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戰百年，惡之花依然不敗

今年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100周年。這場戰爭成為人類文明與野蠻的一部分，至今依然影響著我們的世界。

第一次世界大戰士兵的鮮血，深深地滲入當今歐洲版圖的各種顏色。歐洲的德意志帝國、奧匈帝國、俄羅斯帝國，以及橫跨歐亞的奧斯曼帝國解體，形成了今天的中歐、東歐、巴爾幹、中東、北非的地圖。一戰之前，歐洲列強對非洲、中亞、亞太地區殖民地瓜分與角逐，以及戰後在巴黎和會上戰勝國之間的領土分贓，也基本塑造了今天的世界地圖。

今天中東的以色列與阿拉伯人之間的衝突，始自《貝爾福宣言》支持的猶太復國運動；而庫爾德問題，源於英國、法國和土耳其把庫爾德人劃分到今天幾個不同的國家。1990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所引發的海灣戰爭，可以追溯到一戰打亂重組的世界秩序。

英國經濟學家凱恩斯，作為英國財政部的代表，1919年參加了巴黎和會，他寫了一本暢銷書《和平的經濟後果》，認為巴黎和會應該為包括戰敗國在內的歐洲經濟恢復元氣創造條件，但和會關心安全與邊界劃分，關心對戰敗國無法付出代價的懲罰。這本書是對《凡爾賽和約》的控訴，還預言了戰後歐洲的通貨膨脹和經濟停滯。一戰後歐洲重建失敗，導致了法西斯主義和極權主義的興起，希特勒的上台。順便說一句，二戰後的布雷頓森林體系，以及馬歇爾計劃，受到這本書的啟發，也吸取了教訓。

的確，這場被視為「終結所有戰爭的戰爭」，孕育了第二次世界大戰，開局了整個20世紀血腥、動蕩、戰亂、革命衝突的歷史。二戰結束之後，盟友變臉對手，冷戰馬上開始。一戰期間爆發了俄國的十月革命，蘇聯成立，冷戰就是以蘇聯為首的陣營與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陣營之間，在軍事、意識形態、經濟等方面的全面對抗與競爭，「歷史終結」於1989年，柏林牆倒塌，東歐劇變，蘇聯解體。

即使是冷戰結束之後，鐵幕倒下後地緣政治的斷裂帶，以及新生的小國邊界，讓我們清晰看到了一戰結束之後巴黎和會上的裂痕。南斯拉夫的解體，點燃了歐洲的火藥桶，這是第三次巴爾幹戰爭，透過其間所發生的種族仇殺，可以後視到20世紀初的兩次巴爾幹戰爭，甚至可以嗅到一戰期間種族清洗的血腥。

歷史學家100年來不停地爭論這場戰爭的合法性，無法確認數百萬年輕人湧向凡爾登、索姆河廝殺，其意義究竟何在。這的確是一場帝國主義之間的戰爭，一頭民族主義孕育出的戰爭怪獸的瘋狂。德國發動對凡爾登的進攻，目標不是為了佔領，而是與法國展開一場殺人比賽。每個宣戰國家首都的街頭，當士兵列隊走過時，國民也都爆發出歡呼聲。戰爭變成了一種人民的渴望，彷彿國家存在的目的，就是發動戰爭和贏得戰爭的勝利，個人的目標，也是獲得戰場上英勇的榮譽。

最初只有少數人對這場戰爭抱有懷疑，並且在整個戰爭期間都沉浸於個人的生活與寫作中。

《美麗與哀愁：第一次世界大戰個人史》寫了23位真實的普通人的一戰經歷，多數是各交戰國的下級軍官和士兵，有一些平民，也包括文學家卡夫卡。這位講德語的猶太知識分子，對街頭的愛國主義歡呼懷有深深的疑慮。「歐洲的和平已經維持了四十多年，不斷積累的財富、科學的發展與科技的進步，使大戰看起來……根本是愚蠢的想法。」

從19世紀初到20世紀初，歐洲主要大國之間基本上實現了近百年的和平。第一次和第二次工業革命、技術進步、科學發現、偉大的思想、經濟全球化，人類進步與文明看起來達到了一個全新的境界。

經濟全球化帶來戰爭的全球化，科技進步推動戰場的快速迭代。全球金融中心倫敦為戰爭融資，德國發達的鐵路系統在東線與西線調動數百萬軍隊和挪動超級大炮，人類技術進步的結果，是一場規模空前、效率空前的殺戮。國家成為戰爭機器。國家既是戰爭的目的，也是戰爭的手段。從英吉利海峽到阿爾卑斯山的戰壕兩側，協約國與同盟國之間上百萬士兵對峙與殺戮，到後方從克虜伯到雷諾這樣的工業巨頭的武器創新，我們看到的是一場人類工業與技術的最高維度的應用場景，一條鮮肉大規模有組織地進入絞肉機的供應鏈。

歷史學家還在不停地爭論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的原因，儘管不停有人從歷史檔案中挖掘細節和試圖修正，一個比較正統主流的解釋是德國造孽。德國的崛起客觀上打破了歐洲的力量平衡，主觀上也產生了稱霸歐洲的野心。

德國歷史學家費舍(Fritz Fischer)上世紀50年代閱讀了德意志帝國時期所有與一戰有關的檔案，他1961年發表的研究，引發了史學界和公眾的激烈爭論，「費舍論文」逐漸成為關於一戰起源的「正統」。基本上可以說一戰是德國想成為世界強國而推行的一系列政策的結果。自1900年，德國統治精英內部一直企圖佔領法國、比利時、俄羅斯的領土，並且在非洲和海外挑戰英國的殖民統治。費舍也提出了國內政治壓力導致德國對外發動戰爭。德國以容克集團為代表的統治精英，面對國內社會民主黨勢力日益強大，可能贏得議會選舉把帝國推向民主和共和，薩拉熱窩暗殺正好，為德國宣戰找到了借口。

一戰也是歐洲民族國家體系演變的結果。從拿破崙戰爭到一戰，歐洲的歷史可以分為兩個50年。維也納和會上歐洲建立了大國協調和實力均衡，實現了50年的和平。德國通過戰爭實現統一，崛起為歐洲心臟地帶的強國，動搖了歐洲的均勢。接下來的50年，德國的崛起，加上奧斯曼帝國的衰落，打破了歐洲大陸勢力均衡，引發了一系列的重建均勢的連鎖反應，大國之間紛紛結盟，大國與其周邊鄰國或勢力範圍內的小國形成保護關係，從而構成歐洲民族國家體系的系統性風險，通過海外殖民地擴展成為全球系統性風險。如果我們回顧下通向第一次世界大戰之路，從大國結盟到軍備競賽，從奧匈王儲斐迪南大公被刺的七月危機，到各大國之間軍事動員的不斷升級，直到正式宣戰的八月槍炮，大國之間迅速的軍事動員升級的過程，我們看到的是這些國家單個政府在戰與和之間表現出了足夠的算計，但整個歐洲的民族國家體系則集體陷入一場「囚徒困境」當中。

這種囚徒困境，有時候也被稱為修昔底德陷阱。英國著名的外交文獻《克勞備忘錄》，入木三分地分析了德國的崛起，將不可避免地挑戰英國的霸權，一種陸權與海權的衝突，一種歐洲心臟地帶大國對於發展空間的爭奪，以及雙方核心利益的迎頭相撞令戰爭不可避免。

從100年前的高空俯瞰當下，這種大國關係的困境依然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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