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主義:緬甸和平進程的擋路石
文/吳思震 來源/聯合早報網
緬甸第三屆「21世紀彬龍會議」即將召開,相關各方也在積極接觸溝通,緊鑼密鼓協調立場。即便如此,緬軍與民族地方武裝(簡稱民地武)之間的戰事卻從未有半點消停,2017年8月「羅興亞恐襲事件」引發國家危機期間也不例外。
持續70年的內戰打到今天,人們無疑都認為,是緬中央政府推行大緬族主義政策、背叛《彬龍協議》的結果。誠然,這確是擋在和平進程道路上的一塊巨石。但仔細觀察,各地方民族主義根深蒂固恐怕也是一塊巨石,因為一個巴掌拍不響。各地方民族主義形成的根源,除了為獲取平等國民待遇外,還有什麼因素能讓他們對目標孜孜以求呢?
各少數民族到底想要什麼
打開緬甸國家地圖,馬蹄狀地形地貌結構一目了然。東部、西部、北部均為高山高原,幾乎占緬甸國土的三分之二;中央及南部為平原。山區分布著撣邦、克欽邦、若開邦、克倫邦、克耶邦、實皆省、欽邦等少數民族聚居區域。緬甸獨立70年來,這些區域一直內戰連連,緬北地區尤為激烈。
最近的一輪發生在2015年2月以來,緬政府軍屢屢與克欽獨立軍、果敢同盟軍、德昂軍、北撣邦軍等民地武激烈開打,至今仍未停息。其他省邦民地武也暗流涌動,時不時與緬軍交火。
不過,各少數民族地方也不是傻瓜。他們清楚知道,二戰至今現代國家的疆界已基本定型,鬧獨立已是不可能,因為性質變了,不僅難以獲得國際尤其周邊國家的同情,甚至還會反對,緬政府軍也有正當理由直接將他們滅掉。
因此,各少數民族地方的政治訴求頗為明確:一是擁護緬甸國家領土完整,不尋求獨立或從緬甸分離出去;二是尋求依據緬甸1947年《聯邦憲法》精神,在聯邦國家制度下建立高度自治的少數民族區域;三是建立穩定的相關憲政制度體系保障民族自治;四是尋求平等的公民權利;五是以和平談判解決國內民族矛盾與民族衝突。
當然,有個別少數民族地方還尋求擁有武裝和外事權。這與其說過分,不如說是談判價碼。實力最強的民地武佤邦也主動積極向緬中央政府表達自治訴求,並呼籲進行實現永久和平的談判。
很顯然,單從訴求看,民地武更占些道義,也將其與緬軍的矛盾定性為內政問題。這使得緬軍對鄰國的高度警惕相對緩和,且「在處理民族表態時不得不考慮鄰國感受」。然而,這些訴求本身及其背後的實現過程,卻揭示了緬甸民族政治要遠遠錯綜複雜得多。
民族劃分規則加重地方民族主義
客觀地講,從民地武角度而言,撇開《彬龍協議》不說,緬甸作為現代國家,在對待少數民族的民族政策上存在過多有待商榷的地方,進而加重了民地武對緬政府舉動的質疑。其中,民族劃分過細也是民族政治禍根之一。
1983年,緬官方公布有135個民族,顯然是基於1931年英殖民當局民族調查結果,即13個較大族群的135個支系劃定的。本是同一歷史、語言、文化的族群,卻因方言、服飾顏色等略微差異,而劃成不同的民族,例如撣族群的支系撣、坎地撣、小撣、大撣、木撣、傣仂、傣連、傣龍、傣雷等;克倫族群的支系克倫、白克倫、孟克倫、色郭克倫、勃克倫等,都各自被劃為獨立民族。非同一歷史、語言、文化的族群,被劃為同一民族的也多。
這種民族劃分方法,在學理上不夠科學不說,關鍵是還加重了民族地區內部碎片化,形成條塊分割、各自武裝自衛的割據格局與矛盾衝突,也加重了各部山民對緬政府的重重猜疑。如今,紅撣與白撣常火拚就是明證。這成為少數民族精英感嘆緬政府和平進程未顯誠意的一個重要依據。
這種民族劃分規則,顯然是殖民統治時代的遺留。從殖民侵略角度來看,這種劃分法具有「分化吞併」「各個擊破」的方便;從國家和平發展治理制度的視角,則有每一個民族都要其政治利益的麻煩。這或許值得緬甸後續政權在推動民族和解進程中反思,進而建立自己的民族政治理論。
山區民族國家認同感淡薄
從大歷史觀看,在緬甸獨立前的漫長歷史長河中,今天的緬甸少數民族地區,尤其是緬北,大多屬於國家之外的文明,在歷史沿革上從未長期穩定地屬於某個國家,短暫歸屬也大多體現為名義上的。他們處於幾個王朝之間的邊緣,以土司形式既向中國王朝稱臣納貢,又向緬王朝稱臣納貢,還有向印度王朝納貢,表現為世外桃園般的族群存在,還往往成為這些王朝國家中逃避政治迫害者的歸宿。
因此,歷史進程使得該山區人民沒有國家概念和國家認同感,只有保障自己一畝三分地和獨有政治秩序的意願。雖然他們文化上與中國有親近感,但除了利益並無對中國的歸屬感,不然就不會簽《彬龍協議》(除了一部分在中緬劃界時划過去的)。在潛意識裡,他們本就不屬於緬甸,要他們「歸屬」緬甸就得給予相應的自治權。
這就是至今各民地武對高度自治孜孜以求的一個重要原因。說到底,這是山地社會逃避統治、逃避國家形式的一種情感上的自我表達與更新。而緬軍及緬政府對其不斷清剿鎮壓,從不給予平等公民身份對待,更使其「國家認同」與「歸屬感」疏離,缺乏自主融合意識,以致拿起武裝要權利。
總之,歷史上長期的非被統治狀態,使山區各民族無深厚的國家認同感,而長期的被排斥與政治動亂,則進一步剝蝕了少數民族對緬甸的國家意識。因而他們不會停止追求其世外桃園似的自有秩序生活,也不會停止對未來高度自治的訴求。
民地武如何看待和平進程
緬甸全國民主聯盟(簡稱民盟)上台以來,以翁山淑枝為首的新政府把致力促進民族和解作為首要政治目標,並以《彬龍協議》精神為指導,通過召開若干次「和平會議」的方式,不斷與各少數民族積極開展對話協商,以推動國內最終實現和平。民盟這一和平路線圖得到國際社會的積極評價,也得到國內各少數民族的歡迎。
不過,俗語有云,理想很豐滿,現實很骨感。和平進程最終是否如民盟所願卻難說。一是牽涉方方面面的利益,錯綜複雜,進程註定充滿鬥爭與博弈;二是有的方面心存「小九九」,想利用和平會議而非真正解決問題。因此,各方都提出自己的方案。克倫官員馬爾塔說:「雙方都把和談視為下棋的博弈了。」
各民族組織對緬軍的全國簽停火協議(Nationwide Ceasefire Agreement,簡稱NCA)慎之又慎,疑慮重重。已簽NCA的南撣邦軍談判代表宰冷就認為:「其實政府與緬軍要仔細審議的是NCA道路是否正確,以及政治對話框架是否合適,還有就是與簽字組織充分協商。不然難拉攏未簽字的組織,也會讓已簽字的組織對和平進程失望。」最近緬軍與南撣邦軍又發生戰事。
而2017年中舉行的第二屆「21世紀彬龍會議」,只談民族和解及發展,避開了分權、聯邦、共治的基礎性議題。有分析認為,這更接近中國人理解的「杯酒釋兵權」或內比都版「鴻門宴」。對此,緬甸政治評論家孟孟梭說:「目前的情況雖沿著NCA道路前進,但關於全國政治對話,我認為還是應該在聯邦和談中公開協商以尋找答案。」
顯而易見,緬軍堅持的NCA道路成了一道坎。在各民族組織看來,NCA就是大緬族主義產物,因而抵觸,進而對和平進程的真實性產生疑慮。這種結果,可能與政府缺乏得力政治人才,以及戰爭不斷、民盟自身對未來和平發展藍圖還未形成清晰理論框架有關,導致進程中「民族主義哪家強」的惡性循環。
歷史進程都是變幻莫測的,但主動改革,跟上甚至引領時代發展潮流,才不至處於被動之中。緬甸啟動和平進程,無論對中國等周邊國家,還是對緬甸軍方、政府及各地方少數民族來說,都具有實際意義。
內戰與動蕩之所以長期困擾緬甸這個國家的民族和解、社會穩定與國家和平發展訴求,其根本在於國內治理中民族政治理論缺失與實踐偏誤。和平進程給出了路線圖,但並未提出民族政治理論新界碑。若仍在舊的民族政策基礎上談和解,恐怕和平進程只會陷入原地踏步、寸步難行的境地。
作者任職於中國貴州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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