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英國共產黨歷史學家小組的史學解釋（下）

原標題：論英國共產黨歷史學家小組的史學解釋（下）

【摘要】英國共產黨歷史學家小組是英國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的學術組織，也是英國共產黨最活躍的文化組織。英國共產黨歷史學家小組在1946—1956年間積極運用馬克思主義理論重新解釋英國歷史，改變了人們對英國歷史的看法，確立了馬克思主義在英國的合法地位。史學家小組的史學解釋踐行了史學家小組成員的政治與學術雙重使命和共產黨員與歷史學家雙重身份。但是，1956年危機使史學家小組成員感到政治與學術的抵牾，大批成員脫黨，致使史學家小組重組，十年輝煌終結於此。

【關鍵詞】英國共產黨；歷史學家小組；馬克思主義史學；政治與學術。

論英國共產黨歷史學家小組

的史學解釋（下）

□初慶東

（本文原載於《中國歷史評論》第九期）

三、英國共產黨歷史學家小組的史學爭論

英國共產黨歷史學家小組的史學爭論是其史學解釋的集中表現。史學家小組注重利用各種途徑進行爭論，為打贏「思想的戰役」而努力。史學家小組發起或參與的史學爭論在史學史上具有重要意義，例如關於從封建主義向資本主義過渡問題、英國革命問題、工業革命時期的生活水準問題等。史學家小組在內部和外部兩條戰線上進行戰鬥，有時為了凝聚力量不得不首先在內部討論的基礎上確定小組的觀點立場，然後再與資產階級史學家進行爭論。我們在以往的研究中，簡單地認為史學家小組作為一個組織的外部一致性，忽略了內部的差異性。史學家小組成員之間在歷史研究中見仁見智，通過小組內部的爭論使史學家小組成員獲得專業訓練，為他們以後的歷史研究奠定了基礎和方向。當然，不可否認的是史學家小組的政治與學術雙重面向壓制了小組成員中與黨的政治路線或理論不一致的研究。

史學家小組的史學爭論包括（1）古代史分組和中世紀史分組的史學爭論：古代的衰落與向封建主義的過渡、多布《資本主義發展研究》所引發的封建主義的本質與崩潰和多布—斯威齊辯論；（2）16—17世紀分組的史學爭論：絕對主義、16和17世紀英格蘭農業問題、英國資產階級革命與意識形態、科學與清教主義的比較分析、宗教改革；（3）19世紀分組的史學爭論主要是英國工人運動中改良主義的本質與根源、「絕對貧困」問題、改良主義與帝國、近代國家機器的發展。從中可以看出，史學家小組是按照時間斷限進行歷史研究的，在18世紀和20世紀的歷史研究中出現斷裂。後來18世紀的歷史由希爾、愛德華·湯普森（Edward Thompson）等人進行研究，得以彌補裂縫。20世紀因為與黨的歷史聯繫過密，所以史學家小組盡量避免研究20世紀歷史。拉斐爾·薩繆爾（Raphael Samuel）認為，英國馬克思主義理論辯論的中心問題是都鐸和斯圖亞特時期英國國家形成和英國資本主義的起源問題。根據霍布斯鮑姆和薩繆爾兩位史學家小組成員的記述，史學家小組進行歷史研究的核心在資本主義問題，涉及從封建主義向資本主義過渡、都鐸和斯圖亞特時期的國家性質、英國革命的性質、近代英國農業、意識形態等方面。這涉及到如何斷定英國資本主義的發生、如何看待英國歷史的發展道路（革命還是漸進）等重大問題。

愛德華·湯普森（1924-1993，左）和約翰·薩維爾（1916-2009）。愛德華·湯普森是國際知名的英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家，其《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更是經典著作。約翰·薩維爾是享譽世界的經濟史家和勞工史家。兩人在1956年創辦刊物《理性者》，為公開討論蘇共二十大揭露出的問題提供平台，但遭到英國共產黨執委會終止黨員資格的處罰，隨即兩人宣布退黨，由此引發英國共產黨的危機。

1940年希爾出版《1640年英國革命》，認為17世紀革命不是「舊憲政正常發展」的中斷，也不是連接兩個歷史時期的一次「不幸的事件」，而是國家歷史發展中的一次決定性的轉折點。希爾認為1640年革命是一場「資產階級革命」，推翻了舊的封建統治，為資本主義的自由發展提供了可能。希爾的文章在黨內史學家中引起爭論。最先表達反對意見的是流亡英國的德國史學家于爾根·庫辛斯基（Jürgen Kuczynski），他以筆名P.F在《工人月刊》（1940年10月）撰文批評希爾，他認為資本主義在16世紀的英國已經成為主要的生產方式，資產階級革命早在1640年之前就已發生。他將英國內戰視為由拒絕放棄權力的封建貴族殘餘發動的一場反革命。庫辛斯基得到了安德魯·羅斯坦（Andrew Rothstein）、帕爾默·杜特（Palme Dutt）的支持。而支持希爾的人包括道格拉斯·加曼（Douglas Garman）、托爾等。兩方就英國革命時期的主要問題展開激烈爭論，包括都鐸時期國家的統治階級是不是封建階級、農業資本主義在何種程度上改變了階級關係等。最終，希爾一方獲得勝利。

二戰後，借慶祝英國內戰三百周年之機，英國史學家小組內部重新開始了關於英國革命的討論。希爾繼續捍衛自己的觀點，而挑戰希爾的是維克多·凱爾南（Victor Kiernan）。凱爾南認為，伊麗莎白時代和莎士比亞時代是封建時代。他不滿於馬克思主義者僵化地劃分封建時期與資本主義時期，他也不確定英國內戰真如英國馬克思主義者所假定的那樣開啟了資本主義。凱爾南認為：「現存制度妨礙新力量發展的確切方式需要準確地定義和現實地評估，呈現新力量怎樣通過革命帶來的制度性改變得以解放。這些變化並不像有時所假設的那樣大。」凱爾南還認為：「資產階級革命在任何國家都是不同的遞進階段。在英國，1485年是一個階段，1835年是另一個階段，而1642年是一系列跳躍中最大的一個。」希爾的回應建立在「過渡」這一特別概念和資產階級在「過渡」中的作用之上，而且他的考慮並非純粹的學術考慮，而更多的是政治考慮。希爾認為，只有當資本主義滲透到市民社會中，當資產階級政治上成熟，當清教意識形態充分發展時，資產階級革命才會發生。只有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上升的資產階級才能控制主要權力。換句話說，凱爾南錯誤地認為資產階級革命是逐階段上升的。正如希爾所言：「資產階級革命不像豎立的階梯那樣逐級向上的。國家在任何時候要麼是資產階級性質，要麼就是封建性質的。」

希爾認為凱爾南對整個時期的陳述具有「政治危險」。凱爾南的觀點支持了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他們想把資本主義的起源往後推，以便證明它是一個「永恆的類型」。在資產階級看來，英國的發展是「獨特的、和平的、非革命性的」。凱爾南暗中否定了從馬克思、恩格斯到蘇聯史學家關於內戰的馬克思主義解釋傳統。希爾認為，馬克思主義史學家應該團結起來戰勝資產階級敵人，保持英國的革命性傳統。基於此，史學家小組於1948年在《共產主義評論》上發表文章「都鐸與斯圖亞特王朝時期英國的國家與革命」，反映了史學家小組在這一問題上的立場。文章採納了希爾等人的看法，認為1640—1649年的英國革命實現了資產階級革命的功能：掃除了資本主義發展的障礙。它使農業革命和工業革命成為可能，對世界歷史產生了重要影響。由於過分地關注政治考量，史學家小組在這一問題上壓制了不同的看法，支持所謂的「革命性」正統，即希爾等人的觀點。但後來這些先前的史學家小組成員卻發現他們此時的政治忠誠損害了他們的史學研究。當他們回首這段爭論時，他們大都感到對自己選擇的懊悔。霍布斯鮑姆認為在絕對主義和英國革命的爭論中，他們預設了必定「正確」的結論，然後通過爭論來印證這個結論。儘管如此，這些爭論擴大了而不是縮小或歪曲了對於歷史的解釋。

除了上述英國革命的爭論之外，另一重大的爭論是圍繞歐洲從封建主義向資本主義過渡展開。1946年多布出版了《資本主義發展研究》，運用馬克思主義理論對封建主義的衰落和資本主義的起源進行解釋，研究了歐洲經濟從封建主義向資本主義過渡的歷史。多布認為，過渡是生產方式的變化，而生產方式是建立在階級關係之上的。多布認為，當前的經濟關係是建立在取代先前佔主導地位的系統之上的，資本主義的興起既是經濟革命，也是社會革命。資本主義應該是一種生產模式，是通過一系列社會生產關係而組織起來的生產力，特別是勞動作為商品可以進行買賣。多布的中心論點是資本主義起源於16世紀的英國，而不是14世紀的荷蘭。《資本主義發展研究》對史學家小組的成員具有決定性影響，形成了史學家小組的主要和中心議題。該書為40年代末50年代初史學家小組的討論設立了議程，而且提供了資本主義發展的詳細圖景。

莫里斯·多布（Maurice H.Dobb，1900-1976）是馬克思主義經濟史學家，其於1946年出版的《資本主義發展研究》，對史學家小組的成員具有決定性影響，形成了史學家小組的主要和中心議題。該書為40年代末50年代初史學家小組的討論設立了議程，而且提供了資本主義發展的詳細圖景。

多布將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運用到資本主義起源和發展的解釋中，在描述英國資本主義起源時，多布鑒別出在其發展中的兩個「決定性時刻」：17世紀的「資產階級革命」、18世紀末19世紀初的「工業革命」。作為這些關鍵時刻的序幕，他設定了另一個時刻：14世紀的封建主義「危機」，它為資本主義的飛躍打下了基礎。保羅·斯威齊（Paul Sweezy）批評多布把封建主義與農奴制等同起來，而沒有把它定義為一種特殊的生產方式，並且未能認識到商業發展已經破壞了為功用而生產的封建體系，而開闢了為交換而生產的資本主義生產體系的道路。多布在答覆中論證，封建制度解體源自涉及生產的各種社會關係的內在矛盾，而非因為商貿和城鎮的發展，而且斯威齊的觀點是一種忽視階級鬥爭的靜態的封建主義概念。

1950年代，史學家小組成員希爾頓、希爾和霍布斯鮑姆也參與到從封建主義向資本主義過渡問題的辯論中來。希爾頓認為儘管資本主義的積累過程是獨一無二的，但是資本主義社會不是第一個階級社會。為了回答斯威齊關於為什麼封建統治者竭力榨取生產者的剩餘產品的問題，希爾頓認為，地主增加地租是為了維持或提高他們作為統治者的地位，來對抗無數的競爭對手和被剝削者的反抗。保持和增強階級力量是封建經濟與封建政治的動力，因此封建統治者要使地租最大化。希爾頓認為被剝削者為了反抗地租而使封建主義解體，這種看法比多布的理論更密切地與農業資本主義的興起聯繫起來。希爾指出直到17世紀統治階級仍然是封建領主階級，而封建階級的力量表現在絕對君主制中。這種絕對君主制不同於先前的封建等級君主制，但仍然是一種封建君主制。霍布斯鮑姆認為17世紀危機是從封建主義經濟向資本主義經濟過渡的最後階段，他詳細地考察了17世紀危機在不同地區的影響，從地中海到西北歐，從西屬殖民地到東歐，表明各個地區的社會結構中心的作用決定了最終的模式。社會結構的中心決定了危機在某個區域的影響，即使許多國家的工業已有大規模的發展，如義大利，但是封建社會結構可能阻止資本主義的發展或突破。

埃里克·霍布斯鮑姆（1917-2012）是英國共產黨歷史學家小組的創始成員，並在1956年出任史學家小組主席。與其他著名的史學家小組成員不同的是，霍布斯鮑姆沒有退黨，他自稱是一名「不悔的共產主義者」。

史學家小組圍繞英國革命與資本主義起源的爭論，詮釋了英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家解釋歷史的努力與目的，也是政治與學術結合的最好例證。正如史學家小組秘書在1949年總結史學家小組的工作時指出，討論是「小組的第一目的」，討論意味著「產生對全黨有用的實際效果」，並「改善我們實際的政治工作」。在史學爭論中，政治常常要求史學家用馬克思主義理論去「證明」所謂「正確」的解釋，特別是在英國革命的討論中。因此，這種政治與學術的結合也造成了消極影響。儘管如此，史學家小組成員都十分懷念史學家小組「十年研討班」的經歷，他們將自己後來的史學成就歸因於這十年中所接受的史學訓練，因此，史學家小組被稱為「一種理想的知識分子研究的模式」。湯普森對這一「模式」解釋道：「在團體里，理論被討論，歷史被討論，人們可以彼此批評……社會主義知識分子必須佔據某一領域，這個領域是他們自己的領域，沒有資格限制：他們有自己的期刊、自己的理論和實踐中心；在這裡……只為社會變革而工作；在這裡，批評和自我批評是強烈的，但也是彼此幫助的，是理論和實踐知識的交流；在這裡，描繪出了未來社會的某些方面。」

四、結語

英國共產黨歷史學家小組作為英國共產黨的文化組織，在1946—1956年十年間，積極學習與實踐馬克思主義理論方法，重新研究歷史，重新進行歷史書寫，開創了英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編纂的新紀元。英國共產黨歷史學家小組組織歷史編纂學會議、報告和暑期學校，積極為黨的教育部門及黨的各級選區提供歷史材料或史學報告，闡明英國工人運動的激進民主傳統，為英國共產黨的政策提供歷史依據，抵制美國的文化侵略，為英國的文化獨立而鬥爭。史學家小組成員肩負著學術與政治雙重使命，扮演著歷史學家與共產黨人的雙重身份。

史學家小組成員在1946—1956年將他們對共產主義的忠誠和黨員身份與專業工作和歷史學者等量齊觀。霍布斯鮑姆說道：「我們作為歷史學家的工作，因為是體現在我們作為馬克思主義者的工作中，我們相信後者暗含了共產黨員的資格。它與我們的政治承諾和行動是不可分割的。」然而「正是這種將史學家的工作與共產黨員的工作聯合的意識導致了1956—1957年的危機。」史學家小組大多數成員是在1930年代反抗法西斯的時代加入英國共產黨的，他們堅信共產主義的信念，在二戰最困難的時代他們依然堅持自己的政治選擇，他們是忠誠的共產黨員。當英共歷史學家小組成員對英共的行為感到不滿與失望時，他們才意識到政治與學術的抵牾，他們才脫黨，但是他們仍然宣稱堅持馬克思主義理論，用馬克思主義方法研究歷史。

霍布斯鮑姆回憶說：1946—1956年的史學家小組是「一種真正的合作團體，其成員通過持續的交流發展了高度個人化的研究。」「作為獨立的歷史學家，不論我們是專業的還是業餘的，也不論是教師還是作家，我們都帶有十年『研討班』的印記。」然而，霍布斯鮑姆沒有談到的是史學家小組對他們的控制。史學家小組強調史學家小組委員會的絕對政治領導權。史學家小組委員會絕不允許史學家小組成員對英共或馬克思主義理論有微詞。儘管如此，在1956年蘇共二十大和「秘密報告」出台之前，史學家小組成員比較好地協調了政治與學術的雙重身份與任務。

但到1956年危機時期，史學家小組試圖根據史學專業能力來重估英共歷史，以應對當前的危機。史學家小組率先開始反對英共領導層的不作為，霍布斯鮑姆認為這是由於歷史學者「必須發揮自己的專業能力」。約翰·薩維爾（John Saville）在1956年11月29日致信湯普森，認為在所有英國共產黨的知識分子團體中，歷史學家在過去九個月的討論中表現最好，這是因為在過去的十年中，歷史學家是唯一的一個知識分子團體，不僅努力創造性地使用他們的馬克思主義者的技巧，而且在某種程度上是成功的。史學家小組是在一種廣泛討論與相互尊重的公開的文化中成長起來的，這種文化與黨所要求的不假思索地效忠是相悖的。政治與學術的衝突最終使英共歷史學家小組分裂。

英國共產黨歷史學家小組在英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發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它上承人民陣線，下啟「新左派」，使英國馬克思主義理論得以沿承。它是英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傳統確立的時期，是英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編纂的搖籃，從中湧現出了英國最為著名的一代馬克思主義史學家。他們運用馬克思主義理論對歷史進行重新解釋，主張「自下而上」的研究歷史，重視普通民眾在歷史中的作用。在英國共產黨歷史學家小組的推動下，英國馬克思主義史學逐漸發展壯大，成為當今世界史壇的一支重要力量，堪與法國年鑒學派相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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