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學與政治：宋代《尚書》學研究的反思
經學與政治：宋代《尚書》學研究的反思
作者：劉力耘
來源：《原道》32輯
劉力耘：清華大學人文學院。
西漢以降，歷史上的經學往往帶有政治性，這一點毋庸置疑。以往一些經學史研究，傾向於一種「抽離」的方式，或考證著者、版本，或辨析經解異同，都是把經學當作一種純粹「學術」。此外，還有一些經學史研究，因受到後來某個歷史階段學術趣味或價值取向的影響，得到的對某一時期的經學認識與實際情況差別較大。下文將以20世紀以來產生的各種經學史、哲學史和思想史著作中展現出的宋代《尚書》學的面貌為例，討論歷史上的經學與書寫中的經學史的距離，重思經學與政治之關係，並提供一些新的經學史研究設想。
一、以清視宋和以哲范經之弊
20世紀早期誕生的一些經學通史，可以視作清代學術或其延續。如皮錫瑞的《經學教科書》和劉師培的《經學教科書》。這類經學史，都是站在清代漢學（包括經今文學和經古文學）的立場，以其學術關切和重要成果，考量宋代《尚書》學。清代《尚書》學的頭等大事，也是最突出的貢獻，無疑是偽古文《尚書》的辨偽。因此，這類經學史通常會著重凸顯宋人在文獻辨偽方面的思想，肯定和讚揚某些宋人（如吳棫、朱熹）對已由清代學者證明是偽作的偽古文《尚書》的懷疑，同時否定和批判另一些宋人（如王柏）對清代學者認為可信的、繼承自兩漢的《尚書》篇目的懷疑和改動。
這種突出呈現與價值判斷，無疑是站在清代學術情形之上的「後見之明」。就宋代《尚書》學的實際情況來看，偽古文《尚書》的真偽是非常邊緣的問題，大概只有吳棫、朱熹等極個別的學者才略有涉及，並且也並沒有做過認真的文本辨析。雖然有些宋儒意識到，偽古文《尚書》與其餘的經文在閱讀難易上區別明顯，但通常都竭力為這種差異尋找理由彌合（如林之奇），並不曾十分懷疑經文是偽作。與之相似的，是學術界普遍強調的北宋前期興起的疑經思潮。
事實上，相比《周易》《詩經》《周禮》等，北宋並沒有有關《尚書》文獻真偽的懷疑，基本上都屬於訂正個別字詞舛誤或錯簡的範疇。只有蘇軾對《胤征》《顧命》的懷疑，因陸遊和王應麟的話而被反覆提及。實際上，蘇軾的懷疑主要是基於義理或禮儀不合的角度，這也是兩宋學者疑《尚書》經文的主要方式，與清代學者的文本辨偽性質完全不同。且南宋以降，有學者（如林之奇、范浚等）批評蘇軾的這種懷疑，認為《尚書》中豈能有聖人「所不取而猶存者」（《尚書全解》），這種強烈的尊經態度也一直存在。
如果說清代學術思想影響下的經學史著作，把清代的學術關切投射到宋代，無限放大了宋代學術中本來非常邊緣的問題，那麼，哲學史著作特殊的學科關懷，則使得宋代《尚書》學完全「消失」在了受哲學史寫作影響的經學史或思想史著作中。以西方哲學為標準的中國哲學史著作，主要涉及宇宙論、人生論、知識論（即「天道性命」，見馮友蘭《緒論》）等內容。具體到宋代，變為傳統道學譜系與哲學學科關切的結合，即大量的宋代哲學史、思想史著作，只關注道學人物的形上思想。（見葛兆光《道統、譜系與歷史：關於中國思想史脈絡的來源與確定》）在這類著作中，基本只涉及到道學家的《周易》和「四書」學，因為這五部經典最便於闡發宇宙論、心性論等形上思想。
二、新思想史寫作的突破與局限
其後，新的思想史寫作努力在兩方面突破以程朱道學為主體的敘事框架。一方面是突破道統譜系，注意到更多的在當時思想界貢獻巨大的思想家，比如道學產生前的范仲淹、歐陽修，或是北宋和道學並立的新學、蜀學，以及南宋和道學並立的浙東、心學學派等。（李華瑞《宋代思想的新詮釋》）然而，看似百花齊放的呈現並沒有帶來宋代《尚書》學的出場。主要有三個原因：首先，思想史作家對道學產生之前的思想家的關注，始終帶著尋求新儒學產生之由的使命，因此這些思想家被凸顯的是他們的疑經改經和以義理解經。（錢穆《初期宋學》）其次，與道學並立的學派，在研究中很少居於主體地位，建立起自己的思想體系。在絕大多數的研究中，那些學派仍然與道學分享著同樣的話題。這也是新學、蜀學等學派中的《尚書》學很少被注意，而涉及心性哲學的內容卻備受重視的原因。第三，北宋完整保留下來的《尚書》註解著作只有蘇軾的《書傳》。大量解釋、闡發、利用《尚書》的情形，散落在各種文獻中，研究者使用起來並不便利。
另一方面，近年來經學或思想史的研究者們，逐漸意識到一直以來缺乏對宋代儒家經典解釋與政治的互動關係的探究。考察經學與政治的關係，無疑也是突破以程朱道學為敘事主體的努力方向。不過，這方面已有的研究多集中在《春秋》和《周禮》上，著重勾連北宋政治倫理重建與《春秋》「尊王攘夷」的闡發、王安石變法與《周禮》解釋之間的聯繫。《尚書》方面，除了個別學者注意到南宋陳鵬飛、史浩等人對《文侯之命》篇的解釋中，蘊含有恢復中原故土的願望（諸橋轍次等《經學史》），其餘僅在宋代《洪範》學研究中略有涉及。
事實上，《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曾歸納出《尚書》學史上最重要的四個論題：今文古文、錯簡、《洪範》和《禹貢》。既然《洪範》的重要性貫穿從漢到清的整個歷史時期，宋代《洪範》學研究必然側重於對比漢宋經解差異，對宋人經解背後深層意圖的探究不夠。北宋《洪範》學研究興盛，還因為與著名的歷史事件，即王安石變法有關。王安石在其《洪範傳》中，通過改變「若」字的訓解，意圖否定災異學說，與其著名的「天變不足畏」的精神相通。
三、回到兩宋日常政治生活中的《尚書》
綜上可知，出於清代的學術取向、哲學史的學科要求、特殊的問題意識、文獻的保留情況等原因，《尚書》的身影在已知的宋代思想文化圖景中基本消失了。只有《洪範》學，因屬於貫穿整個《尚書》學史上的重要議題，且涉及宋史中重要的王安石變法事件，得以存留。這種研究狀態似乎反映出，研究者並未能深入宋人的精神世界，把握他們對《尚書》的態度和定位；也未能留意宋代士大夫在日常的政治參與中，對《尚書》的解讀與運用。
事實上，在宋人眼裡，《尚書》始終代表著帝王的軌範。張九成明確說過，君主學習《尚書》，是為了捫心自問在品德、用賢、法天、知人、識變等方面是否能做到像上古聖王那樣；士人學習《尚書》，是為了了解上古聖王的品德、用賢、法天、知人、識變，等到有機會便可以憑此勸諫輔佐君主，使之成為理想的君主。（《書傳統論·堯典論》）這就暗示，士人往往利用《尚書》的解釋空間，將自己心目中君主的應然行為附會於《尚書》，並憑藉經典的權威說服君主接受自己的觀點。從宋人闡發、利用經文的情況看，《尚書》確實頻繁地出現在日常政治中，大到君主的治國方針，小到具體的政策法令，或是政治事件中爭論雙方的意見，都會憑藉對《尚書》的不同解釋表達出來，對君主的決策形成壓力。
為形象地展現宋代日常政治運行中《尚書》學扮演的角色，這裡僅舉一例簡要說明。北宋熙寧二年，范純仁向神宗陳述了對新法的反對意見。神宗對他說：「卿才如此善論事，宜為朕條陳古今治亂，可以為鑒戒者以聞。」范純仁認為「君臣之際莫盛於堯舜三代，故取《尚書》自古君臣相飭戒之言，關於治道者」進獻。（《范忠宣集》）可見，在范純仁的心目中，《尚書》，而非其它經典，是臣子諫戒君主最有力的武器。他所進的《尚書解》是個選講本，仔細閱讀就會發現，從經文選擇到解釋，都蘊含了范純仁關於新法的意見和態度。不難想像，當神宗閱讀《尚書解》時，就好像聽到范純仁在告訴他面對新法應有的態度和舉措。在范純仁的解釋下，這些應然的行為來自上古聖王，因而具有先天的正當性。
范純仁和張九成的例子表明，《尚書》切實地存在於兩宋日常的政治生活中，而非如以往經學史著作呈現出的面貌。如果對不同經典在古人的世界中扮演著的不同角色認識不夠，構建出的古代經學面貌，很容易受到種種因素的干擾而有失偏頗。既有的研究多強調經學哲學化的一面，以及宏觀層面經學與政治的關係，反而忽略了經典、經學與日常的政治的互動，事實上，後者恐怕才是歷史的常態。考察日常的、微觀的情況，或許更有利於展現儒家經典、經學在古代政治中發揮影響的諸多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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