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塊廣告牌》：如何抓住電影的關鍵
靈光CatchLights
如何抓住電影的關鍵
To Catch A Killer
馬丁·麥克唐納訪談錄
受訪者：Martin McDonagh
訪談者：凱利·韋斯頓（Kelli Weston）
譯者：李二仕
譯自：《視與聽》雜誌2018年1期第46-47頁
內容導語
馬丁·馬克唐納身兼《三塊廣告牌》的編劇和導演，他談論了拍攝真實，喜劇，改變的能力，以及與女主演弗朗西絲·麥克道曼的合作。
1970年出生於倫敦，47歲的馬丁·麥克唐納是愛爾蘭的劇作家和導演。他在上個世紀最後的十年，也就是20世紀的90年代，以編劇的身份確立了自己職業的聲望。現在，他的工作更加聚焦於電影：儘管如此，他仍能抽身創作舞台劇（《絞刑執行人》Hangmen，2015年首演於倫敦皇家劇院），但是他聲稱自己是「電影小子」，並且大談「他對整個電影歷史的敬重，卻對戲劇存有微辭」。他的第一部電影《六發子彈的手槍》（Six Shooter, 2004）為他贏得了奧斯卡最佳真人短片獎；
《六發子彈的手槍》（Six Shooter, 2004）
隨後他拍攝了有些黑色味道的喜劇故事片《殺手沒有假期》（In Bruges, 又譯作《在布魯日》，2008），由科林·法瑞爾和布倫丹·格里森擔綱主演，場景在比利時美麗如畫的的城市裡，他們大煞風景地扮演伺機待命的殺手。
《殺手沒有假期》（In Bruges, 又譯作《在布魯日》，2008）
《七個神經病》（Seven Psychopaths, 2012）繼續由法瑞爾主演，但這一次的演員陣容還攬括了伍迪·哈里森，克里斯托弗·沃肯，以及山姆·洛克威爾，故事講述一位電影編劇，一不小心捲入了洛杉磯地下犯罪團伙的世界。
《七個神經病》（Seven Psychopaths, 2012）
麥克唐納德第三部長故事片《密蘇里埃賓小鎮郊外的三塊廣告牌》（簡稱《三塊廣告牌》），電影講述了米爾德里德·海耶斯（弗朗西絲·麥克道曼飾演）十幾歲的女兒遭到殘忍殺害，她為此深陷痛苦的折磨。她眼看著無所作為的警察，這中間包括好心的鎮上治安官威洛比（哈里森飾演），以及笨手笨腳而且還是個種族主義歧視者詹森·迪克森（洛克威爾飾演），她失去了耐心。於是，她買下了死氣沉沉的小鎮郊外的三塊廣告牌，分別在上面標識出醒目的標語：「強姦致死」，「兇手毫無著落」，以及「怎麼著了，威洛比局長？」
故事接下來並不是遵循「一個女人的戰鬥」的俗套故事，而是審視了人性的哀痛與憤懣，以及滿腔的赤焰怒火威脅到了每一個涉身處事的人，他們都想要補償性地做點什麼。以下訪談簡稱凱利和馬丁。
凱利：過去你一直致力於創作男性為中心的電影和劇本。你這次是否想從一個女性的故事來開始《三塊廣告牌》的創新？
馬丁：我想傾盡全力來塑造一位最為堅強的女主人公。我之前的戲劇劇本（比如《璃琅村花》，The Beauty Queen of Leenane,1996）里已經出現過一些頑強的女主角。但在我的電影里卻還做的不夠，這讓我有些汗顏。可我想做一些性別平衡的調整。我認為米爾德里德是我寫作過的人物當中最為強硬的角色——不僅僅是說最強硬的女性角色。
凱利：你在創作這個劇本的時候，腦子裡有沒有弗朗西絲·麥克道曼作為影子的原型？
馬丁：我腦子裡就是為弗朗西絲寫的。我並沒有跟她提及半點。我整個劇本寫作過程中都在腦海里想像著她說話的樣子。我們直到全部就位要開拍了，才把劇本發給她。她非常神速地給予了同意的回復。假如她不答應，我簡直不敢想像還有誰能替代她來出演。
《奧麗芙·基特里奇》 (Olive Kitteridge,2014)
凱利：你在寫作的時候，腦海里有沒有浮現過此前她的一些特別的表演？
馬丁：我一直摯愛她主演的《血迷宮》（Blood Simple, 1984），當然人人都愛她的《法爾戈》（Fargo，又譯作《冰雪暴》，1996）。而且我還看過幾次她在舞台上的表演。那些表演都很有衝擊影響力。這也不僅僅關乎她銀幕上所塑造的角色。她在現實生活里的態度和個性也是我渴望挖掘的——她從來不玩弄好萊塢的那些花樣遊戲，她一直我行我素，保持獨立女人的本色，從來不給自己添加獲得關注和褒讚的佐料，也拒絕發表胡扯荒謬的言論。我想，我正是對應她這樣的特質而堅持自己如此寫作的決心。
《血迷宮》 (Blood Simple,1984)
凱利：這部電影的核心問題圍繞的是可怕的強姦。你是如何處理這樣的主題的？
馬丁：弗朗西絲和我一直想把這場悲劇和恐怖埋在心底。電影有相當一部分呈現為喜劇，但是圍繞的核心卻是被殺女孩的悲劇。直到影片快要結束的時候，她才有那麼一刻暫露笑容，因為女兒被殺的恐怖遭遇一直潛藏心裡，揮之不去。
凱利：遊走在悲劇和喜劇之間的線上究竟有多困難？
馬丁：我想這就是我寫的劇本所呈現出來的樣子。困難矛盾總在那兒，那些平衡，那些張力。劇本這麼寫，電影這樣導，這在我感覺是很自然的。臨到剪輯的時候，我發現更多幾個場景似乎傾斜去了滑稽的一方。我去掉了好些這樣的場景。但是即使電影中如此搞笑的場景，每一個人演的都是如此真切。所以說，現場工作的時候，大家從來不會產生這樣的問題，「這樣會很好笑嗎？」現場產生的問題是，「這樣會顯得真實嗎？」幸運的是，喜劇保留了它恰如其分的分寸。
凱利：我覺得這部片子飽含了同情心，甚至對那些有嚴重過錯的人物也是如此，比如像詹森，或者米爾德里德的前夫查理（約翰·霍克斯飾演）。作為一名劇作者，同情心真的很重要嗎？
馬丁：說是「一種同情心」有點言過其詞了。我不知道自己是否應該對詹森或者約翰·霍克斯飾演的人物抱有同情心。但是我盡量去設想人們要求改變的能力——不管成功與否，這在現實世界當屬真實。我認為，在這個故事裡去嘗試這樣的發現是件好事，因為畢竟故事發生地暗淡荒涼，而且劇中人自始至終都呆在這樣的環境里，整個故事都會顯得相當殘忍和冷酷。另外還有一個必須考慮進去的事實，那就是你要竭力把劇中人當作真實的人來看待，人不是頑冥不開竅的物件。舉例說，並不是山姆這個角色真的只是殘暴的種族主義警察，而是要退後一步思量一下，以便看到他是如何走到這種境況的，為什麼他就是那樣一個人，而且還要追問一下「他會改變嗎？」所以說，我的電影不是對他的觀點和行為表現出了什麼同情心；我想，這是對改變的希望保持一點更為開放的局面。
凱利：電影中表現了警察的無能為力，恰逢美國歷史這樣一個敏感時刻，你是否也蘊含了政治的含義？
馬丁：劇本八年前就開始寫了，所以這部電影沒有任何針對最近十幾年密蘇里州所發生的事情的直接回應。但毫無疑問的是，我對這樣的主題的態度全部都呈現在了最開始的劇本里，而現在又全都呈現在銀幕上了。我幾乎驚詫於電影中那麼充滿希望，因為我真無法確認現實生活中也會有那麼多的希望。但是這樣的嘗試是值得的，而且有可能實現。一想到人們可以做出改變，就像是想到了隧道盡頭的那道光明。是否真會如此，我不知道。但是在這樣的特殊時刻，拍攝出這樣的電影，還是很有益處的。因為整個美國都是充滿了那麼多的憤懣和怨怒。
凱利：作為一名觀眾，我們應該如何去理解那個場景，就是山姆和米爾德里德用了黑人辭彙來對警察的殘忍開玩笑？
馬丁：那個場景當中，弗朗西絲極力想要山姆這個人物顯得多麼種族主義者，多麼無能，而且多麼愚鈍粗魯，而且她將他置於看上去似乎是政治正確的陷阱里。所以說，這是一個——成功地——揭示出山姆這個人物蠢笨的場景，採用的是非常尖銳而且巧妙的方式。但是我認為，大多數觀眾還是從當中獲得了恰如其分的信息。
凱利：你曾經說過這樣一句話，一部優秀的電影「根植於接地氣的傑出表演。」你是採用什麼方式來展開和演員們的工作——這中間存在很多合作嗎？
馬丁：這當中有很多的合作，而且這種合作無時不刻都有。雖然沒有任何劇本的改動，但是我的做法是，找到周圍最棒的演員團隊，然後盡量按照劇本的設定導引出該有的效果。但是這中間從來沒有必要說是圍坐一起，大家設法來改動劇本。所有聚集一起的工作，都是就劇本中的角色人物展開與他們的討論。我的方式就是負責解釋，我設定的這個人物是從何而來，然後納入考慮他們對此的看法。所以說，對於像伍迪和山姆他們的表演，我不能說是他們完全依賴我的導演。他們屬於超級棒的演員，他們會自行消化並且勝任劇本所賦予角色的東西。
凱利：觀看麥克道曼的工作是什麼樣的感覺？她能領會並呈現當初你在創作劇本的時候所要尋找的東西嗎？
馬丁：她完全徹底地賦予了角色，並且將它帶入了不可思議的新境界。當然，你的希望是，你在劇本寫作的紙面上做足了工作，而且賦予了人物足夠的生機和活力來展開表現。但是總有一些你預料不到的層面，直到一位了不起的女演員過來，完全將這個角色演繹的活靈活現，讓你徹底為之心醉神迷。我記得影片開拍一個星期了，她有一場對陣小鹿的表演（當她在其中一塊廣告牌下種植花卉的時候，一隻鹿出現了，然後她開始同它進行精神上的交流）。在此之前，我們賦予角色的表演都是憤懣的方面，而且我百分之百地確信，即使她在近乎睡夢的狀態，也可以將這些表現憤怒的地方傳達出來，而且所有這一切都是精彩絕倫的。但是從人物出發的角度考慮，想要這些表現奏效，我們還需要看到更多。整部電影只有兩處地方她是獨處的，而且心情很悲痛——我們由此可以看到這個人物怨怒的來源，就是來自一個令人悲傷，心碎的地方。就在和小鹿的那個場景裡面的每一個鏡頭，她表演的都是那麼駕輕就熟，臻境至美。就是從這一點，我記得當時念頭閃過：「我們在這裡註定擁有了一場不可思議的絕勝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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