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主義：緬甸和平進程的擋路石

文/吳思震 來源/聯合早報網

緬甸第三屆「21世紀彬龍會議」即將召開，相關各方也在積極接觸溝通，緊鑼密鼓協調立場。即便如此，緬軍與民族地方武裝（簡稱民地武）之間的戰事卻從未有半點消停，2017年8月「羅興亞恐襲事件」引發國家危機期間也不例外。

持續70年的內戰打到今天，人們無疑都認為，是緬中央政府推行大緬族主義政策、背叛《彬龍協議》的結果。誠然，這確是擋在和平進程道路上的一塊巨石。但仔細觀察，各地方民族主義根深蒂固恐怕也是一塊巨石，因為一個巴掌拍不響。各地方民族主義形成的根源，除了為獲取平等國民待遇外，還有什麼因素能讓他們對目標孜孜以求呢？

各少數民族到底想要什麼

打開緬甸國家地圖，馬蹄狀地形地貌結構一目了然。東部、西部、北部均為高山高原，幾乎占緬甸國土的三分之二；中央及南部為平原。山區分布著撣邦、克欽邦、若開邦、克倫邦、克耶邦、實皆省、欽邦等少數民族聚居區域。緬甸獨立70年來，這些區域一直內戰連連，緬北地區尤為激烈。

最近的一輪發生在2015年2月以來，緬政府軍屢屢與克欽獨立軍、果敢同盟軍、德昂軍、北撣邦軍等民地武激烈開打，至今仍未停息。其他省邦民地武也暗流涌動，時不時與緬軍交火。

不過，各少數民族地方也不是傻瓜。他們清楚知道，二戰至今現代國家的疆界已基本定型，鬧獨立已是不可能，因為性質變了，不僅難以獲得國際尤其周邊國家的同情，甚至還會反對，緬政府軍也有正當理由直接將他們滅掉。

因此，各少數民族地方的政治訴求頗為明確：一是擁護緬甸國家領土完整，不尋求獨立或從緬甸分離出去；二是尋求依據緬甸1947年《聯邦憲法》精神，在聯邦國家制度下建立高度自治的少數民族區域；三是建立穩定的相關憲政制度體系保障民族自治；四是尋求平等的公民權利；五是以和平談判解決國內民族矛盾與民族衝突。

當然，有個別少數民族地方還尋求擁有武裝和外事權。這與其說過分，不如說是談判價碼。實力最強的民地武佤邦也主動積極向緬中央政府表達自治訴求，並呼籲進行實現永久和平的談判。

很顯然，單從訴求看，民地武更占些道義，也將其與緬軍的矛盾定性為內政問題。這使得緬軍對鄰國的高度警惕相對緩和，且「在處理民族表態時不得不考慮鄰國感受」。然而，這些訴求本身及其背後的實現過程，卻揭示了緬甸民族政治要遠遠錯綜複雜得多。

民族劃分規則加重地方民族主義

客觀地講，從民地武角度而言，撇開《彬龍協議》不說，緬甸作為現代國家，在對待少數民族的民族政策上存在過多有待商榷的地方，進而加重了民地武對緬政府舉動的質疑。其中，民族劃分過細也是民族政治禍根之一。

1983年，緬官方公布有135個民族，顯然是基於1931年英殖民當局民族調查結果，即13個較大族群的135個支系劃定的。本是同一歷史、語言、文化的族群，卻因方言、服飾顏色等略微差異，而劃成不同的民族，例如撣族群的支系撣、坎地撣、小撣、大撣、木撣、傣仂、傣連、傣龍、傣雷等；克倫族群的支系克倫、白克倫、孟克倫、色郭克倫、勃克倫等，都各自被劃為獨立民族。非同一歷史、語言、文化的族群，被劃為同一民族的也多。

這種民族劃分方法，在學理上不夠科學不說，關鍵是還加重了民族地區內部碎片化，形成條塊分割、各自武裝自衛的割據格局與矛盾衝突，也加重了各部山民對緬政府的重重猜疑。如今，紅撣與白撣常火拚就是明證。這成為少數民族精英感嘆緬政府和平進程未顯誠意的一個重要依據。

這種民族劃分規則，顯然是殖民統治時代的遺留。從殖民侵略角度來看，這種劃分法具有「分化吞併」「各個擊破」的方便；從國家和平發展治理制度的視角，則有每一個民族都要其政治利益的麻煩。這或許值得緬甸後續政權在推動民族和解進程中反思，進而建立自己的民族政治理論。

山區民族國家認同感淡薄

從大歷史觀看，在緬甸獨立前的漫長歷史長河中，今天的緬甸少數民族地區，尤其是緬北，大多屬於國家之外的文明，在歷史沿革上從未長期穩定地屬於某個國家，短暫歸屬也大多體現為名義上的。他們處於幾個王朝之間的邊緣，以土司形式既向中國王朝稱臣納貢，又向緬王朝稱臣納貢，還有向印度王朝納貢，表現為世外桃園般的族群存在，還往往成為這些王朝國家中逃避政治迫害者的歸宿。

因此，歷史進程使得該山區人民沒有國家概念和國家認同感，只有保障自己一畝三分地和獨有政治秩序的意願。雖然他們文化上與中國有親近感，但除了利益並無對中國的歸屬感，不然就不會簽《彬龍協議》（除了一部分在中緬劃界時划過去的）。在潛意識裡，他們本就不屬於緬甸，要他們「歸屬」緬甸就得給予相應的自治權。

這就是至今各民地武對高度自治孜孜以求的一個重要原因。說到底，這是山地社會逃避統治、逃避國家形式的一種情感上的自我表達與更新。而緬軍及緬政府對其不斷清剿鎮壓，從不給予平等公民身份對待，更使其「國家認同」與「歸屬感」疏離，缺乏自主融合意識，以致拿起武裝要權利。

總之，歷史上長期的非被統治狀態，使山區各民族無深厚的國家認同感，而長期的被排斥與政治動亂，則進一步剝蝕了少數民族對緬甸的國家意識。因而他們不會停止追求其世外桃園似的自有秩序生活，也不會停止對未來高度自治的訴求。

民地武如何看待和平進程

緬甸全國民主聯盟（簡稱民盟）上台以來，以翁山淑枝為首的新政府把致力促進民族和解作為首要政治目標，並以《彬龍協議》精神為指導，通過召開若干次「和平會議」的方式，不斷與各少數民族積極開展對話協商，以推動國內最終實現和平。民盟這一和平路線圖得到國際社會的積極評價，也得到國內各少數民族的歡迎。

不過，俗語有云，理想很豐滿，現實很骨感。和平進程最終是否如民盟所願卻難說。一是牽涉方方面面的利益，錯綜複雜，進程註定充滿鬥爭與博弈；二是有的方面心存「小九九」，想利用和平會議而非真正解決問題。因此，各方都提出自己的方案。克倫官員馬爾塔說：「雙方都把和談視為下棋的博弈了。」

各民族組織對緬軍的全國簽停火協議（Nationwide Ceasefire Agreement，簡稱NCA）慎之又慎，疑慮重重。已簽NCA的南撣邦軍談判代表宰冷就認為：「其實政府與緬軍要仔細審議的是NCA道路是否正確，以及政治對話框架是否合適，還有就是與簽字組織充分協商。不然難拉攏未簽字的組織，也會讓已簽字的組織對和平進程失望。」最近緬軍與南撣邦軍又發生戰事。

而2017年中舉行的第二屆「21世紀彬龍會議」，只談民族和解及發展，避開了分權、聯邦、共治的基礎性議題。有分析認為，這更接近中國人理解的「杯酒釋兵權」或內比都版「鴻門宴」。對此，緬甸政治評論家孟孟梭說：「目前的情況雖沿著NCA道路前進，但關於全國政治對話，我認為還是應該在聯邦和談中公開協商以尋找答案。」

顯而易見，緬軍堅持的NCA道路成了一道坎。在各民族組織看來，NCA就是大緬族主義產物，因而抵觸，進而對和平進程的真實性產生疑慮。這種結果，可能與政府缺乏得力政治人才，以及戰爭不斷、民盟自身對未來和平發展藍圖還未形成清晰理論框架有關，導致進程中「民族主義哪家強」的惡性循環。

歷史進程都是變幻莫測的，但主動改革，跟上甚至引領時代發展潮流，才不至處於被動之中。緬甸啟動和平進程，無論對中國等周邊國家，還是對緬甸軍方、政府及各地方少數民族來說，都具有實際意義。

內戰與動蕩之所以長期困擾緬甸這個國家的民族和解、社會穩定與國家和平發展訴求，其根本在於國內治理中民族政治理論缺失與實踐偏誤。和平進程給出了路線圖，但並未提出民族政治理論新界碑。若仍在舊的民族政策基礎上談和解，恐怕和平進程只會陷入原地踏步、寸步難行的境地。

作者任職於中國貴州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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