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佳作經眼：有書為伴歲常新
文 饒佳榮
歷史愛好者，現為澎湃私家歷史編輯
本文為網易歷史頻道獨家稿件，謝絕轉載
過去的一年已然進入了「新時代」。不過，仍是在閱讀中獲得平靜、安寧和自在。時歲匆匆，好書太多，眼界有限，精力不濟，雪泥鴻爪，聊記閱讀帶來的愉悅和充實，藉此向著者、編輯和讀者致意。
《波峰與波谷：秦漢魏晉南北朝的政治文明》（第二版），閻步克編著，北京大學出版社2017年4月
與下面將要提及的《中國考古學》一樣，本書也是一部通論性著作。其實，通論性著作要寫出水平，是非常不容易的，既要對學術史有宏觀的把握和深刻的認識，又要別出機杼，曉暢通達，實在是對學力、視野和才情的巨大考驗。難怪漢學大家楊聯陞深有感喟地指出：「越是概論，越得大師來寫。哈佛的入門課永遠是教授擔任。」
用作者的話說，本書的主要方法論是，從「政治制度」與「政治勢力」的關係中理解秦漢魏晉南北朝的政治變遷。也就是從「制」和「人」兩方面考察這個時期的歷史。作者治學深受社會科學的浸染，理論素養深厚，主張「恰當運用的理論是銳利的分析工具」，而「制度史觀」正好可以把這一優勢淋漓盡致地發揮出來。
單單《第二版前言》就極耐咀嚼，比如作者說：「中國是一個『政治優先』的社會，政治體制在塑造社會形態上是一個巨大權重，那麼從『制度史觀』看來，一個巨大帝國的解體與重建，就是這個社會的最重大事件。它既是政治、經濟、文化、社會、民族各種因素的變遷結果，反過來又將對諸方面施以巨大影響。王朝的分、合、治、亂，畢竟是中國史固有邏輯的一個反映。一次次的王朝更迭（或所謂『王朝循環』）之中，蘊藏著這個連續發展的政治實體最基本的機制與法則。」同樣，作者從「制度史觀」出發，看到的歷史景象就與經濟史觀、文化史觀下的景觀不同，與甚囂塵上的「唐宋變革論」針鋒相對，啟發讀者思考：換一副標尺，換一種眼光，我們對同一段歷史的觀察可能就會大異其趣。歷史學的魅力大概就在於此吧。
《才女之累：李清照及其接受史》，艾朗諾著，夏麗麗、趙惠俊譯，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3月
本書堪稱接受史研究的典範之作。
為什麼李清照在後人的眼裡總是裊裊婷婷、弱不禁風的才女形象？問題的癥結出在「自傳式解讀」上，我們常常毫不設防地將李清照的詩詞當作她的人生寫照，看到「小風疏雨蕭蕭地。又催下、千行淚。吹簫人去玉樓空，腸斷與誰同倚。一枝折得，人間天上，沒個人堪寄」，就說這是閨怨；看到「紅藕香殘玉簟秋。輕解羅裳，獨上蘭舟。雲中誰寄錦書來，雁字回時，月滿西樓。 花自飄零水自流。一種相思，兩處閑愁。此情無計可消除，才下眉頭，卻上心頭」，就去揣測到底是「誰寄錦書」。
本書花了大量筆墨梳理李清照形象在南宋到近代的變遷，這不能不讓人想起「歷史是個任人打扮的小姑娘」這句話。在禮教嚴苛的時代，士大夫就譴責李清照改嫁，待李氏聲望日隆，成為詞學史上的偶像，理學家卻無法忍受這位傑出女性「再嫁又離婚」的作為，轉而把她塑造成恪守婦道、尊崇名節的女道學，否認李氏的再嫁和離婚。總之，在艾朗諾的筆下，李清照不再只是「人比黃花瘦」的才女，她對歷史和現實也有深刻的理解。
《能夏則大與漸慕華風：政治體視角下的華夏與華夏化》，胡鴻著，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7年3月
因工作的關係，2017年與中古史青年學者群有一些接觸，收穫甚豐。本書作者堪為代表之一。在武漢請作者作過一次訪談，在天津、北京、杭州的學術會議和工作坊上聆聽過幾次他的報告，年輕有為，謹嚴有度，印象很深。對於書本身，這裡不妨介紹一下作者的自我檢討，胡鴻兄在首屆普隱人文學術論壇上談了一些缺陷和遺留問題，比如在方法上，「沒有民族的民族史」這套研究思路是否可以運用到華夏之外的對象上；在理論上，族群的文化體屬性和政治體屬性之間的關係如何；在時間上，本書著重探察的中國史上半段與唐代以後的境況如何對接；在空間上，南方地區幅員廣闊，東南、西南、嶺南就存在相當大的差別，值得進一步探討。這既是自我批評，更是為自己後續的學術研究所勾勒的思考框架和努力方向。
藉此機會，也想簡單說說我對中古史青年學人群體的初淺印象，聊以致意。他們當中有的機敏，有的持重，有的銳利，有的豪放，有的敦厚，有的沉潛。我深知，他們身上有的優點我大概永遠也學不會，只能默默欣賞。上海師大歷史系范兆飛教授召集的史學工作坊，我有幸去旁聽過幾次，發表人風度翩翩，評議人的點評或婉轉或直截，均切中肯綮，讓我每每大呼過癮，那種感覺大概有類青年周一良到清華旁聽陳寅恪先生上課，彷彿聽了一場楊小樓的拿手好戲。
《人倫的「解體」：形質論傳統中的家國焦慮》，吳飛著，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7年4月
如果說2017年有哪本書讓我有一種震撼的感覺，那麼非《人倫的「解體」》莫屬。年底「十大好書」之類的評選活動非常多，就我見聞所及，此書除了在三聯自家榜上有名外，不曾列入其他榜單。這當然不是因為本書分量不夠。這種書「落選」某些書單，自是一種遺憾，不過要是它大紅大紫，可能也會令人感到匪夷所思。
作者在導論《重提人倫問題》中開門見山：「在傳統中國的思想中，人倫曾經是一個核心問題；在現代中國的思想中，人倫問題被批判、打倒和遺忘了。甚至多數文化保守主義者也無法肯定傳統人倫——但這並不能改變現實生活中人倫問題根深蒂固的重要性。這種打倒，是以西學東漸和古今之變的名義完成的，藉助對現代西方的了解，人倫批判這似乎成功地把它拋棄了。那麼，在西方學術脈絡中，特別是西方現代語境下，人倫是否曾是個問題？或者，西方學術思想是怎樣對待人倫問題？本書並不是一個嚴格的思想史研究，而是試圖在中西文明對比的角度下，在西方形質論哲學傳統的現代形態中提出這個問題。」
記得教科書上提過「母系社會」，但對於母系論在中國和西方學術思想上的源流，我一無所知；「亂倫禁忌」和「弒父情節」是神話和心理學中的名詞，背後的深刻意涵，我未曾思量——即使有所思考，也不可能深入，畢竟「亂倫」、「弒父」這類驚世駭俗的作為，在我們的文化傳統中是徹頭徹尾的「禁忌」，在文化心理上只能是深藏到完全無法檢索的「情節」。也就是說，這是我們思想的某種「空白」，而作者憑藉「一種追根溯源的好奇心」，在西方禮制文獻中從容含玩，「閱讀被人類學界早已拋棄的麥克倫南、斯賓塞、摩爾根、韋斯特馬克、弗雷澤，甚至對被認為政治不正確的達爾文主義產生了興趣」。作為也有一點「追根溯源的好奇心」的讀者，翻開書頁，猶如一匹馬來到廣袤無垠的草原，充實而愉悅，寧靜而坦蕩。
《中國考古學：舊石器時代晚期到早期青銅時代》，劉莉、陳星燦著，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7年9月
對於本書，我只想援引台北中研院史語所黃銘崇先生在《中國史新論（古代文明的形成分冊）》導言中的一段話，因為他寫得誠懇而到位：
劉莉與陳星燦的近著The Archaeology of China: From the Late Paleolithic to the Early Bronze Age提供了一個參考指標。這本書可以取代張光直的《第四版》（按：指《古代中國考古學》第四版）成為中國古代考古學的教科書。其架構大體以其他古文明的形成為參考框架，涵蓋了許多古代文明形成的關鍵課題，也收集了最新的資料，進行綜合性的整理，帶有通論性質，也企圖將一些作者個人觀點融入，寫得很平穩均衡，是相當不錯的一本通論性著作。
想想張光直先生的學術貢獻和學術地位，可以取《古代中國考古學》而代之的作品，我們怎麼能錯過呢？！
《宗子維城：從考古材料的角度看公元前1000至前250年的中國社會》，羅泰著，吳長青等譯，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5月
倘有一門學問可能造成「以今日之我與昨日之我戰」的「慘酷」景象，那莫過於考古學。從專業的角度說，本書中文版比英文版和日文版遲了11年，難怪作者毫不隱晦地說它「在許多方面都顯得更加過時」，畢竟這期間有大量考古新發現，隨之而來也會產生很多新觀點和新理念。通讀全書之後，我曾請教了十來位考古學專業的師友，他們對此書褒貶不一，有人認為是以考古材料研究周代制度變遷的代表作，有人則覺得「一般」。這大約可以看作「專家評審團」的意見。
就我（一個考古學外行讀者）而言，此書讀來甚有啟發，中譯仍然很有價值。本書以考古材料，而不依賴傳世文獻，來考察「孔子時代」的中國社會，此舉頗有示範意義。作者力圖論證周朝歷史上發生過兩次大規模的禮制改革，一次是「西周晚期禮制改革」，一次是「春秋中期禮制重構」，進而認為所謂周公制禮作樂「很可能是一個歷史虛構，是後人將一個哲學理想投射到模糊的、由選擇性記憶而建構起來的過去」，有鑒於此，作者提出「有必要重新評估所謂早期儒家思想創新的本質，尤其是其創新的程度」，這就由社會史、制度史而進入思想史的範疇了。
本書的另一個引人深思之處在於它的方法論。作者強調，「考古學必須從文獻歷史學的束縛中解放出來」，與之相對的是，很多中國考古學者往往「立足於文獻，而將考古資料降低為輔助證據」。對於中國考古學界廣為流行的類型學方法，作者也提醒人們注意反思。當然，作者也開誠布公地批評了中國考古學的其他弱點和不足，比如城市考古成果有限，非城鎮聚落考古「幾乎是一無所知」，以及考古資料不太適合定量分析，等等。另外，作者還提示我們要時刻警惕「已知陷阱」：「避免只聽自己愛聽的話、只接受那些看似可以證實我們自己已經知道的信息。」這句話通俗易懂，其實它前面幾句話也值得抄錄下來：
任何新的認識不可避免地要與已有知識結合，並且要與之發生聯繫：它肯定會送入人類理解事物時發生的「解釋循環」（或「螺旋」）之中。任何分析的開展都離不開分析的範疇。危險性並不在於使用範疇，甚至也不在於使用簡單或錯誤的範疇，而是在於沒有充分認識到自己的範疇是什麼，也沒有準備好讓新的認識來修正它們。
如果實在沒有工夫讀這部500多頁的著作，那就讀一讀它的引論吧。這實在是一篇不可多得的文章，就我請教過的幾位考古學者而言，無論是否贊成羅泰的觀點，他們都很欣賞這篇引論，有的人表示「讀了五六遍」。
《正統與華夷：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研究》，劉浦江著，中華書局2017年9月
當代中國學者喜歡出論文集，出著作的少，出博大精深的著作就更少了。（論文集有論文集的好處，著作有著作的優點，這裡沒有厚此薄彼的意思。倘若出「注水」的「著作」，那還不如精到的論文集呢。）毋庸置疑，已故的劉浦江先生是期望留下大著作的學者。「以正統、華夷問題為核心的政治文化研究，是先生學術生涯後期銳意開拓的新領域，用功最勤，影響也最大。……他原本的設想是以正統、華夷問題為核心，上起秦漢魏晉，下迄晚清民國，圍繞若干子課題展開研究，最終『形成一部自成體系的專題論著』。」（《編後記》）
不賢識小，這裡只想提出自己閱讀過程中的一點困惑，以求教於方家。
著者數次提及清高宗在華夷、正統問題上的態度，其中《「倒錯」的夷夏觀？——乾隆時代思想史的另一種面向》設了一節專門討論「滿洲統治者的文化立場」（以清高宗為例）。在討論這個問題時，書中採用的是例證法，一個是宋金和戰及岳飛、秦檜的評價問題，一個是由元代楊維楨《正統辨》一文引起的夷夏正統之辨，通過這兩個例子，著者認為：「到了乾隆時代，清朝統治者的正統觀念已經發生蛻變，他們從北方民族王朝的立場徹底轉向了中國大一統王朝的立場；所以在高宗看來，清朝與遼、金這些北族王朝之間既沒有任何傳承關係，也沒有任何共同點，清王朝的政治合法性乃是來自於中原王朝。正因為如此，高宗才會旗幟鮮明地堅持華夏正統的文化立場。」（192頁）進而認為清高宗是華夏正統最堅定的捍衛者（184頁）。筆者對乾隆帝和清史都缺乏了解，只是感覺這個問題似有進一步探討的空間。
倘若寫一點讀後感，大概至少要參閱饒宗頤、楊念群、姚念慈等先生的相關論著（如《中國史學上之正統論》《何處是「江南」？：清朝正統觀的確立和士林精神世界的變異》《康熙盛世與帝王心術：評「自古得天下之正莫如我朝」》）。
不管怎麼說，這部書以通貫的眼光把握中國歷史上一個至關重要的問題，敘述明達，風格遒勁，不容忽視。
《從大都到上都：在古道上重新發現中國》，羅新著，新星出版社2018年1月
魯西奇老師曾在一篇文章里說：「我非常羨慕研究中古北族的羅新教授，如蒼鷹一般掠過草原、沙漠，縱橫萬里千年，看狼煙起滅，天下浮沉。」自從讀到這句話，我有時會在腦海里遐想羅新教授縱橫原野的英姿。他的「走向金蓮川」系列在《上海書評》發表的時候，我抽讀了其中幾篇，感動復感慨。
大概我沒有落下書上的每一個字，包括版權頁，我注意到新星出版社出版人的姓名變成了「馬汝軍」，而不是我曾經工作時的「謝剛」。一般來說，讀書人是不喜歡腰封的，但這本書腰封文案很棒，其中「這是一場關於歷史、關於當下、關於自我的深刻探尋」，可以視作本書內容的高度提煉和概括。我簡單梳理了一下，書中重點講述了幾個故事：一、當然是從大都健德門到上都明德門的行程；二、這是一次多聲部的旅行，書中穿插著介紹了不少徒步「聖典」；三、長城地帶處於明朝和俺答汗蒙古之間的邊緣人的故事，也是作者念茲在茲的歷史夾縫中的人物的命運；四、長城徒步的故事（鐵路局職工辭去鐵飯碗爭第一的故事和兩個行為藝術家在長城訣別的感人故事）；六、作者內心深處的故事（陶寧、小K和劉聰等）。
在閱讀的過程中，我自不量力地想著，到底怎樣才能寫出《從大都到上都》這樣的書呢？大概需要具備下面這些才能吧：一要有長距離徒步考察的經驗和能力；二要「多識鳥獸草木之名」（不然沒什麼寫頭，只能寫太陽毒天氣熱走了多少路腰酸腿疼完了）；三要具備深厚的文學素養和史學功底；四要有觀察力，這樣才不會漏掉很多細節（比如路上超市的名字、餐館母女系什麼顏色什麼圖案的圍裙、誰開什麼牌子的汽車）；五記性要好，這樣所見所聞才能清晰準確地呈現出來。
猛然想起劉錚（喬納森）先生的短評，貼切到位：「這真是一部非常好的書。領略山川悠遠還在其次，感受身體、情緒的微妙流轉變化，才是此書最迷人的地方。羅新這樣的年紀還有這等感受力，讓人訝異、令人羨慕。」
「李長聲自選集」（三冊），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17年7月
三冊書題分別作《況且況且況》（歷史與文化）、《反正都能飛》（文學及出版）、《雪地茫茫呀》（生活並審美）。
作者旅居日本凡三十年，擅於在短文中敘寫日本百態，下筆精簡，信息量卻極充裕，迥非時下所謂「專欄」可比。不敢說字字珠璣，但幾乎每一篇都可圈可點，像《桃太郎》《小和尚從哪裡來》、《漱石那隻貓》《芥川不語似無愁》《從暗夜走出來的路》、《喝出日本味》《緣廊的妙趣》《京都真可惡》《東京城裡墓地多》等諸多篇什，真是值得反覆誦讀。這背後的關鍵是，作者既有嚴重的文字潔癖，還有「持正而卓識」的日本觀：喜而不哈，悅而不媚，是其是，非其非。
認識日本，閱讀李長聲，是一個捷徑。
《傅傑文錄》（四卷本），海豚出版社2016年8月
早在十多年前，讀到華東師大出版社印行的《聆嘉聲而響和》，書很薄，分量卻不輕，從此記住了作者的大名。這套書，先是從圖書館借來讀過，而後在網上下單。裝幀豪華，甚至有點兒豪奢了。不過裡面的內容真是不賴。
朱紅的是《書林揚塵》，對所讀之書或褒或貶，都持之有據，言之成理，編輯讀了大概會百感交集——喜的是有人如此認真地對待自己的書，愧的是斗大的錯誤怎麼愣是沒看出來，當然有的可能根本就沒有過目，叫人抓了現行。編書或著書的人會赧顏——居然出現這樣大的漏洞，丟人現眼，恨不得鑽進地縫裡去（當然修養差的做不到聞過則喜，大概會震顫著手指：這個傅某……）；會感動——雖說知音難覓，但世上還是有鍾子期的。
靛藍的是《序跋薈存》，大都是作者為所編之書撰寫的序文和跋文。什麼書值得讀，翻翻這一冊，然後按圖索驥，絕不會入寶山而空手回。
墨綠的是《文史芻論》，收錄論文十二篇，系作者積累有年、論斷精到之作。個別文章如《錢穆與甲骨文及考古學》達一百頁，大約是這個問題的蓋棺之論。
深棕的是《前輩寫真》。作者受學於姜亮夫、蔣禮鴻、郭在貽、沈文倬、王元化等先生，加之交遊廣闊，書中所錄都是追憶這些碩學大儒的文章，學識沛然，掌故宛然，情趣盎然，通覽全編，有如觀睹數十載學林之悠悠過往。其中《八卦碎片——憶朱維錚先生》，達七十頁之譜，聲情並茂，栩栩如生，此之謂也。所謂人非孤島，親友之逝無異於自己人生某個部分的凋零，作者撰文紀念先賢，亦何嘗不是追悼自己的往昔歲月。
《宮崎市定亞洲史論考》（上中下），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7月
最近數十年日本的東洋史著作迻譯取得了不少成績，其犖犖大者如早些年中華書局的「日本學者研究中國史論著選譯」，影響深遠，功德無量，這兩年則有上海古籍出版社的「日本中國史研究譯叢」、復旦大學出版社的「日本學者古代中國研究叢刊」等。具體到宮崎市定，這幾年他的著作中譯本陸續推出，其中《亞洲史論考》煌煌三巨冊，目光悠遠，果於論斷，勝意紛披，加之譯筆清通，膾炙人口。當然，時過境遷，我們未必贊同作者的每一個具體觀點，但無疑會帶給我們諸多啟發。
「歷史必須是世界史。事實上，我的研究一直都是在世界史的框架下展開的，從來沒有脫離過世界史的發展體系來孤立地考察個別史實。……因此，《亞洲史研究》這個書名，對我來說，既是誇大之詞，同時也是謙遜之詞，這一點希望讀者賜予諒察。」作為一代史學泰斗，宮崎的自信與自豪躍然紙上。值得一提的是，漢學巨擘楊聯陞曾在一封寫給杜維運的信中說：「世人多以宮崎為『內藤史學』之承繼人，先生則謂得於桑原先生者更多。自集論考數卷皇皇巨制，皆稱『亞細亞史研究』，職此故也。」這是我們閱讀宮崎著作時應該予以注意的。
此外，西嶋定生《秦漢帝國：中國古代帝國之興亡》（顧姍姍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7年4月）和《何炳棣思想制度史論》（中華書局2017年8月），也帶給我極其難忘的閱讀體驗，因此前已撰文評介，茲不贅述。
常言道，讀書是天下第一等好事。感謝網易歷史主編鄒德懷兄邀約，讓我有機會梳理過去一年幸福的閱讀時光。
編輯 安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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