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經》是中國的自由憲章 是漢唐繁榮高峰的推手 量子根
甲骨文的「無」是人提兩束枝葉在舞蹈，即樂舞而為，但在古代是指學習和研究，所以無為的真正本意是學而知其樂。是謙卑者學習修鍊的人生境界，是順應萬物，自然和諧的意思。守弱、不爭、快樂，達到「無為」。即不以主觀意志強加，順勢而為的最高人生境界。
大文豪托爾斯泰有段很有名的解釋：「做人應該像老子所說的如水一般。沒有障礙，它向前流去；遇到堤壩，停下來；堤壩出了缺口，再向前流去。容器是方的，它成方形；容器是圓的，它成圓形。因此它比一切都重要，比一切都強。」 水，處低洼處可任人踩踏，匯成江河大海會無堅不摧。無為守弱最終達到無所不為。這就是老子「無為」智慧的無盡張力。
對此《說苑·政理》中有段非常精彩的解讀。楊朱是道家楊朱學派的創始人，一次他對梁王說：治天下如運籌手掌之上。梁王非常好奇，問他為什麼？楊朱說，大王一定見過牧民是如何牧羊的。一個小孩拿著一根皮鞭，跟隨著數百頭羊的羊群，只要管住頭羊就行了，羊群要往東就讓它們往東，它們要往西就讓它們往西。如果大王您繞著羊群不停的這裡趕一下子，那裡亂抽一頓，羊群立馬就會亂的不可收拾。所謂大將風度就是治大而不治小，成大功者不要婆婆媽媽整天嘮嗑那些雞毛蒜皮的小事。
在這個「童子牧羊」的比喻中，羊群「欲東而東，欲西而西」，享有充分的自由。而管理者「童子」只是「荷杖隨之」，並不亂加干涉。這和資本原始積累時代的亞當·斯密關於「看不見的手」，國家只應起「守夜人」作用而不亂干涉經濟活動的觀點，不謀而合。
中國自由主義理論的首倡者是老子。老子的無為論就是中國的自由憲章。
但是，經過幾代極端思想的洗腦，無為成了頹廢的代名詞，尤其魯迅的《摩羅詩力說》痛斥無為誤國誤民，是弱筋虛骨偽學，但魯迅並不了解正是他的偶像尼采，給了無為論的開創者老子這樣的評價「《道德經》，像一個永不枯竭的井泉，滿載寶藏，放下汲桶，唾手可得。」這便是偉大的智者和魯迅優秀寫手的差距。
中國五千年，真正輝煌的不是孔子《論語》治國的兩千年封建一統，而是奉行「無為而治」的文景、貞觀之治。公元前179年到前141年，前後41年，是漢文帝和漢景帝統治時期，稱為「文景之治」。開初社會經濟衰弱，朝廷推崇黃老治術，採取「輕徭薄賦」、「與民休息」的政策。
文帝二年和十二年分別兩次「除田租稅之半」，文帝十三年，還全免田租。同時，對周邊敵對國家也不輕易出兵，維持和平，以免耗損國力。這就是輕徭薄賦的政策。
景帝崇尚黃老之說，減少刑罰，減少賦稅，興修水利，提倡農業，要求人心不服的案子進行重審，以免冤獄發生。百姓在和平穩定的環境下創造了大量財富，百姓富裕，豐衣足食，安居樂業，使漢王朝的物質基礎大大增強，是中國封建社會的第一個盛世。為漢武帝征伐匈奴奠定了堅實的物質基礎。
唐初貞觀時李世民主張垂拱而治，意思是站在百姓.和大臣旁邊，垂衣拱手，不多加干涉，就天下大治了。垂拱而治的本質與黃老政治是一樣的，都提倡「君無為」。唐太宗曾談其治國體會：「夫安人寧國，惟在於君。君無為則人樂，君多欲則人苦。」意思是一個國家及百姓要想安寧平和，主要取決皇帝，皇帝無為而治百姓則幸福安樂，皇帝如果幹涉過多，百姓就會窮苦。
唐朝是我國歷史上自始至終尊奉老子無為而治的王朝。其歷代皇帝對老子尊稱有加，自稱自己是老子的後裔，尊老子為聖祖，確定了道教為國教，唐玄宗是唐朝第九位皇帝，他在位45年，對老子及道教的尊崇達到了頂峰。唐玄宗把老子列在孔子和釋迦牟尼之上，道教在儒、佛之上。唐玄宗兩次注釋《道德經》
唐玄宗說《道德經》「其要在於理身、理國。理國則絕矜尚華薄，以無為不言為教。理身則少私寡慾，以虛心實腹為務」。開元二十年唐玄宗頒發推崇《道德經》的詔書，要求「士庶家藏一本，勒令習讀使知旨要」。
李唐一朝，「內用黃老，外示儒術」，成為國家政治基石。因此，唐朝在大尊道教的同時，也大力倡導道家無為而治的治國術，注重德治，一邊輕徭薄賦，一邊垂拱而治，所以造成了唐初天下大治，邊地蠻夷都來歸服的局面，開創了「貞觀之治」的太平盛世。
在老子看來，柔弱不僅富有生機，而且還是非常強大的，柔弱能夠戰勝一切。水是天下最柔軟的東西，遇圓則圓，遇方則方，但水卻能無孔不入，無堅不摧，沒有一件剛強的東西能與之相比。水善於滋潤萬物而不與萬物相爭，而且會停留在眾人都厭惡的地方，所以最接近「道」。由此可見，老子崇尚的重柔守弱、不爭並不是懦弱、消極無為，柔弱本身就是一種力量，一種比剛強更強大的力量。老子希望人們保持柔弱不爭的姿態，採用柔弱的方式，不要強行追求所謂的剛強，這樣反而不能達到「無不為」的效果，這種不爭其實是老子一種獨特的取勝之道。
柔弱不爭作為人的處事原則其實有兩個非常突出的特點，即靈活性，溫和性。對於個人來說，人生活於塵世中，在與人相處的時候，如果能採用溫和的方式，待人接物懂得靈活變通，不剛愎自用、固執己見，具有耐心和韌性，合乎時宜，恰如其分，這樣才能減少生活道路上的阻力與障礙，有助於達到個人的願望，就會成為生活中的強者。
『對於社會而言，重柔守弱，不與人爭，可以減少人與人之間的摩擦和衝突，維持和諧的人際關係。如果人人都好勇鬥狠，社會必然紛爭四起，不利於社會的安定，對人對己都沒有好處。所以，老子的不爭從表面看來好像是恥辱軟弱的，但實際上是聰明而有力的，體現了老子極高的人生智慧。
對此《說苑·政理》中有段非常精彩的解讀。楊朱是道家楊朱學派的創始人，一次他對梁王說：治天下如運籌手掌之上。梁王非常好奇，問他為什麼？楊朱說，大王一定見過牧民是如何牧羊的。一個小孩拿著一根皮鞭，跟隨著數百頭羊的羊群，只要管住頭羊就行了，羊群要往東就讓它們往東，它們要往西就讓它們往西。如果大王您繞著羊群不停的這裡趕一下子，那裡亂抽一頓，羊群立馬就會亂的不可收拾。所謂大將風度就是治大而不治小，成大功者不要婆婆媽媽整天嘮嗑那些雞毛蒜皮的小事。
在這個「童子牧羊」的比喻中，羊群「欲東而東，欲西而西」，享有充分的自由。而管理者「童子」只是「荷杖隨之」，並不亂加干涉。這和資本原始積累時代的亞當·斯密關於「看不見的手」，國家只應起「守夜人」作用而不亂干涉經濟活動的觀點，不謀而合。
中國自由主義理論的首倡者是老子。老子的無為論就是中國的自由憲章。
但是，經過幾代極端思想的洗腦，無為成了頹廢的代名詞，尤其魯迅的《摩羅詩力說》痛斥無為誤國誤民，是弱筋虛骨偽學，但魯迅並不了解正是他的偶像尼采，給了無為論的開創者老子這樣的評價「《道德經》，像一個永不枯竭的井泉，滿載寶藏，放下汲桶，唾手可得。」這便是偉大的智者和魯迅優秀寫手的差距。
中國五千年，真正輝煌的不是孔子《論語》治國的兩千年封建一統，而是奉行「無為而治」的文景、貞觀之治。公元前179年到前141年，前後41年，是漢文帝和漢景帝統治時期，稱為「文景之治」。開初社會經濟衰弱，朝廷推崇黃老治術，採取「輕徭薄賦」、「與民休息」的政策。
文帝二年和十二年分別兩次「除田租稅之半」，文帝十三年，還全免田租。同時，對周邊敵對國家也不輕易出兵，維持和平，以免耗損國力。這就是輕徭薄賦的政策。
景帝崇尚黃老之說，減少刑罰，減少賦稅，興修水利，提倡農業，要求人心不服的案子進行重審，以免冤獄發生。百姓在和平穩定的環境下創造了大量財富，百姓富裕，豐衣足食，安居樂業，使漢王朝的物質基礎大大增強，是中國封建社會的第一個盛世。為漢武帝征伐匈奴奠定了堅實的物質基礎。
唐初貞觀時李世民主張垂拱而治，意思是站在百姓.和大臣旁邊，垂衣拱手，不多加干涉，就天下大治了。垂拱而治的本質與黃老政治是一樣的，都提倡「君無為」。唐太宗曾談其治國體會：「夫安人寧國，惟在於君。君無為則人樂，君多欲則人苦。」意思是一個國家及百姓要想安寧平和，主要取決皇帝，皇帝無為而治百姓則幸福安樂，皇帝如果幹涉過多，百姓就會窮苦。
唐朝是我國歷史上自始至終尊奉老子無為而治的王朝。其歷代皇帝對老子尊稱有加，自稱自己是老子的後裔，尊老子為聖祖，確定了道教為國教，唐玄宗是唐朝第九位皇帝，他在位45年，對老子及道教的尊崇達到了頂峰。唐玄宗把老子列在孔子和釋迦牟尼之上，道教在儒、佛之上。唐玄宗兩次注釋《道德經》
唐玄宗說《道德經》「其要在於理身、理國。理國則絕矜尚華薄，以無為不言為教。理身則少私寡慾，以虛心實腹為務」。開元二十年唐玄宗頒發推崇《道德經》的詔書，要求「士庶家藏一本，勒令習讀使知旨要」。
李唐一朝，「內用黃老，外示儒術」，成為國家政治基石。因此，唐朝在大尊道教的同時，也大力倡導道家無為而治的治國術，注重德治，一邊輕徭薄賦，一邊垂拱而治，所以造成了唐初天下大治，邊地蠻夷都來歸服的局面，開創了「貞觀之治」的太平盛世。
在老子看來，柔弱不僅富有生機，而且還是非常強大的，柔弱能夠戰勝一切。水是天下最柔軟的東西，遇圓則圓，遇方則方，但水卻能無孔不入，無堅不摧，沒有一件剛強的東西能與之相比。水善於滋潤萬物而不與萬物相爭，而且會停留在眾人都厭惡的地方，所以最接近「道」。由此可見，老子崇尚的重柔守弱、不爭並不是懦弱、消極無為，柔弱本身就是一種力量，一種比剛強更強大的力量。老子希望人們保持柔弱不爭的姿態，採用柔弱的方式，不要強行追求所謂的剛強，這樣反而不能達到「無不為」的效果，這種不爭其實是老子一種獨特的取勝之道。
柔弱不爭作為人的處事原則其實有兩個非常突出的特點，即靈活性，溫和性。對於個人來說，人生活於塵世中，在與人相處的時候，如果能採用溫和的方式，待人接物懂得靈活變通，不剛愎自用、固執己見，具有耐心和韌性，合乎時宜，恰如其分，這樣才能減少生活道路上的阻力與障礙，有助於達到個人的願望，就會成為生活中的強者。
『 對於社會而言，重柔守弱，不與人爭，可以減少人與人之間的摩擦和衝突，維持和諧的人際關係。如果人人都好勇鬥狠，社會必然紛爭四起，不利於社會的安定，對人對己都沒有好處。所以，老子的不爭從表面看來好像是恥辱軟弱的，但實際上是聰明而有力的，體現了老子極高的人生智慧。
美國研究中國經濟的專家鄧正萊說：「中國的前程，在於通過信奉和拓展老子的天道思想而回到本國的自由傳統。《道德經》就是中國的自由憲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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