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家庭內部，有多大怨，就有多深的愛
梁鴻 受訪者供圖
春運，人類最大規模的周期性遷徙已經開始。
這場近30億人次的大遷徙將在40天完成，並將描繪出一幅世界上線條最緻密的城鄉穿梭圖。
就像每年定期洄遊的中華鱘，它們位於長江上游的產卵地每一年都在發生變化，人們的出生地村莊也在發生著變化，你見村莊變得陌生，村莊見你也覺著陌生。
農民的孩子和孫子或許已經成了「城裡人」，卻似乎已經不再了解農村，也不再了解農民，認識的只是一身灰藍色工裝、低頭蹲坐在地鐵角落裡的農民工。
多了一個「工」字，生生將一個人拔出了他的「泥土」，「扦插」在陌生隔膜的城市裡，成為今天不曾或者極少去過鄉村的人心中關於農民的「印象」。
梁鴻 受訪者供圖
提到農民，你會想到什麼？
他們似乎是沉默的、勤勞的、熱愛土地的，又是邋遢的、粗俗的、愚笨的。他們似乎是隱形的，儘管每天吃的穿的都與他們有關，城市人卻幾乎看不見他們，然而他們卻是實實在在的六億人。
你真的了解他們么？
梁鴻心中的答案是否定的，她認為，「社會中有一個特別大的觀念，有一種不自覺的歧視，就是把農民作為一個類來理解，沒有把他們放在一個相對平等的位置來看，這形成了一種集體無意識」。
上世紀五十年代初，中國出現了「盲流」的概念，並曾發出《關於勸止農民盲目流入城市的指示》。
「後來，工人有了福利，城裡人有了福利，我們小時候最大的願望就是考上學，吃上商品糧，成為城裡人，這樣就有了福利和工資，但是農民不可能。所以，在社會生活中，農民已經被分門別類了，變成一個社會觀念進入到我們的無意識中。」
2000年以後，農民進城打工受到重重障礙，比如沒有戶口，孩子不能讀書。
「這種障礙不斷加強了自上個世紀五十年代以來對農民的看法，進一步深化了集體無意識。而農民進城有很多缺點，電視節目、政府、知識分子、小市民都在談，比如賣菜的地方，會說『怎麼這麼臟！』這些都在塑造這種觀念。」
更讓梁鴻氣憤的是2008年的一個口號，「城市，讓生活更美好」。
「這個口號很不好，一個『更』字意味著有一個比較，一定有一個清晰的指向，『城市，讓生活更美好』那就意味著農村讓生活沒那麼美好，這樣的話帶有巨大的社會觀念的塑造。」
她說，「當一種觀念進入我們的心靈，一整個生活群體都成為集體無意識的時候，這種清理非常難，每個人都像夢魘一樣被魘住了。」
「當我們寫農民工的時候，是把他作為農民工來寫，而沒有首先放在一個人的位置來寫。上世紀八十年代開始，像莫言那一代作家開始寫作的時候，一個非常大的潮流是找文化原型。在文化尋根的時候找國民的劣根性，你會發現許多作家寫農村的時候，往往歸結為這就是我們的文化原型，一旦被類型化，就是一類人而不是一個人。」
「包括我自己寫梁庄，可能在寫農民工的痛與愛，而不是人的痛與愛。魯迅一百年前寫出了阿Q，寫出了祥林嫂。一百年後，我們的小說家還在寫這樣的農民，這是我們的社會生活出現了問題，還是作家也失去了想像力、失去了觀察生活真正的能力？難道我們貢獻不出一個超越阿Q的人么？」
梁鴻 受訪者供圖
「這麼多年來，我也在慢慢清理自己心中的這種集體無意識。」梁鴻毫不避諱地說。
梁光正就是這樣一個嘗試，「我艱難避開寫鄉村農民文化原型，而將他看作一個人來寫」。
而這部小說誕生的另一個直接原因是，「我父親的去世」。
兩年前，梁鴻失去了父親。
「一開始你是不知道悲傷的，或者說是麻木的。有一天我站在自家院子里，突然覺得天空非常遙遠，看到落葉飛，好像找不到生存的感覺，非常孤獨。這樣一個人，如此的親密，如此的糾纏，卻永遠躺在了黑暗裡。我特別想為父親做點什麼，為他及他那一代人做點什麼。在一天天的痛中，我突然意識到其實自己一點都不了解他。」
梁鴻對父親最大的疑問是他的白襯衫。她不明白在全家連基本的食物都難以保證的情況下，他是怎麼竭力省出一點錢來，去買這樣一件頗為昂貴的不實用的奢侈品？
她不明白，一個農民，「他要鋤地撒種拔草翻秧，要搬磚扛泥打麥」，他怎麼能長年保持白襯衫的一塵不染？
父親在批鬥中白襯衣沾滿了血，幾十年後隨意聊天提起，他還會很憤怒。梁鴻在《梁光正的光》的後記中寫道：「對他來講，那件白襯衫，到底意味著什麼？尊嚴，底線，反抗，或者，僅僅只是可笑的虛榮？」
愛穿白襯衫的農民似乎像是一個「異類」，用梁鴻自己的話來說是「越出日常秩序之邊緣的人」，而她對這樣的人很感興趣。
村子裡，那個喜歡將皮鞋刷得鋥亮的人，那個愛穿軍大衣卻與其身份極不匹配的人，或許會被周圍的人嘲笑，卻很吸引梁鴻的注意力，總是喜歡多看兩眼，琢磨這些人。「如果日常秩序是一個十分安全的堡壘的話，這樣的人往往扮演著闖破某種大幕布的角色。」
父親就是這樣的人，他喜歡「多管閑事」，經常為別人打官司，家裡總有一群人在商量事情。她上初二的時候，父親為了幫一家人打官司，讓別人在家住了兩個月。那時，家裡窮，吃了上頓沒下頓，然而最終官司沒贏，但父親說，「這不管能行？這些人都壞到底了，沒人治他們會行？」
梁鴻將父親的生命注入了梁光正，併疊加了許多個「越出日常秩序之邊緣的人」，成了今天小說里的梁光正。
「他就想穿著白襯衫走過村莊，試圖讓他一塵不染；他的家中也總是人來人往，父子吵架、朋友失和、宅基地紛爭，凡與嘴有關的事情，他都能插上一杠子。他不想認命，他想超越他的身份。」
然而，梁鴻並不想把梁光正完全塑造成一個「偉光正」的人，他還是一個人。
《梁光正的光》是從家庭寫起的，從一個父親和四個子女的爭爭吵吵寫起的。梁鴻認為，「一個人只有進入家庭內部才能看到作為人的糾纏，看到人性的軟弱、卑微甚至卑劣」。
梁光正渴望愛情，妻子生病七八年後，梁光正把遭受家暴差點送命的蠻子和兒子小峰救了出來，一起生活。他的三個兒女在照顧時出現了失誤，小峰被嚴重燙傷，蠻子就帶著小峰離開了。梁光正生重病卻吵著出院後，瞞著兒女，偷偷打電話叫多年不見的舊情人蠻子到家裡見面。
大女兒冬雪是梁光正最「怕」的人，她一開口跟父親說話就是一長串控訴式的沒有標點的話，她卻又是最愛父親的人。許多人或許可以從冬雪與父親的關係中找到自己的影子。
在梅溪書院的讀者見面會上，留著幹練短髮、吐字乾淨利落的梁鴻說：「中國人非常難以處理情感關係，在中國家庭內部，每個人都在妥協，每個人都在犧牲，每個人都在努力扮演一個角色，但每個人的個人性都沒有完成。我們跟父母的關係是相互傷害怨恨的，但又是相互深愛的。」
「比如老年人，誰敢理直氣壯地說『我就不幫你帶孩子，我要跳廣場舞，因為我是我自己的』，誰敢說？年輕人誰敢說『媽媽你不要住我家，因為這是我的核心家庭』？因為在中國的家庭關係中，這個東西是不分明的。」梁鴻說。
「尤其是多子女家庭。在很多農村家庭中，是父親、母親、大姐、大哥的犧牲換得我們上大學的時間和金錢。如果我考上大學在城市安家了，然後說『我是我自己的，不要干涉我的生活』，這樣可以么？不行的，在中國社會的內部，這些都是沒有完成的，一定會造成非常多的獨特傷害和一種獨特愛的形式。」
「那麼，在這本書中，我也想梳理一下人性的妥協是怎麼完成的，彼此傷害彼此相愛是怎麼完成的。有多大怨就有多深的愛，這也是我們愛的形式。我不是表彰這種形式，而是說這是我們生活的一種狀態。」
梁鴻說：「所以寫這本書，我還是有點野心的。我希望通過這本書，通過人物的複雜性，讓你難以評說，如果有這種感覺，我的目的就達到了。」
對話
梁鴻：只有了解生存環境的真相
才對時代有大的判斷
小松鼠：在青壯年日益流失的農村似乎出現許多「強人」，這些相對年輕並有一點知識的人卻藉機矇騙留守的老人，比如名義上幫助腿腳不方便的老人去交電費，自己卻獨吞這些錢。您怎麼看待這樣的現象？
梁鴻：這種現象確實非常多，我覺得不是說農村本身就是這樣的問題，而是說當整個社會在慢慢掏空一個組織、掏空一個一個整體的時候，那麼這個整體內部必然千瘡百孔，因為裡面已經沒有營養了，所以不能把它歸結為農村本身就是這樣，而是因為整個社會的一種資源的傾斜，這個整體變成一個毫無生機的整體，越沒有營養裡面的生活才越有問題，這是一個相互生長的問題，而不是說本源性的問題。
小松鼠：快過年了，又是一年一度的返鄉時節，您會帶著怎樣的心情回鄉？那些城市裡的孩子應該如何讓他們認識農村認識農民？
梁鴻：每年返鄉肯定心情複雜。一方面非常想回家，畢竟還有親人在；另一方面你也知道鄉村並不是一個讓你歡欣鼓舞的地方，可能回家還要吵架，有很多矛盾，但我覺得都沒有關係，因為這就是生活的本真，生活的一個層面。即使你回家有一種失望、一種悵惘、一種不滿甚至絕望和失望，那依然是生活的感受。懷著這種感受回到城市，你會對自己進行不斷地洗滌、不斷地思考。
對一個城市的孩子來說，這也非常重要，讓他知道原來我們的生活還有另外一個層面，這是我們非常廣大的生活而不是狹窄的，你只有了解到你生存環境的全部的真相或者說相對大的真相時，你才能對你的生活和所生活的世界和時代有個大的判斷，所以我覺得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END
撰文/趙穎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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