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對情侶都是科學家是怎樣一種體驗？

《生活大爆炸》中的Sheldon和Amy

合作是科研過程的關鍵環節，但當合作夥伴同時也是一對愛侶時，還會帶來一些其他關係所不具備的優勢。我們一起看看那些著名的科研愛侶是如何將科學與生活融為一體的。

撰文 | 克里·史密斯（Kerri Smith）??

翻譯 | 薄錦

克勞迪婭·費爾澤和斯圖爾特·帕金在戈壁沙漠（Gobi Desert，2011年）。

物理學家克勞迪婭·費爾澤（Claudia Felser）和斯圖爾特·帕金（Stuart Parkin）是在一次應用磁力學會議上經人介紹認識的，他們當時就一見鍾情。接下來，兩人站在阿姆斯特丹會議中心的外面，聊起各自的工作。但是，談話卻進行得並不順利。

當時帕金正在尋找用來製作小型數據存儲設備的材料。費爾澤便大談自己的研究對象——哈斯勒合金（Heusler compound，一種可改變磁性強度的合金） 的種種好處。「可是他完全不感興趣！」她大笑著說。帕金認為，這種合金聽上去似乎很難與其他材料結合使用。「所以說，我當時的介紹並不成功，」費爾澤說。

不過此後，兩人一直保持著聯繫。而隨著費爾澤對哈斯勒合金的半導體特性和量子特性的認識越來越深入，帕金對這種合金分子——還有費爾澤——的好奇心也不斷增加。2009年底，費爾澤決定從德國的約翰內斯·古騰堡大學請假一段時間，前往位於美國加利福尼亞州的IBM公司，而那裡正是帕金工作的地方。「我邀請她到我身邊來，」帕金說。自那時起，他們便成為了情侶。「所以，我們的交往差不多就是以這種方式開始的，而且我們現在也仍在一起工作，」帕金說。

因科學而結緣的愛侶成千上萬，費爾澤和帕金不過是其中一對罷了。據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2010年進行的一次調查顯示，擁有博士學位的已婚人士中，配偶從事科學或工程相關工作的比例超過了四分之一。而且，這一比例呈上升趨勢——1993年時，這個比例僅為五分之一。越來越多的研究機構開始僱傭科研夫妻檔。2008年，對9 000名美國科研人員進行的一次調查發現，夫妻同時被一家機構聘用的比例，從20世紀70年代的3%，上升到了21世紀初的13%。來自婚介約會網站PlentyOfFish的數據也顯示，擁有研究生學歷的用戶和與自己教育水平相近的人結為伴侶的可能性，是普通用戶的3倍。

合作是科研過程的關鍵環節，當合作夥伴同時也是一對愛侶時，還會帶來一些特別的優勢，那就是對彼此人格和動機的深刻理解，但同時，他們也要冒著餐桌上的話題將被工作內容佔去大半的風險。本文採訪了4對科研愛侶，以了解他們是如何成功地將科學與生活融為一體的。

費爾澤和帕金：大洋兩岸的情侶

費爾澤結束假期後，便和帕金開始了積累航空里程的日子。帕金的務實態度也感染了費爾澤。「身為一名化學家，你會想去理解鍵合，會想找出新的合成方法。但你不會去深思這些成果的實際應用，」她說道。如今，費爾澤開始把材料的成本和穩定性也一併考慮進去。結果，想要與她合作的公司排成了長龍。「我真的學到了另一種思考角度，」她說道。2011年，這對情侶發表了一篇論文，主要闡述了哈斯勒合金及其在自旋電子學（一門利用電場來操縱電子自旋的學科）領域的潛能。

過去幾年裡，費爾澤和帕金的生命中，有四分之一的時光都是共同度過的。各類會議和聚會成了他們最佳的約會方式。「人們發現我們是情侶後，就開始同時邀請我們參加各種大會。這真太棒了。」費爾澤說。

費爾澤目前是德國馬普化學物理研究所的負責人，她的上級們甚至在想，沒準有可能說服帕金來德國工作。這兩人已經在不同的大陸分居多年，而今，帕金在接受了德國馬普微結構物理研究所主任一職後，終於開始安排遷居德國的事情。2014年4月，他獲得了芬蘭技術研究院頒發的「千年科技獎」（Millennium Technology Prize），並且計劃從100萬歐元（約合140萬美元）的獎金中拿出一部分，在德國哈勒的河邊蓋一棟房子。他們在2014年12月完婚——日期就選在帕金的生日當天。這棟房子將成為他們第一處共同生活的地方。「漢莎航空公司和美國聯合航空公司會很不開心的，」帕金說。

詹裕農和葉公杼：來自中國台灣的模範夫妻

詹裕農和葉公杼在兩人共用的辦公室里（20世紀80年代）。

葉公杼（Lily Jan）和詹裕農（Yuh-Nung Jan）兩人在細胞分裂研究領域均有所建樹。而且，他們兩人是不可分割的。他們的每一句話，總是以「我們」或「我們的」開始。就連他倆的實驗室都是合用的。他們於1967年在兩人的故鄉——中國台灣相識，當時兩人都在攻讀物理學。詹裕農剛剛拿到他的學士學位，他所在的班級組織了一次徒步登山的畢業旅行。與他們同行的還有一名比他們低一級的學生——葉公杼。她剛剛跳了一個年級，成為了詹裕農的同級同學，此時也在申請研究生院。「我猜她的同學裡有很多都被她嚇到了，」詹裕農說，「但我並不清楚具體情況。」

兩人均獲得了美國加利福尼亞州理工學院物理系的錄取通知書。他們當時已是情侶，但入學的頭三年卻分住在不同的宿舍里。他們工作後沒多久，一名物理學家出身的生物學家到他們系裡做了一次講座，這次講座讓他們開始重新思考自己的職業生涯。「在台灣時，我們從來沒接觸過現代生物學，」詹裕農說，「這是我們倆第一次接觸這門學科。我想這個時機剛剛好，因為當時的生物學正開始變得有趣。」此外，他還半開玩笑地補充道，他們當時的物理生涯已經開始「走下坡路」了。「所有偉大的人物都是在他們的職業生涯早期——二十來歲時，就開始做一些真正重要的工作了，而我們都已經到了那個年紀。」

一個月後，他們就雙雙轉到了生物系，並在完成了各自的論文課題後，開始了合作。1971年，他們結婚了。婚禮是在洛杉磯法院舉行的，整個儀式非常低調——總共只花了6美元：用於結婚登記和停車。接著，他們到優勝美地國家公園露營和遠足，就算過完了「蜜月」。

1979年，他們搬到了加利福尼亞州大學舊金山分校。此前兩人已有數年時間都是在同一個實驗室里，研究相近的課題。所以，他們共同管理同一間實驗室，對兩人來說都再自然不過了。

這期間，發生過很多「廚子多了燒壞湯」的事情。「一開始，我們會坐下來，和一名博士後或學生展開討論，可這顯然是行不通的，因為沒有哪兩個人的想法會完全相同。」葉公杼說，「最後總是會演變成一場爭吵，和我們一起討論的學生，就只能不停地來回看我倆。」

在興趣上，兩人高度吻合，但在具體問題上的想法差異，卻足以讓葉公杼和詹裕農在同一個問題，也就是腦細胞的分裂方式上，站在對立的立場上。現在，他們分別管理著兩間比鄰而居的實驗室，督導著29名研究人員，研究論文經常發表在頂級期刊上。葉公杼的研究專註於離子通道，而詹裕農則側重於細胞形態，近期則愈來愈關注細胞功能領域的研究。

詹氏夫婦覺得，兩人的伴侶關係為他們帶來許多益處，遠非那些普通的合作夥伴可比。「這不是簡單的一加一等於二，而是要比二大得多，」葉公杼說。她將兩人的成功歸功於「長年來始終如一的同志情誼」。而且，身邊有愛人陪伴的確有許多便利之處。「因為每當你思考問題的時候，」她說，「無論你是在家還是在上班的地方，都可以更加方便地展開討論。」詹裕農也補充道：「我們已經相伴40多年了，能夠擁有她這樣一位伴侶，我感到十分幸運。」

他們的關係似乎也成為了效仿的榜樣。「在我們的實驗室里，還有幾對情侶，」葉公杼說。「不止一對，」詹裕農說道，「有些情侶在我們實驗室工作期間，還生了孩子，」他說，「雖然暫時聯繫不到他們，但等某個時候，我們打算整理出一本相冊來。」

梅斯和帕格爾：共同開創全新領域

露絲·梅斯、馬克·帕格爾和他們的兒子托馬斯（1994年）。

鮮有研究人員可以宣布自己開創了一個全新的科學領域——而能與自己的配偶共同取得這一成就的就更少了。但是，進化生物學家馬克·帕格爾（Mark Pagel）和人類學家露絲·梅斯（Ruth Mace）確確實實做到了。他們是在人類學領域使用系統發生（phylogenies）進化樹的先驅，藉此來解釋人類作為一種不斷進化的物種，所演化出來的文化及行為。

他們的第一次會面，是在英國牛津大學動物學系，當時是20世紀80年代末，兩人的研究領域基本沒有太多交集。梅斯研究的是動物學，帕格爾則在開發用來分析物種親緣關係的方法。不過，兩人都對進化生物學有所涉獵，並都深受其影響——在解釋動物行為上，英國進化學家建立在生物適應性和自然選擇上的觀點是出了名的。 「我們兩個人都來自進化論這座殿堂，」梅斯說。他們最初的邂逅，是在動物學系的早餐時間，這為他們提供了充裕的時間來探討彼此的想法。「回想那個時候，」梅斯回憶道，「我們能在一個小時里喝掉無數咖啡。」

若干年後，帕格爾和梅斯共同撰寫了一篇論文，利用系統發生學的方法，對人類文化進行了分析，並且論證稱，正如動物學家會藉助遺傳學來看待物種進化一樣，人類學家也可以通過語言來研究人類文化的演變。就在同一年，他們的長子出生，為兩人的生命之樹增添了一段新的枝椏。

雖然他們在論文和研究項目上仍然多有合作——梅斯估計，兩人的工作大約有10%是合作完成的——但他們也依然保持著各自的獨立研究身份。兩個人在系統發生領域的工作之餘，都各自擁有其他學術興趣。但重合的工作領域也會帶來一些尷尬的場面——尤其是因為他們仍然使用不同的姓氏。有時候，其中一人會被要求審查另一人的論文，或者競爭同一份撥款——遇到這種情況，他們就會以利益衝突為由加以拒絕。「夾在兩個自古以來便爭論不休的領域之間」，帕格爾對於梅斯能夠和自己站在同一陣線，心懷感恩。

沃爾姆和洛策：夫妻夢之隊

鮑里斯·沃爾姆（Boris Worm）在讀海洋生態學研究生的那幾年裡，有時會在睡夢中解決一些難題。當他醒來後，便會把夢到的內容告訴自己的伴侶——海克·洛策 （Heike Lotze）。同為海洋生態學家的洛策，此時便會扮演起一個睡眼惺忪的應聲蟲的角色。「自己一個人早上醒來後，就會忘記所有的夢，但如果當時有人在你身邊，你就可以馬上把夢告訴她，」沃爾姆說道。

這對生態學家認為，正是這種特殊關係，為他們的早期工作奠定了基礎。「一有什麼新想法冒出來，我們就可以和對方分享，儘管有些想法還很粗糙，並不完善，甚至可能沒什麼用處，但依然會很有趣，」沃爾姆說。「我經常冒出一些匪夷所思的想法，」洛策補充道，「然後，我就想把這些粗糙的想法丟給沃爾姆，讓他多多少少加工一下。」

沃爾姆和洛策相識於20世紀90年代中期，兩人在德國攻讀研究生課程時。他們的研究領域有所重疊，但工作方向卻截然不同。洛策感興趣的是人類對海洋的影響，她主要研究的是營養物污染——這被認為是海洋藻類大量繁殖的原因。她把這種關注現實問題的心態，歸因於自己童年時期在農場的成長經歷。照顧小牛和捆乾草的生活，讓她經常直面人類與大自然之間的關聯，以及兩者間的相互影響。沃爾姆的研究背景則更加側重於分析，他的觀點偏向理論化。做為心理學家和教育學教授的兒子，他在成長過程中，思考了很多與關係、群體有關的問題。沃爾姆的博士論文研究的是物種之間的相互作用，重點是生態系統中的捕食行為。「洛策的視角讓我的想法觸到了實地，並為它們裝上了車輪，而我或許也為她提出的一些問題，提供了更具廣泛意義的討論背景，」沃爾姆說道。

他們在攻讀各自的博士學位期間，始終在一起共事，甚至使用的研究場所都是同一處——位於波羅的海的馬斯霍爾姆實地觀測站（Maasholm field station）。「那裡有一處冷戰時期廢棄的火箭發射場，其中一部分被我們學院改造成了實地觀測站。」沃爾姆說道。由於他們兩人的實驗往往密切相關，在把論文提交給出版機構之前，他們不得不做一些分工方面的協商。「我們會坐下來說，那好，這部分是我的發表內容，那部分則是你的發表內容，」洛策說。

他們在2002年聯合發表了第一篇重量級的論文——兩人在博士課題上完成了重要合作，共同研究各類影響因素對海洋生態系統造成的累積效應。其後，他們也依然時常聯合發表論文。

他們發表過的論文中，有一篇引發了巨大的爭議。這篇發表於2006年的論文，是他們和一個團隊合作完成的，內容是對全球魚類資源儲量的悲觀預測。沃爾姆和洛策驚愕於媒體對「海鮮的末日」的關注程度；他們原本想要強調的是，人類的捕撈對那些不曾出現在人類餐桌上的海洋生物產生的連鎖效應。「我們論文的側重點和媒體上報道的完全是兩碼事，」洛策回憶道。那段時間裡，電話鈴響個不停，他們發現兩個人的相互支持，在此時是多麼重要。「你很了解對方正在經歷著什麼，」洛策說，「我是一個較為內向的人，尤其是在應對媒體時——那簡直就是一場風暴，而沃爾姆就更擅長駕馭風浪。」

他們察覺到，兩人不同的性格有時會讓沃爾姆在兩人的共同工作中，受到比洛策更多的外界關注。「沃爾姆常擔任我們的首席發言人，」洛策說道，「有一段時間，我在幕後的時候更多一些。人們更多地看到沃爾姆的身影，而不是我的。」但是，洛策最終還是邁出了第一步。「我其實並不喜歡站在陰影里，我必須克服這一點，打破自己的外殼，」她說道。偶爾也會有人對他們說，他們應該對彼此的工作進行一定的區分，並且有意識地做出一些努力，不要讓兩個人的論文全都是聯合署名的成果。

但就在2013年，這對夫婦贏得了他們的第一個聯合獎項——用於表彰卓越科學成果的彼得·本奇利海洋獎（Peter Benchley Ocean Award）。「這種合作研究能得到官方認可，其實並不常見，」沃爾姆說，「能夠獲此殊榮，感覺實在太棒了。」

官方的認可是一方面，對洛策和沃爾姆而言，與伴侶合作的最大好處，倒不是這些現實的事情。當你付出很多努力，但最終未能拿到項目撥款時，你的愛侶會知道如何激勵你，如何安慰你，控制住你的想法，避免你鑽進牛角尖爬不出來。就如洛策所說：「最好的批評家，就是你的伴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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