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人的不幸，成就了詩壇的大幸，詩聖杜甫
盛唐時代，出了兩個成千古絕響的大詩人，一個是「詩仙」李白，另一個是「詩聖」杜甫。兩人並稱，人號』『李、杜」。
「李、杜」雖並稱，然對他們的評價時有起伏。在李白橫空出世後，他以氣吞宇宙的詩篇，征服了所有的文人墨客。在相當長的時間內，杜甫相對遭到了冷落，他的詩被譏為俗不可耐。直過了半個世紀，到唐憲宗元和年間(公元806-820年)，才有詩人元棋出來為杜甫平反，認為杜甫的詩大大超過了李白，說：「至於子美，蓋所謂上薄《風》、(騷》，下該沈(侄期)、宋(之問)；言奪蘇(味道)、李(嬌)，氣吞曹(操)、劉(備)；掩顏(回)、謝(靈運)之孤高，雜徐(陵)、庚〔信)之流麗，盡得古今之體勢，而兼人人之所獨專矣。......一詩人已來末有如子美者。《唐故上部員外郎杜君墓系銘》)
元棋的評論，超拔了杜甫在詩壇的地位。自此以後，「李、杜」復又並駕齊驅。又過了一個世紀，詩人郭沫若寫了一本《李白與杜甫》，再度把李白捧了個夠，把杜一甫貶了個夠。以後，隨著風雲變幻，李白、杜甫重新平起平坐。
其實，公允地說，「李、杜」是並峙的各具雄姿的雙峰，各有千秋。將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一語用在他們的身上最為合適。豪放者推崇李白，深沉者仰慕杜甫，正所謂青菜豆腐人各有愛。
杜甫，字子美，祖籍襄陽(今屬湖北)，後移居河南鞏縣(今河南鞏義)。對於祖先，最讓杜甫自豪的有兩個人：一個是他的十三代祖，即注《左氏春秋傳》又參與統一三國的杜預；一個是他的祖父，即唐初五言律詩奠定者之一杜審言。
杜甫和李白一樣，都有強烈的功名感。然如何來實現這功名，他又和李白大不一樣。李白是想靠著詩文平地拔起，或成帝師，或為宰臣，治國平天下。杜甫則不然，他想通過朝廷為士人所設的進身之途—科舉考試，尤其是特別榮耀的進士考試，來成為一名大官，治國平天下。他倆是殊途同歸，然而都失敗了，李白僅成了皇帝身邊的清客，而杜甫考進士科也名落孫山。面對失敗，兩人的態度又不一樣，李白離開了宮殿，去江湖作逍遙遊；杜甫則用他的詩文，想辦法走進宮殿。
在內心深處，杜甫也有濃厚的逍遙遊的興趣，然官場情結牢牢地系住了他，迫使他與李白走了兩條道。馮至認為：此時杜甫的詩中充滿了懷念李白的情意，「羨慕李白還繼續著那種豪邁的生活。而他自己卻不得不跟這種生活告別」(《杜甫傳》，人民文學出版社1980年版)。
杜甫的官場情結，不全是為了出人頭地，更有為生活所迫的原因。杜甫不像李白，聲名已享譽四海，上到君主，下到命官，都在主動為他提供生活物質。而杜甫科舉落第後，年已四十，困在長安，一貧如洗，用他自已的話來說，是「衣不蓋體，常寄食於人，竊恐轉死溝壑」。
為了打破困境，杜甫不得已，學了漢代司馬相如的樣，用直接向君主獻賦的方式，向唐玄宗一連獻了三大禮賦：《朝獻太清宮賦》、暇朝享太廟賦》、《有事於南郊賦》。優美的文辭打動了唐玄宗，他覺得好奇，命宰相將杜甫召去應試文章。應試的文章還是寫得好，杜甫終於被授了一個官職：京兆(今陝西西安)府兵曹參軍。這是個首都地區管治安的武職，讓他這樣一個大文人去管抓盜賊的事，對杜甫來說，也不知算是成功，還是不成功。
不管是成功還是不成功，杜甫在這個位置上呆了沒多久，安祿山的叛亂就發生了。國家大動蕩，朝廷大變化，身處非常形勢下的杜甫，政治判斷力倒比投永王李磷的李白清晰得多，離開了一片混亂中的長安，去投奔正統的唐肅宗。一路吃盡千辛萬苦，一度被叛軍所俘，幸得逃出，到了彭原(今甘肅寧縣西北)，才見到了唐肅宗，被授為右拾遺。
投在唐肅宗的旗幟下，杜甫著實興奮了一陣子。正在做著宰相的房落，不僅是他當年的布衣之交，更要緊的是，房落很敬重文人。然而，杜甫的興奮很快就被打破了，本不太懂軍事的房琅，強行與叛軍大戰，遭到了慘敗，被罷了相。杜甫出於交情，也出於對自己前途的考慮，站了出來為房箱辯解。這下惹惱了唐肅宗，他被交給司法部門審訊是何動機。虧得宰相張鎬從言路考慮，為他說話而免了罪。可書生氣極濃的杜甫依然不知高低，又上疏稱讚房館，希望唐肅宗能重新起用房館。唐肅宗更是不悅，表面未和他再作計較，卻從此冷落』了他。
儘管杜甫在朝廷為官，然他寄居在都州(今陝西富縣)的家屬，因戰亂的煎熬，生活無著落，致使孩子被餓死。杜甫回去探視了一回，可待他返回，被外放了華州(今陝西華縣)司功參軍。這是個苦差使，那地方鬧飢謹，飯都吃不飽。於是，他辭了官，去了秦州(今甘肅秦安西)，以打柴、采果為生。此年是乾元二年(公元759年)，他在以平民狀態受盡戰爭和官兵的騷擾後，寫出了他反映民間疾苦的一系列代表作，其中有著名的「王吏」和「三別」。
秦州的生活終於無法維持，杜甫又選擇了成都為棲身之地。成都地處劍南，是在戰爭時期相對安寧的一塊土地。他結廬於成都西郊的洗花溪畔，這就是後人為紀念「詩聖」而建的「杜甫草堂」所在之地。他所結之廬，說得雅緻點叫做草廬，而說得通俗點就是茅屋。茅屋建得並不結實，常被大風吹破，致使滿屋是水。他在無寐的夜裡作了一首《茅屋為秋風所破歌》，大聲呼喚：「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三吏」和「三別」是杜甫為民眾訴出了疾苦，而這首詩則為天下寒士訴出了疾苦，由此他以詩成了社會底層之人的代言人，在日後綿遠的歷史中，不斷受到人們的懷念。實際上，杜甫在他顛沛流離的後半生，曾建過難以計數的茅屋，為什麼「杜甫草堂」會被後世的文人選址在這裡，成為中國文學史上的一塊聖地，其原因正是杜甫在這裡寫出了這首讓後世寒士能片刻『「歡顏』「的詩。
不要以為只有李白才豪放.狂放，而杜甫是個慎小謹微的人。其實，這是個誤區，一個千百年來為豪放詩和現實詩所導致的一個誤區。杜甫的詩，相比李白的詩，只是更多現實性，更多寫實的風格，由此形成「詩史」的特徵，然而，絕不缺少大氣磅礴、鬼斧神功之作。詩是如此，作為人，杜甫也絕不缺少豪放、狂放的秉質。「嘗從(李)白及高通過仆州，酒酣登吹台，慷慨懷古，人莫測也。」(《新唐書·杜甫傳》)
李白、杜甫都有狂放的秉質。只不過李白狂放得早一些，杜甫狂放得晚一些。有一點是相通的，就是他們在徹底看透官場的黑暗後，毫無顧忌地將一腔怨氣通過狂放噴發出來，由此狂上加狂了。對於他們的狂放，統治者和他們的御用文人都沒有好言辭。李白喝令高力十當殿脫靴，唐玄宗在背後譏他「一副窮薄相」(《朝野金載》卷五)。杜甫登劍南節度使嚴武之床，則被史家譏為：「性蝙躁，無器度，恃恩放悠」
嚴武和杜甫是世交，在嚴武主持劍南事務後，杜甫的生活確實有了很大的改善。嚴武為杜甫奏請了參謀、檢校工部員外郎之職(以此後世尊稱杜甫為「杜工部」)，還常上門問寒送暖。然好景不長，嚴武死後，杜甫失去了依靠，在成都呆不下去，再度過上了顛沛流離的生活，從巴蜀一直飄泊到湖南。
最後的杜甫，其情景是極為凄涼的，年老多病，缺衣少糧。未陽縣令聶令慕名給他送去了牛酒，他因貪吃加劇了病情，遂致身亡。
詩人的不幸，成就了詩壇的大幸，杜甫是個最典型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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