回到英格蘭做牧師。慕爾一生最為卓著的時期應是在劍橋：1918-1933年，任劍橋南郊Trumpington (邵洵美譯為「脫秉登村」，以下通譯「創平頓」) 教區牧師達十五年；1933-1938年，任劍橋大學中國語言歷史教授 (系劍橋第三任漢學教授，前兩任為威妥瑪和翟里斯)；1937-1947年，任母校三一學院院士。

1957年6月5日，慕爾在英國東南部海濱小城St.Leonard-on-Sea去世，享年84歲。與其父同壽，不知是否冥冥中的巧合。去世次日報紙刊登的訃聞稱，慕爾在創平頓教堂史、中國鴿哨與樂器、西安府景教銘文歷史及意義、早期基督教在中國的傳播等諸領域造詣精深。慕爾與妻子無子嗣，先妻子而去。

1925年初，邵洵美乘船赴歐，最終於4月抵達倫敦，次月由劍橋大學伊曼紐學院 (Emmanuel College) 院長矍爾斯先生 (Peter Giles，1911-1935任院長) 介紹入住慕爾家中，直至1926年5月回國。與其同住的，還有在倫敦偶然結識的劉紀文，此人曾留學日本，時在劍橋政治經濟系旁聽，後曾任南京特別市市長，邀邵洵美任秘書長，但僅僅四個月洵美即辭職回滬，因為對「驕傲成性」的詩人來說，實在忍受不了官場「種種的侮辱」，「不如歸去」! 此為後話。

正是慕爾任創平頓教區牧師期間，邵洵美寄住其家。邵洵美的記憶中，慕爾夫婦生活簡樸，餐食簡單，吝嗇而嚴厲的牧師太太給他吃的總是「幾片冷羊肉和馬鈴薯」之類，吃到叫人生厭。有一次牧師太太給了一小瓶辣醬，洵美看大約只夠兩次吃，一次就倒空了一半，嚇得她驚叫：預備你半年吃的，你怎麼一次就一半？ 此後洵美幾天沒吃，牧師太太問起，他回答，「半年後再吃一次」，惹得大家哈哈大笑。對苦哈哈的生活幽上一默，這般秉性，自然讓人想到日後洵美辦 《論語》 時對「幽默」的大力提倡。

吃得不好，膳宿費卻不低 (每周七鎊，約合大洋120元，而劍橋其他人家通常兩鎊)，還要忍受牧師太太的氣 (洵美不信教，常被其罵為「異教徒」)，但邵洵美堅持住了下來———「為了學問的打算」。慕爾，不僅是他的房東，也不只是佈道的牧師，還是和善而博學的學者，在中國生活了三十多年的他不只精通漢語，還精通希臘、拉丁、德、法、意等文字。這學習條件確乎難得，時至今日也沒有幾個留學生有此幸運!

在劍橋，不過二十歲的邵洵美全身心投入到自己傾心的文學世界。他泡圖書館，總「在詩歌的架子邊上徘徊」；在學院圖書館台階上，一邊看池塘的鴨子一邊構想詩作，有時候又到牆外的馬路上沉吟；在寢室里，看到窗外草地里的蘋果樹，隔壁禮拜堂後面的墓碑，感覺自己彷彿「一伸手便可以觸到真理」……種種情緒都換成了押韻的句子，新詩成了他的「信仰和將來」。1925年11-12月，劍橋入學備考的間隙，邵洵美先後寫下了《花姊姊》 《戀歌》 《明天》 等初試詩作。

邵洵美熱衷淘舊書，與書鋪老闆相熟，還曾重金購買19世紀末英國唯美-頹廢風格的雜誌 《黃面志》(The Yellow Book，1894-1897，共13期，國內2017年始由華東師大出版社出版英文影印版) 全套。他狂熱地迷戀古希臘女詩人薩福，搜羅薩福詩歌的英文譯本，邊讀邊譯，還以薩福身世為素材寫了一部名為 《莎茀》的詩劇。洵美「積極的變化」慕爾先生看在眼裡不言語，只是「會心地微笑」，過不久竟在一個周六下午，冒雨帶他去拜訪希臘文學專家、耶穌學院教授J.M.Edmonds (洵美譯「愛特門氏」)，後者告訴洵美：若不能讀薩福原詩又想領略薩福的美，可以去讀史文朋 (筆者註：Algernon Charles Swinburne，1837-1909) 的詩歌，他運用薩福詩格作的英文詩很成功。兩個多小時很快過去，激動不已受益匪淺的洵美日記中記下了慕爾給他的這「意外之喜」，回國幾年還特別感念愛特門先生「一席話使我得到了不少益處，尤其使我現在還感激他的，便是他同時使我知道了史文朋的名字。」而愛特門先生的家，筆者在耶穌學院檔案館查詢其資料時確認其確切地址並專門探訪，現為私宅。

洵美也隨慕爾參加一些本地活動，比如1925年5月25日的帝國日(Empire Day，現已取消)，慕爾受創平頓小學之邀出席，洵美作為嘉賓跟隨參觀併合影，該小學的要聞記錄簿、《劍橋獨立周報》 等對此均有記載。按圖索驥，經創平頓地方史專家、《創平頓今昔》 (Trumpington:Past &Present) 一書著者Shirley Brown女士指引，我找到了至今完好的小學舊址———就在教堂斜對過的街角，現為一家日間託兒所。高聳的煙囪，高大的外窗，與當年的照片一模一樣。

有人或許要問：在劍橋念書，為何照片攝於巴黎？ 那是因為，邵洵美並未全天候在劍橋，而是間或去倫敦，或巴黎。不到一年他去了巴黎三次。第一次是1925年暑假，他在巴黎結識了徐悲鴻、張道藩、謝壽康等人，並加入了以他們為核心成員的非正式組織「天狗會」，四人並結拜金蘭。還結識了畫家江小鶼、常玉等人和第二次歐遊時在巴黎的徐志摩。與畫家的交往不僅提升了洵美的藝術修養，也鋪墊了其回國後的交遊與事業拓展。而與志摩的一面，則直接影響了他棄經從文的志業轉向。

「在巴黎是絕不會使你感到空閑的」，洵美這樣形容他的巴黎之行。看書學法文，逛公園博物院，泡咖啡店影戲館跳舞場。而他最感興味的是，帶上畫夾和木炭去畫室畫畫，人體寫生。另一嗜好，則是跑舊書鋪，塞納河邊、Odeon旁邊的書鋪，都留下了洵美的行跡。

12月中考試結束後，邵洵美再赴巴黎。此行短暫，大約過了聖誕節就回了劍橋。第三次，也是最後一次，在1926年3月到5月。這是巴黎最好的季節，有最迷人的天氣，春天令人詩情萌動，巴黎讓邵洵美詩思勃發，他一連作詩數首，盡享「南北東西流蕩的浪漫之風」，感知薩福、史文朋所言「罪惡的甜蜜」之況味，不無惆悵地感嘆「幾天不見巴黎，巴黎的風也老了」，「巴黎我底巴黎，我幾時曾忘卻了你？ 我昨夜又夢見———夢見你便是茶花女。這樣可愛的你，我怎願人人來戀顧？」(《病痊》) 三年後的洵美又撰文 《巴黎的春天》，懷戀那段「除了花在畫苑裡，便是走著舊書鋪」的巴黎春光。

天有不測風雲，沉浸於巴黎藝文生活的邵洵美，此時收到家中發生變故催其回國的來信，邵洵美只好回劍橋告於慕爾先生。至此，我們可以說，這張照片應是當此之際向慕爾夫婦道別留念而贈。

回到上海的邵洵美，很快進入創作高峰期，在文學圈聲名鵲起。1927年1月，光華書局出版詩集 《天堂與五月》，收錄留學至回國期間的詩作；1928年3月，創辦金屋書店，出版文藝評論集 《火與肉》，這是對「五位天才」(莎茀、史文朋、喬治·摩爾、戈蒂耶、迦多羅斯) 的致敬。同月出版包括上述幾位和羅塞蒂兄妹等十位詩人的譯詩集 《一朵朵玫瑰》；5月，金屋書店出版第二本詩集 《花一般的罪惡》；7月，編輯出版 《獅吼》 半月刊復活號；9月，發表以劍橋和巴黎生活為背景的小說處女作 《搬家》。不俗的成績無疑是邵洵美留學收穫的果實，而慕爾先生的從旁指點，對在異國自學文學的他，影響自不待言。

再來看照片，左手無名指的環戒，暗示邵洵美出國前已婚約在身。未婚妻是其外祖父、洋務運動中堅人物盛宣懷的孫女盛佩玉；手裡拿書，則似是洵美拍照的習慣，此時不免想問問他：那，是誰的書？ 史文朋、魏爾倫、波德萊爾，還是他「靈魂的愛人」薩福？ 或者第一次去巴黎時隨身攜帶的劍橋詩人魯珀特·布魯克 (Rupert Brooke，1887-1915) 詩集？

談及邵洵美與慕爾的關係，邵洵美本人與研究者通常均說其單方面的受益於慕爾先生。而筆者閱讀慕爾專著 《基督徒在中國：1550年前》 (麥克米倫公司1930年初版)，卻在該書前言看到了慕爾對邵洵美的特別感謝，並致謝經由洵美從那些不知名的中國人處所得的幫助。該書出版於洵美離開劍橋四年後，不難想見洵美是慕爾寫作此書過程中了解中國的一個重要通道。印著樸素謝辭的紙張已泛黃，二人亦師亦友的情義卻因此長久留存，邵洵美若有緣看到謝語，會不會也像先生當年看他那樣，露出「會心的微笑」？

這張照片，2015年底回國不久後我曾郵件發給邵洵美之女、《天生的詩人：我的爸爸邵洵美》 作者邵綃紅女士，她回復說：家中沒有此照，之前也未在其他地方見過。看得出來，他到劍橋才一年多，外貌、神情就有了明顯的變化，說明有了學識的長進，精神修養不同於以前。此照片，可以說是洵美文字述說其劍橋生活的有力佐證。她很高興，將之收入其新著《樂爸爸所樂》 (南京師大出版社2017年出版) 中，可惜尺寸較原照縮小不少。是作此文說明照片「出土」的前後，也讓更多人得睹「傳奇」邵洵美的韶華風度。

本文相關資料及圖片，獲得劍橋大學圖書館手稿部、三一學院萊恩圖書館、伊曼紐學院檔案館、耶穌學院檔案館授權，特此致謝以上各館給予幫 助的館員。劍橋大學三一學院Susan Daruvala院士、劍橋大學圖書館東亞部主任 Charles Aylmer教授、劍橋郡地方志協會前主席、歷史學家Mike Petty先生、《劍橋：大學與小鎮800年》 作者Nicholas Chrimes先生、創平頓地方史專家Shirley Brown女士對本文亦有助益，謹致謝忱。

2018年1月青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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