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被教育愛這個愛那個，誰教我們愛自己？
手機上看完《無問東西》，給我震撼最大的，不是那些主演，而是劉淑芬。當時就想寫這位貌似不起眼的角色，拖至現在，看看陸續寫出的也有，但多數都停留在對許伯常的譴責上，於是覺得還是有必要一寫。
電影的結尾，是「撲通」一聲落井的聲音，似乎一切歸於靜寂，但卻讓人久久無法平靜。
我認識的人裡面，與劉淑芬遭遇相同的就有好幾個，往深里說：你我都是劉淑芬。
隔壁鄰居與我父親一起玩大的夥伴，部隊轉業從政，想與未婚妻解除婚約。對方挾個包袱找到他，兩個選擇：要麼娶她，要麼她去跳河。長輩苦苦相勸，以「人命關天」相逼，總算促成婚姻。後來鄰居做到很大的官，大家都說她有福，但婚姻這件事向來只冷暖自知，後來鄰居又被雙規，現在也少聞音訊。
姥姥村裡也有後來讀了大學當了老師的，想與農村髮妻離婚，在法院的我大舅，以法律為準繩，加上自己輩分高，不准他離婚。讀高中時我還到過他在學校的家，這位老師（論輩分我叫哥，其實已是老頭兒）臉色紅潤，腰桿挺直，一副知識分子模樣。妻子大字不識，就是農村婦女模樣，一般人覺得，別說學歷倆人不般配，光是相貌就不搭。
在那個「陳世美」被人人喊打的年代，這樣的婚姻比比皆是。大舅算忠誠，只是大妗子去世後，他想找個老伴兒，子女們亦不許，想來是現世報。
劇中許伯常就是那個時代的「陳世美」，被以死相逼結婚，咽不下這口氣，只以冷眼相待，讓對方覺得自己是天底下最糟糕的女人。
我們譴責許伯常，卻沒去反思導致悲劇的病態的社會。一個人的價值，如何評判？有人愛，被愛著，便是有價值，否則便是沒有價值，誰說了算？
小時候，我們被大人誇獎或批評，獎勵和懲罰，我們越來越熱衷於那象徵榮譽的小紅花，長大後，小紅花變相為職稱，級別，一張張榮譽證書，再後來是房產身價人設頭條……
我們從小被教育愛黨愛祖國愛社會主義，愛父母愛老師愛學習，誰教我們，如何愛自己？
女人，若沒人愛多可悲……女人們自怨自艾。
我們曬幸福求關注刷存在感，都無法填補內心的虛空：我的價值，取決於大家是否愛我，是否覺得我可愛；否則，便一無是處。
在這樣的意識形態中，我們時常活在別人眼裡，活在比較評價里，活在被比較的焦慮里，而不習慣於跳出來，自己省視一下內心，自己究竟是怎樣一回事。
我們那麼渴望成功，焦慮失敗，我們那麼渴望得到別人的承認，似乎只有這樣，自己才活得有價值，才算活出個人樣，並把這些意識又加在我們下一代身上，要求他們功成名就，成全自己。
參觀木心故居，看到第一幅全家福，想起他們一家的遭遇，不禁眼淚盈眶。那麼美好的一家人，最後紛紛凋零，用木心的話：家破人亡，斷子絕孫。隨著家中最後一位成員木心的離世，這家人留在世間的，便只有木心紀念館和木心的書。
從這點兒來講，也許沒有比這更失敗的了，而木心先生的確又比絕大多數人活得像人樣。他自己也說：活在任何一個時代都是錯的，時代沒有錯，他亦沒有錯。一生為時代孤立，但他卻立住了，沒有辜負他藝術的教養。
我們芸芸眾生，教養談不上，遑論藝術的教養，更無所謂辜負不辜負，大家都被時代話語所裹挾，隨波逐流，還以為自己站在浪尖。
如果缺少自省，我怕我自己不小心也墮入劉淑芬的悲劇，把自己的一生的命運與另一個人的愛寵綁在一起：得之我幸，失之我命。不然還有最後一哭二鬧三上吊。
時常開玩笑：女人小孩和狗狗，都是要人寵的，男人（大人/主人）愈寵，他們便愈發可愛。這話基於一個事實：只有對方寵愛，他們才從對方愛里覺出自己的可愛，從而也更有信心，更知道如何變得可愛。相反，便是不得要領地招嫌，愈是缺愛，愈是想得到愛，愈不得要領，緣木求魚。
因為他們不做自己的主，需要從對方那裡得到反饋，當做自己對自我的評價。一旦失愛或失寵，便是被拋棄的女人、無家可歸的小孩和喪家之犬。
什麼時候，我們自己做自己的主人了，自己不拋棄自己，才永遠不擔心被拋棄。
女人，沒人愛並不可悲，不自愛才可悲。
劇中，許伯遠一遍遍念叨：為什麼錯了，就不能改正？
如果當初愛錯了，為什麼不給對方一個糾錯的機會，也給自己一個糾正的機會？
正如那句著名的哲學：人不能兩次踏進同一條河流。如果我們把一個人的每一天都當作新的，哪裡還會要求他矢志不渝，從一而終？
你不愛我，也許是你的損失，我只能表示遺憾。
我尊重你的選擇，也更愛自己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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