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吉爾的一戰角色：打造燃油艦隊，確保英國制海權

戰爭爆發前的1914年6月底，英國海軍訪問德國基爾港。

時任英國海軍大臣溫斯頓·丘吉爾回憶說：「幾年來英國與德國海軍最精良的軍艦第一次在基爾並排停泊……雙方舉行了各種比賽、各種盛宴、各種演說……軍官和士兵親如兄弟，在水上和在岸上相互款待。」然而，6月28日傳來了奧匈帝國皇儲費迪南大公在薩拉熱窩被刺的消息。

接到這個消息時，德皇威廉二世正隨軍艦在海上。「人們看得出他情緒激動地上岸，當晚取消其他安排離開基爾。」

丘吉爾說：「與許多其他人一樣，我常常試圖回想起當年7月那些日子裡的印象。處於災難邊緣的世界顯得五彩繽紛。由王公貴族統治的國家和帝國巍然挺立在各方，長期的和平為這些國家累積了巨量財富。這一切全固定在看來很安全的一支巨大的懸臂樑上。」

當然，大戰爆發前英德雙方海軍的這種友好，即便不是假象，也屬於面和心不和。

海軍大臣戰前的戰略眼光

談一戰，丘吉爾的《第一次世界大戰回憶錄》是一部繞不過去的著作。誠然，丘吉爾的海軍大臣任期，到1915年5月就因加里波利戰事不利而結束了，他在一戰中的分量，比起同樣寫了回憶錄的興登堡、魯登道夫、霞飛、愛德華·格雷、勞合·喬治等人要輕很多，但丘吉爾在寫這部原名為《世界危機》（The World Crisis）的回憶錄時，大量引用英國海軍部和國家的檔案，使得此書在相當程度上擺脫了回憶錄常有的記憶偏差和主觀色彩。

再者，丘吉爾的寫作水平在英語世界有口皆碑：文字含蓄嚴謹，思想深邃，目光前瞻。此書第一版出版於上世紀20年代。從書中丘吉爾對戰爭、戰役、戰略的洞察來看，他在十多年後成為英國首相和二戰「三巨頭」之一，不是沒有緣由的。不過，此書的中譯本質量實在讓人不敢恭維。買的是2000年南方出版社的初版，幾個譯者你譯我校、我譯你校，最後呈現出來的文本仍然謬誤百出，錯別字、不通順之處比比皆是。這明顯是他們面對丘吉爾這樣善於駕馭長句的英文大家時能力不足的表現。十多年過去了，坊間流傳的仍多是這一譯本，不知幾次再版時是否有所改進。

《第一次世界大戰回憶錄》

【英】溫斯頓·丘吉爾著

南方出版社2002年7月版

《第一次世界大戰回憶錄》

【英】溫斯頓·丘吉爾著

譯林出版社2013年9月版

硬著頭皮看這個譯本，還是有所收穫。丘吉爾1911年由內政大臣轉任海軍大臣，正值老牌強國英法在歐洲和全球殖民體系中面臨新興強國德國的不斷挑戰、雙方展開軍備競賽之時。此前在1890年，德皇威廉二世即位，強令首相俾斯麥辭職，積極對外擴張。1900年，德國出台《艦隊法》已經宣稱：「為了在現有條件下保持德國的貿易與商業，只要辦成一件事就足夠了，那就是德國必須擁有這樣力量的一支戰鬥艦隊——甚至對於最強大的海上對手來說，與德國這樣的艦隊作戰，該大國將冒喪失自身最高地位的風險。」丘吉爾由此斷言：「歐洲大陸最強陸軍大國要同時成為至少是第二海軍大國的決心，是世界事務中頭等重要的大事。」

丘吉爾還說，在1910年前，英國政界軍界就已意識到，如果德國的艦隊擴張計劃繼續下去，到1920年，艦隊實力將遠超英國。「我方建設艦隻的態度優柔寡斷，在德國人看來是缺乏民族精神的表現。」在當時最強大的無畏級戰艦方面，1905年，英國建造4艘，德國2艘；1906年，英國削減計劃，建造3艘，德國增加計劃，建造3艘；1907年，英國進一步削減計劃，建造2艘，德國進一步增加計劃，建造4艘。

當時，站隊日益分化的列強之間大小爭端不斷。1908年奧匈帝國并吞波士尼亞赫塞哥維納引發的俄國對奧仇恨、1911年德法在摩洛哥阿加迪爾港歸屬上的摩擦，似乎都能點燃以法俄為一方、德奧為另一方的兩大陣營間的大戰。而一貫在歐洲事務上信奉「光榮孤立」的英國，面對德國的威脅，已經越來越傾向於站隊到法俄一方。1911年7月，時任英國財政大臣的勞合·喬治在對銀行家協會的一次演講中說：「如果維持和平的代價是要英國放棄幾世紀英勇奮鬥所贏得的偉大和有利地位，要英國在她利益攸關的地方任人擺布，似乎英國在國際會議上無足輕重，如果強加給我們的是這樣的局勢，那麼我要明確地說，以這樣的代價換來和平，對我們這樣的大國將是一種難以忍受的侮辱。」

處在海軍大臣的位子上，丘吉爾在戰前最具戰略眼光的例子，是下令從1912年起新造軍艦全部使用石油燃料，放棄燃煤鍋爐。無論是建造成本還是儲油費用，這一轉變都將造成巨大的開支。但燃油戰艦的速度快，加裝燃料也比裝煤省時省力，因此丘吉爾執意推進這一轉型。為了低成本獲得石油，海軍部主動到英國的半殖民地波斯進行石油勘探，並推動英國與波斯合資成立了英國-波斯石油公司。這樣，海軍獲得了大部分石油供應。戰前，英國所獲的石油收益達到數千萬英鎊，除了用於建造艦隊外還有盈餘。丘吉爾自豪地說，1912~1914年下水的英國艦隻「是同時期任何強國曾經建造過的最強大的艦隊」，所造的5艘戰列艦全都用燃油驅動，最少能達到25節的速度，裝備了8座當時最大口徑的15英寸大炮，有13英寸裝甲保護，後來在1916年的日德蘭海戰中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到了1914年，英國海軍總噸位達到271.4萬噸。

德國的造艦計劃同時也在日夜兼程。1880年，德國海軍總噸位還只有8.8萬噸，到了1914年已暴增至130.5萬噸，躍居世界第二大海軍。同一年，美國海軍總噸位為98.5萬噸，日本也有70萬噸。正如馬漢在《海權論》中所言，隨著國際貿易日趨重要，海軍艦隊不再是奢侈品，而是渴望富強的國家必備的要件，「海軍是為了保護貿易而存在的，他們在戰爭中勢必以摧毀敵人的貿易為目的」。

英德：重要貿易夥伴的囚徒困境

然而，在1913年初，英國媒體卻尖刻諷刺丘吉爾極力擴大艦隊之舉，說「世界的現狀與前景從來沒有像目前這麼和平」。

的確，儘管歐洲列強在戰前的十多年裡摩擦不斷，但雙方民眾並不覺得有爆發大戰的可能。例如，儘管英國與法國結盟，但「法國收復（普法戰爭中）失地的努力引不起英國公眾或任何政黨的興趣。要英國軍隊在歐洲與強大的大陸國家（德國）作戰的想法被所有人斥責為絕對荒謬」。

在另一陣營的奧匈帝國首都維也納，即便是費迪南大公遇刺後那幾天，人們的生活似乎也不受干擾。茨威格在《昨日的世界》中回憶：「第二天，各家報紙都登出了詳盡的訃告，並對刺殺事件表示了恰如其分的憤慨。但是完全沒有暗示要利用這一事件對塞爾維亞採取政治行動。」事態發展幾天後，也不過是：「人們不能擺脫這樣的印象：正在準備某項國際法律行動。但是誰也沒有想到戰爭。無論是銀行、商店還是私人，都依然如故。這種和塞爾維亞無休止的爭吵跟我們有什麼關係？」

而且，戰前的歐美已經是一個經濟上緊密依存的區域。德國在其他歐洲國家和美國的投資分別佔了其對外投資總額的46%、32%。1913年，德國最大的三個貿易夥伴分別是英國、俄國和美國——都是它之後的敵人，在商業上遠比盟友奧匈帝國重要。對英國來說，德國也是僅次於美國的第二大貿易夥伴。丘吉爾也說：「儘管英德在貿易中有對抗，但英德之間遠為重要的商業聯繫在不斷增長。在歐洲，他們也是彼此最好的客戶。」

經濟史作者詹姆斯·麥克唐納在《全球化失敗時》一書中說，在競爭激烈的多極化世界裡，各國都面臨究竟該合作還是競爭的「囚徒困境」。一戰之前，小國也許可以依靠英國海軍保護它的國際貿易，但對於德國那種足以對英國構成經濟和地緣政治威脅的大國來說，去搶奪殖民地以及打造海軍艦隊才是比較合理的做法。但是一國努力追求安全時，可能威脅到其他國家，反而促成了預言的自我應驗。

而在英國這一端，其數百年來的歐洲外交政策則是避免單一主導力量崛起，以免危及英國的安全。而且在1914年，這一政策比以往更加重要，因為英國日益依賴海上貿易——以糧食為例，英國國民消費的大部分小麥當時都靠進口。所以，即便德國參戰後如何宣稱尊重比利時的領土完整，但德國控制比利時港口、威脅英國對英吉利海峽控制權是可想而知的事情。故而，英國最終仍以「保證比利時中立」為由參戰。

趨勢比階段戰役重要得多

在飛機還只是起到偵查作用的那個年代，海軍在戰爭中具有戰略性地位：己方的兵員運送、物資保障和貿易，對敵的封鎖和攻打重要港口，都有賴海軍。丘吉爾說：「海軍部的傳統作戰政策是在長期與法國的戰爭和對抗中發展起來的。它包括戰爭爆發時立刻嚴密封鎖敵人的海港和海軍基地，使用強有力的小艦艇組成的小艦隊進行封鎖，用巡洋艦加以支持，以優勢的戰列艦隊作為後備。200年的經驗使得所有海軍戰略家都同意這個基本原則：『我們的第一道防線是敵人的海港。』」

丘吉爾回憶說，當英國在戰略上的潛在敵人由法國變為德國後，這一作戰政策並未改變，只不過戰略前線從南海岸轉移到東海岸，從英吉利海峽轉移到了北海。而封鎖也變成一旦戰爭爆發，就對德國黑爾戈蘭灣進行遠距離封鎖，以阻斷德國從北海進入大西洋的出口，割斷德國與世界的商業聯繫。1912年制定新的海軍部作戰命令時，丘吉爾說：「我們預期由這樣的封鎖產生的經濟與財政壓力將致命地傷害德國進行戰爭的力量。」

海軍戰略上的前瞻在開戰後很快收到效果。從1914年8月英國參戰起，英國海軍就掌握了制海權，不受挑戰地統治著整個世界的海洋，把德國與其貿易對象隔絕開來，「所有在外國海面的德國巡洋艦已消失在浩瀚大海中；所有德國商船從英國顯然要參戰的最早一剎那起已逃往中立國的港口……」

到了1914年底，英國已基本肅清游弋在德國本土港口以外、原先以海外殖民地為據點的德國軍艦。德國已無力破壞英國的全球貿易，英國的糧食得到保證，甚至連海運的保險費率也從6%下降了一個百分點。1915年1月24日的多格灘海戰中，英國重創德國公海艦隊，使它躲在港口18個月不敢出來。

如果說一戰期間德國對英國的制海權構成過一點威脅的話，除了1916年那場並未在戰略上挫敗英國海軍優勢的日德蘭海戰外，就只有從1915年開始上演的潛艇戰了。但當時，丘吉爾手下的第一海軍大臣費希爾已經算計到，德國針對中立國船隻的潛艇戰將為自己樹敵：「以這種方式違反法理的國家是無法區別帝國（英國）商船和中立國商船的。犯下這樣的錯誤，不僅會引起道德上的憤怒，而且會迫使強大的中立國（美國）向一個海盜國家宣戰。」

而德國1915年2月關於潛艇戰的聲明也把美國一步步推向協約國陣營：「特此宣布大不列顛和愛爾蘭周圍的全部水域，包括整個英吉利海峽均為戰爭區域。從2月18日起凡在此戰爭區域內發現任何敵人商船，將一概予以摧毀，不再因船員與乘客的緣故使之有可能逃避危險。」

丘吉爾說：「我們很快就感到如釋重負。」2月底，從美國啟程為荷蘭運輸石油的一艘挪威商船被德國魚雷擊中，5月，「盧西塔尼亞」號郵輪在駛近不列顛群島時被德國潛艇擊沉，1195名乘客遇難，其中大部分是美國人。丘吉爾說，得知這一悲劇之時，他就明白了其中的意義——這將在日後給予美國加入協約國以理由。

1918年的西線，一些戰役中一度得手的德軍士兵在英軍放棄的戰壕中發現的糧食等補給物資，令這些饑寒交迫的日耳曼人羨慕不已，這時他們才明白協約國藉助海權確保的戰爭力量之強大。而丘吉爾在1915年11月時就說：以往的戰爭是由各個階段的戰役而不是戰爭的趨勢所決定的。而在這場戰爭中，趨勢比階段戰役重要得多，「不取得戰役的輝煌勝利，我們仍會贏得這場戰爭。」

對於海權對一戰的影響，《全球化失敗時》中有一段更直白的話：「一戰的爆發，是擔心工業化意外後果的人最畏懼的夢魘。他們之所以畏懼，不僅是因為工業革命創造的巨大生產力足以發動難以想像的毀滅性戰爭，也因為參戰者開始通過海上封鎖，掐住對手依賴進口的命脈，以迫使對手就範。後來一戰在（德國）暴動的士兵與平民要求『和平與麵包』中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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