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廣場》導演魯本·奧斯特倫德：將「諷刺」進行到底

作者/文森特

《自由廣場》是第90屆奧斯卡的熱門影片。

此前，瑞典導演魯本·奧斯特倫德憑藉這部電影摘得第70屆戛納金棕櫚大獎。

同時，在第30屆歐洲電影獎，《自由廣場》獲得最佳影片、最佳喜劇片、最佳導演、最佳編劇、最佳男演員和最佳藝術指導六項大獎，趕超了去年《托尼·厄德曼》的五獎紀錄。

首次入圍「戛納」主競賽單元的奧斯特倫德事實上是一位不折不扣的「戛納系導演」——他的第二部長片《身不由己》和第四部長片《遊客》均入圍「一種關注」單元，並憑藉後者獲得當年「一種關注」評委會獎，其第三部長片《遊戲》也入圍了「導演雙周」單元。

憑藉自己鮮明的作者風格，以及作品中尖銳的社會議題，金棕櫚加身的魯本·奧斯特倫德，已然足以躋身當今最重要的藝術電影導演之首。

一部「諷刺」人性的藝術品

瑞典導演魯本·奧斯特倫德，2014年曾拍攝電影《遊客》，用一場雪崩之後男女的反應，將諷刺植入婚姻關係。自《遊客》聲名鵲起之後，導演魯本·奧斯特倫德的職業生涯，可謂是直入雲霄，2017年《自由廣場》在戛納電影節首映之後，則給觀眾製造出不斷地驚喜，也將「諷刺」元素進一步加深、放大。

《自由廣場》構建了一副中產階級日常生活圖景，同時討論了中產階級的困窘到底錯在個體的欲求不滿還是整體大環境的道德淪喪。影片看似結合了瑞典導演羅伊·安德森式幽默，以及布努埃爾式中產階級諷刺的風格。

「黑色幽默」是電影的主題，不同於「荒誕」的慣用伎倆，《自由廣場》的高級之處，在於借用羅伊·安德森式的謬論，揭示了現實的荒誕，從而達到諷刺抨擊的妙用。

影片主演集中展現社會道德與理性的中產階級，另一面則是講述中產階級在中年困境前的道德迷失。

影片以雙線結構展開：一面是現代藝術館策展人克里斯蒂安，他希望通過「魔方」這件現代藝術裝置，喚醒人們對弱者的尊重和同情。

另一面是克里斯蒂安錢包失而復得，卻引火上身的尷尬處境。

《自由廣場》的前半段，用正反面的敘事手法，表面描摹「佔據道德制高點的當代藝術」，實則對當代藝術，依附於社會權利與資本運作的現實予以展示。

而在影片的後半段中，藝術策展人克里斯蒂安則陷入了道德的危機之中，而對這場危機的導火索，卻是在社交媒體上一次「無法掌控」的宣傳視頻。克里斯蒂安不得不辭去當代藝術館策展人的職務，而在宣布辭職的記者會上，失去了道德話語的策展人，徹底被反轉成為接受批判的對象。

從影片開頭在廣場上大呼救命的女人，到觀眾呼籲寬容對待的穢語症患者，再到整部電影的高潮——上層社會的猩猩晚宴，每個段落都展現出人類面臨的共同困境。

影片獲獎之後，人們不斷強調導演對中產階級和當代藝術的嘲諷，卻忽視了一個簡單到不能再簡單的事實：在導演魯本·奧斯特倫德生活和創作的瑞典，大富豪僅占人口的比例的1%-2%，而貧困階層不足人口的5%。

在這個幾乎每個人都可以被稱為「中產階級」的社會裡，或許根本就沒有什麼「中產階級」存在。又或許觀眾可以這樣認為，導演在他的影片中不斷表現的所謂中產困境、躁動、病態，其實就是現代人類的困境、躁動與病態。這或許可以被統稱為「人性」。

魯本·奧斯特倫德的「性冷淡」美學風格

回顧奧斯特倫德的電影創作，其中一以貫之的主題，是普通人在面對窘迫情境時的道德選擇。此外多數作品還有對瑞典社會「政治正確」的辛辣嘲諷，以及觀後的深刻反思。

魯本·奧斯特倫德的創作風格，以前作《遊客》為例，導演的主要藝術手法，是以固定機位長鏡頭為主，結合搖移與變焦調度，以實現鏡頭內部的蒙太奇效果。其中全景長鏡頭數量很多，近乎一場一鏡。同時他大量使用非常規構圖，基本不採用連貫性剪輯，並通過對聲音和畫框的強調來展示畫外空間。

此外，魯本·奧斯特倫德嚴格不使用配樂。這種視聽語言體系受到了瑞典電影大師羅伊·安德森的深刻影響，如獲得柏林國際電影節短片金熊獎的《銀行事件》，全片僅有一個長達近10分鐘的監視器機位的長鏡頭構成，在極端的「真實時間」中，通過變焦和搖來形成鏡頭內部的蒙太奇。

奧斯特倫德從九十年代開始拍攝滑雪電影和紀錄片，之後在哥德堡進行電影方面的深造。在那裡，他遇到了自己的師友羅伊·安德森。

奧斯特倫德深受其影響，在一些訪談中，他多次提及羅伊·安德森與他喜愛的布努埃爾（尤其是《資產階級的審慎魅力》）、《偷自行車的人》。

而這些作品以及安德森「一景一鏡」的拍攝方法，都成為奧斯特倫德早期創作的重要參照。直到2004年，奧斯特倫德終於拍攝了第一部虛構長片《吉他蒙古人》。在這部影片中，奧斯特倫德第一次展現出他對人類行為的高度興趣，從而展現出他對固定長鏡頭的嫻熟運用。

從《吉他蒙古手》開始，奧斯特倫德就建立起一套獨特的美學體系，這種獨特的個人風格經由兩部作品，最終在短片《銀行事件》定型。

《銀行事件》僅有12分鐘，僅有一個完整的長鏡頭，但傳達的意涵卻極為豐富。攝影機本身固定在三四層樓高的位置上，視角與監視器類似；通過橫搖和推拉，奧斯特倫德不斷對畫框進行調整，聚焦幾組重要人物，同時又將背景囊括其中。

大量遠景去除了觀眾的代入感，給人以旁觀和偷窺的感覺，使整部影片變成一種冷靜清醒的社會學、人類學觀察，而這又與他對人類行為的探討若合一契。

所有這些都成為他的標誌性特點，一直延續到這部《自由廣場》。不過，與之前的作品不同的是，《自由廣場》體現出更強的諷刺性，這種諷刺性一方面來自於雙線結構的對比，和劇作中無處不在的對照，另一方面也與奧斯特倫德拍攝風格的轉變有很大關係。

《自由廣場》包含魯本·奧斯特林之前所有影片所涉及到的問題，依舊是知識分子諷刺「信任」問題，不同的是將人權自由和媒體導向結合，被觀眾評論為，「完成了一篇影像風格的『人性主題』論文」。

這也使得《自由廣場》成為奧斯特倫德至今為止最具野心的作品，堪稱人類行為的百科全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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