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答：唐朝時在長安城內見到日本人是不是很容易？

昨天的文章，談了一個比較扎眼的問題，關於「郭鬼子」的假設，不少朋友對這個「吃老張家飯，造老張家反」的人物本能厭惡，也並不關心三解究竟寫了什麼，其實三解的本意是說明一點：

奉軍、東北軍這個軍事團體，實在是一個「戰五渣」，郭松齡無論如何，練兵、帶兵，觸及得都是這個問題的本質，更是一個「做實事」的人，而被很多人津津樂道的張作霖的人情世故，楊宇霆的妙計無雙，其實都是對於「搖羽毛扇子」的「輕省活兒」的神化，迷信所謂的市井義氣、江湖伎倆在軍國大政中的作用，這與其說是「執著」，不如說是群體給自己灌得雞湯罷了。

「九一八」的現實是，張少帥的「新派」固然一觸即潰，張老帥的「老派」們也沒少出了漢奸。

說回今天的問題，就比較輕鬆一些了，也是三解當時看《妖貓傳》的一處笑點，當時，青龍寺的老和尚扮作幻術師，見了空海和尚，來了一句，聽口音是倭國人吧？

三解不由得一笑，感情陳凱歌導演真以為長安城滿街都是倭國人呢，還出來口音了。

所以，今天的問題就是：

唐朝時期在長安城內見到日本人是不是很容易？

回答如下：

真的很難！

日本曾多次派出遣唐使團，自日本舒明天皇二年（公元630年，唐貞觀四年）至日本寬平六年（公元894年，唐乾寧元年）間，共任命遣唐使19次，其中成行併到達長安的有12次。

最開始是2艘船，每船載120人左右，後期多乘4船同行，也有人特別多的時候，比如第九次遣唐使，就達到了557人，分乘5艘遣唐使船，其中就包括在《妖貓傳》中出場的，在唐朝任官的阿倍仲麻呂，以及回國後當上右大臣的吉備真備。

不過，必須指出的是，遣唐使使團成員入唐時間期限為一年，之後即要貿易完畢回國。也就是說，絕大部分遣唐使並不會在中國長期居留。

真正能夠在大唐長居的，是遣唐學生，即留學生和學問僧，一般從有才華的貴族子弟和僧侶中挑選，留學生將進入國子監所屬六學館，各自學習專業；學問僧則主要在長安、洛陽等地各大寺院鑽研佛教。

據日本學者木宮泰彥在《日中文化交流史》中考證，可知姓名的留學生、學問僧總數為149人，其中實際入唐者只有118人，台灣學者高明士在《唐代官學的發展與衰落》中更是作出了具體統計，可知姓名的，日本遣唐留學生總計28名（含新見井真成墓誌，韓昇考證應為使團判官，非留學生）、學問僧總計92名。

等比例復原的遣唐使船。

這個數字是250年間，12次成行遣唐使團的約略總數，平均下來，每個使團帶來的「留學生」、「學問僧」只有9.83人，當然，人是沒有半個的，也可見其數目的稀少。

最重要的一點是，大唐並不是來者不拒，上述數字中，還有考核不合格被退回本國的，這麼一減就更少了。

這部分人路費是日本朝廷提供的金沙，他們半學生、半使節的身份也是一大加分項。比如，日本延曆十五年（公元796年，唐貞元十二年），渤海國使團進入日本平安京，日本朝廷就委託對方將沙金300兩轉交在唐的日本僧人永忠等人，此時，永忠已在長安滯留學習了20年……

遣唐留學生、學問僧進入國子監和各大寺院學習後，由唐朝鴻臚寺負責支付費用，但是他們居留學習的時間往往很長，所以唐朝後來乾脆發出詔令，有學習九年不歸國的新羅、日本人，要入中國籍，所以有一些日本留學生、學問僧乾脆留在了大唐，甚至埋骨於此。

當然，學習之外，也有特例，比如藤原清河，於日本天平勝寶四年（公元752年，唐天寶十一載）西渡，受到了唐玄宗的盛情接待，將他和副使吉備真備的形貌畫像納入蕃藏之中。

次年，藤原清河帶滯留大唐35年之久的阿倍仲麻呂回國，並在揚州延光寺拜會已經五次東渡失敗的鑒真大師，請其與使團一同赴日。

不料，藤原清河和阿倍仲麻呂所乘船隻遭遇風暴，流落安南（今越南北部），船員遭土人襲擊，兩人僅以身免，只得重回長安。

此後，藤原清河出仕唐朝，任特進秘書監，又趕上了「安史之亂」，20多年不得歸國，最終客死異鄉。

這部分還是日本官方派遣的，而日本民間當時的航海技術很差，渡海來華比較困難，所以日本商人很少。反倒是在唐朝的新羅人很常見，因為新羅婢很出名，當時唐人將之與崑崙奴並稱。

這話扯遠了，不過哪怕是國家行為的「遣唐使船」，在普通日本人眼裡，也是「畏途」，因為8世紀之後，日本每次4艘的遣唐使船，全部順利往返的，幾乎沒有，途中多有海難發生。

日本承和五年（公元838年，唐開成三年）最後一次成行的遣唐使團還未出發，副使就因為拒絕乘船而受到處罰，赴唐後，隨即購買了「新羅船」方才順利返航，可見200多年的「遣隋使」和「遣唐使」經驗，並沒有讓日本進步多少……

在公元9世紀，日本總共只有延曆二十三年（公元804，唐貞元二十年）和承和五年（公元838年，唐開成三年）2次遣唐使成行，《妖貓傳》中的主角空海就是跟隨前一次的使團入唐，回國後創建日本佛教真言宗；同時來華的，還有創建日本佛教天台宗的最澄。

儘管官方交流日漸減少，唐朝赴日商船成為日本僧人入唐學習的要路，比如晚唐詩人韋莊（約836年─910年）就有一首《送日本國僧敬龍歸》：

扶桑已在渺茫中，家在扶桑東更東。 此去與師誰共到，一船明月一帆風。

這位敬龍，就是搭乘唐人商船來華學習的僧人，韋莊為他寫詩送行。

可見，作為本國精英中的精英，又有外邦人的身份，留學生、學問僧更容易與大唐的文化界搭上關係，比如阿倍仲麻呂、藤原清河、敬龍等人，都在歷史上留下了筆墨，但是，日本的遣唐使也好，留學生、學問僧也好，同時在唐的人數不過兩位數，放在有一百多萬人口的長安城裡，實在太不起眼了。

這種碰到日本人的概率，可能還不如今天的縣城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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