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春節檔舒淇主演的最慘票房大片，腦洞大開到今年還在回味

娛樂 02-15

緣起

在2018年春節檔的競爭箭在弦上之時，你可還記得去年除夕時，本來大年初一上映的《健忘村》，提檔到除夕去跟春晚搶時段

最後，《健忘村》在大陸只拿到1608萬票房，而去年春節檔的總票房，是創紀錄的33億！

但，大陸票房的失利，並沒有讓《健忘村》閑著，它獲得了台灣2018年春節檔華語片的票房冠軍，還進入了北京國際電影節」驚奇單元「、韓國富川國際幻想電影節、紐約亞洲電影節、英國East Wings電影節、台北電影節等，並且入圍了金馬獎包括影后在內的三項提名

也是在這一年間，為《健忘村》選錯了檔期鳴冤叫屈的人有之，各種解讀《健忘村》所謂細思極恐的雄文也有之，漸漸地它竟然成為一部有點傳奇的CLUT片了

但是，那些試圖解讀《健忘村》深意的人兒啊，你們想太多了！

至於《健忘村》到底說的是什麼？可能只有它的編劇和導演陳玉勛才有發言權吧

【映畫台灣】台北聯絡人魏棶，在結束台灣學習日程的最後時間段，終於聯絡到了陳玉勛導演，並對他進行了獨家專訪（這簡直就是一個最完美的ending）

——陳玉勛之於台片比你想像的更重要的分割線——

引言

上世紀90年代的台灣，新電影運動在岌岌可危的市場中宣告結束，但是新電影的影響卻持續到了新世紀。另一方面，獨扛商業大旗很多年的朱延平導演，卻始終背負著「賣笑」的庸俗罵名。在這樣雙重的氛圍下，新一代導演爭相續寫著藝術電影的譜系，卻有這麼一人逆流而上，鬼使神差地拍出一部《熱帶魚》，它既是在賣笑，卻也是在嚴肅；它充滿著天馬行空的幻想，卻也流淌著紀實的鏡頭質感；它既得到了洛迦諾電影節與金馬獎提名的藝術肯定，卻也獲得了本土高票房回饋的大眾肯定。

《熱帶魚》的導演正是在台灣電影史上「曇花一現」的陳玉勛。他游刃於商業與藝術之間，卻也拿捏不準尺度，拍出了第二部偏文藝的《愛情來了》受挫之後，他便去了廣告界繼續自己的「賣笑」，一去便是16年。再回首闊別已久的電影圈時，他帶來「賣笑」集大成的《總鋪師》收穫成功。四年後，也即是去年今時，他順勢以更荒誕的「賣笑」之作《健忘村》再闖兩岸賀歲檔。

如今，年過半百的陳玉勛面對電影上的起起伏伏很坦然，信奉著李安那句「每部片子都有它的命」，他像是懵懵懂懂地闖進電影圈，又迷迷糊糊地扮演著過客。生活中，他一直是那個喜歡在朋友圈子裡「賣笑」的有趣老頭，充滿奇怪的想法與念頭，正像他在《熱帶魚》片尾所寫他只是想把電影「獻給所有愛作白日夢的人」。也許，時間會證明他作品的價值，而不是風口浪尖的質疑與偏見。

王小棣老師帶他「誤入歧途」

——從搖滾夢到電影夢的轉變

魏棶：勛導，看你以前採訪說大學畢業後並沒有打算從事這一行（影視），是因為無聊跑去王小棣公司玩，被誤以為是來應徵的，於是叫你隔天來上班？

陳玉勛：對對對，因為是大學去那邊實習過。當時覺得這行很苦，每天會叫你做一些苦差事。但是我實習的時候，可能真心很好奇，所以是很主動地去做這些事，可能他（王小棣）覺得我還不錯，蠻積極的。所以，大四畢業後，有人推薦我要不要拿著畢業製作去小棣老師公司看看。

魏棶：你畢業有拍片子？你不是讀的圖書館系嗎？

陳玉勛：有的，因為圖書館系也有攝影課，也有一大堆多媒體拍片用的東西。也要做這樣的事（拍片子交作業）。那時候，我有拍一個講同性戀的作業，裡面的搖滾樂隊歌手還是我自己演的，我同學和我一起演一對gay。後來，我就拿這個作品去找小棣老師，當時蔡明亮導演也在，小棣老師拿到我的片子就很興奮地對蔡明亮說「來來來，一起看」，然後他們兩個就當著我的面，在剪接室里看起了我的片子。

植劇場Qplace合影：右一起蔡明亮、陳玉勛（後）、張孝全、王明台（後）、王小棣、徐輔軍、安哲毅

看完之後，蔡導就說了一句「嗯！題材不錯！」。（大笑）這個時候小棣老師就直接跟我講「你想做製片還是導演？」其實我當時根本不知道這兩個職業意味著什麼，我只知道製片好像很忙，要跟很多人交涉，因為我那個時候個性比較害羞，所以我覺得不適合做製片，於是我就隨口回答「導演！」然後，小棣老師就看著我的眼睛，語重心長地對我說「導演是一條艱辛、孤獨、漫長、一輩子的路」，再然後又拍著我的肩膀說「你做好心理準備，然後明天就來上班！一個月一萬一。」（大笑）我當時就傻掉了，心想發生了什麼「啊？不會吧？」因為當時性格內向也不敢反駁，跟師長類的人講什麼不好。然後那天晚上回去之後，人生第一次失眠。

魏棶：思考人生到失眠嗎？

陳玉勛：對啊，因為我要想要不要來做。因為我當時已經有一個工作了，在阿榮片場。當時他們剛開沒多久，在北投「中制廠」（編者註：即當年的台灣「中國電影製片廠」在北投的拍攝基地，現為台灣的一處影視產業園區）。當時他們看我是學圖書館系的，就說我應該可以幫忙管理攝影棚，名義上還是副廠長。其實只有我一個人在那裡上班，一個月有兩萬塊！那個時候台灣剛畢業的學生一個月有兩萬塊已經很不錯了，然後我就去那邊上了五天班，就去小棣老師那邊玩了。所以我還不敢說我那邊已經領兩萬塊了，你還只給我一萬一。（大笑）

我後來仔細想，一方面，阿榮片場工作是很清閑，根本沒什麼人，因為當時被聯合抵制了，很少人來拍片。我每天就在那邊上良心班，都沒有人來叫我上班，然後每天在那邊打蚊子啊，早上十點上班，下午三四點就走了。但是另一邊，「一萬一」這邊雖然工作辛苦點，但是每天會有年紀差不多的人跟我玩，至少不會那麼無聊，所以我就下決心選一萬一的好了。

魏棶：所以是因為貪玩決定了你的人生道路，那之後一直在那邊拍電視劇比較多？為什麼之後自己會想導第一部電影？

陳玉勛：對啊，一直做電視劇，做了半年之後，小棣老師主動跟我講讓我做導演。當時我覺得太快了，我才畢業沒多久，不知道他從哪裡看出來我比較有才華。後來我就拍了《佳家福》和《母雞帶小鴨》兩個電視劇的單元。我也是從那個時候開始寫劇本，因為編劇寫的我不滿意，我一直改改改，後來我覺得還不如自己寫算了。欸，我突然發現原來我也可以寫劇本，而且我寫很快，一天就可以寫一本。

魏棶：你寫的劇本會有漫畫感嗎？因為你電影里有很明顯受到日本漫畫影響的鏡頭，比如魚眼鏡頭等等。

陳玉勛：對啊，影響很多。之前有人說我抄襲周星馳，那是沒看過日本漫畫。我從小就很喜歡幾套關於美食的漫畫，比如《炒翻天》《將太的壽司》《小廚師》等等。其實星爺應該也有借鑒這些日本漫畫。

魏棶：那你曾經說想當壽司師傅也是因為受這個影響？

陳玉勛：一部分原因啦，最主要原因是我自己喜歡吃壽司，但是想到要把一條魚殺掉，我就放棄了。

魏棶：你知道有一個詞叫「腦洞」嗎？腦袋上開一個很大的洞，比較很有想像力，奇思妙想之類的。你的電影是我看過的華語圈內少有的腦洞電影。

陳玉勛：可能是因為我從小就喜歡科幻的東西，老是去幻想一些東西，想當太空人和007，因為那個時候超多007的片子上映，還有美國阿波羅號登月成功的新聞。後來高中開始喜歡的是搖滾樂，很瘋狂的，每天都不想念書，就想搞樂團。所以當時畢業之後就想當管理員，不是那種很忙的大樓住戶管理員，是那種郊區的工廠管理員，有很多空閑時間的管理員，這樣我就可以去練吉他。你有看網上那個植劇場廣告《午夜的吉他手》，張孝全演的那個管理員，後面我有客串一下，就有還原年輕時候夢想的感覺。

《午夜吉他手》林美秀與張孝全

魏棶：所以後來是小棣老師讓你「誤入歧途」了嗎？

陳玉勛：對對對，但是後來我自己做電影了，我受整個電影圈氛圍的影響，我喜歡的是侯孝賢楊德昌他們的「新電影」風格。真正把我腦洞打開的是蔡明亮，他其實是一個很大膽很有想像力的人！當時我進小棣老師的公司後，第一個工作就是跟蔡明亮拍一個電視劇，叫《快樂車行》，講計程車司機的。我當時是做場記，有一天，我就看到他居然可以把一個演員打扮成蟑螂，我當時就想：啊？居然這樣也可以！所以後來我就開始百無禁忌了，什麼都想嘗試一下。

剛你問我說為什麼會想去拍電影，因為那兩年我一直在電視劇行業「練功」，一直在重複，一直在拍的很搞笑的東西，於是就膩了，想去嘗試一下有感情的東西。然後我就跟小棣老師講我可以停一下嗎？沒想到他對我說「我今天碰到一個我大學的老師的老師，然後我才發現我最喜歡的工作是舞台劇！我現在要開始去做舞台劇了，然後你，去拍電影好了！」我說「啊？可是電視劇和電影差很多啊」，她說「沒關係，很多人可以幫你，你去寫劇本就好了」，於是我就開始寫《熱帶魚》的劇本了。然後進了電影這行，就回不去了。

「新電影鏡頭下的台灣人，和我看到的台灣人不一樣」

——商業與藝術「拉扯」的雙子座雙重性格

魏棶：你不是在拍《熱帶魚》之前拍一個超文藝的電影嗎？

陳玉勛：哦～那個叫《很高興遇見你》，一聽這個名字是不是就很文藝。（大笑）其實那個時候我有寫很多很「奇怪」的劇本，現在想想都很可惜，因為我當時沒做，後來都有人做了。

魏棶：你說的是《海角七號》嗎？（曾經和魏德聖對談時候，陳玉勛說他曾經寫過《海角七號》類似的故事。）

陳玉勛：哦～你說我曾經寫搖滾樂歌手勵志愛情故事那版（陳玉勛寫過很多搖滾樂歌手的故事），那個還好，我說的是另外一些很奇幻的電影劇本，那個時候連好萊塢都沒有很多這種類型電影。我曾經有一個劇本放了十八年，然後發現很多人都拍過了。現在不能講是什麼故事，因為我還在修改，我還想再拍。

魏棶：之前你說自己比較內向，但是有人說你當導演的時候，在片場像一個得了多動症的小孩，什麼都要管一下？

陳玉勛：嗯～還是有一點內向啦，只是導戲的時候比較忘我，有時跟演員講表演的時候會比較誇張一點，「弄演員」是我的拿手戲。好像只有王千源我沒有辦法，因為他是科班出身，他有一套自己的想法，我「扭」不了他。

魏棶：剛提到最初拍電影的時候，很像拍文藝腔調的電影，但是真正做起來的時候，你又會考慮大眾通俗的品味，是不是無意中結合了藝術和商業？

陳玉勛：這是我一輩子都在矛盾的時候，藝術和商業一直在拉扯。我本來就是雙子座，就會有雙重性格，一方面很喜歡一些藝術電影，另一方面，我又很喜歡和人群相處，很會替別人想，很在乎觀眾。然後我在創作的時候，不是說多討好觀眾，就是會不自覺想這個觀眾看得懂還是看不懂。所以當時，我在寫《熱帶魚》劇本的時候，我就在想，雖然我很喜歡「新電影」，但是他們鏡頭下的台灣人，和我自己看到的台灣人是不一樣的，我身邊的台灣人都很愛講話，很熱情，有點迷糊，常常搞出一些莫名其妙的事情，很好笑的。所以，我想把我看到的台灣人表現在我的電影里，感覺上會是比較荒謬的台灣人。

和陳玉勛同時代的著名導演林正盛（左一）出演《熱帶魚》綁匪之一

魏棶：感覺也不荒謬，就是有點傻傻的。

陳玉勛：（大笑）是傻沒錯啦。再加上我和侯導他們本來就不是一個時代的人，他大我一輪。

魏棶：台灣電影年鑒上說《熱帶魚》之所以會具有時代意義，是因為當時台灣社會開始風靡綁架勒索事件，社會開始出現各種道德問題。

陳玉勛：更多的是因為質疑聯考升學制度。但就是在我的電影里呈現比較荒謬，其實也是因為我自己比較喜歡拍荒謬的電影，喜劇很不好拍的，朱導（朱延平）其實蠻厲害的。但是他也被罵很慘，就是覺得他太討好觀眾。喜劇片好像就有一個原罪在。

《熱帶魚》中文英阿姨經典的巨蛇娘娘造型

魏棶：大陸現在票房口碑雙收的喜劇片也很多，比如開心麻花系列。

陳玉勛：嗯～我在北京開會的時候，有看《夏洛特煩惱》，我蠻喜歡的。

魏棶：《必殺技》那部電影還在繼續嗎？

陳玉勛：沒有啦，我早就放棄了，有點可惜，因為劇本非常好，但是片子的命不好。因為它是部武俠片，投資比較大，很難找錢的。

魏棶：所以是在找資金階段放棄的？

陳玉勛：是啊，我2010年就去北京籌備這部片子了，當時錢不夠，資金沒到位，實在沒法拍下去，就只好停拍了。那個時候大陸市場有機會，但是大家都不敢投資這種。所以，我從大陸撤回來之後，不甘心啊，才會趕快拍一部片子緩解一下，就拍了《總鋪師》。後來再想拍那一部片子，就發現大陸的成本變得越來越高，現在至少要上億人民幣預算才夠，所以就徹底放棄了。

「我之前片子是沒有壞人，這一部片子是沒有好人」

——從《熱帶魚》到《健忘村》的轉變

魏棶：拍完《愛情來了》之後，是因為賠了所以才去拍廣告嗎？

陳玉勛：還好，那時候說賠也賠不了多少。因為那個成本很低，一千多萬台幣的成本，又有輔導金，怎麼會賠多少？之後再賣錄音帶什麼的，其實沒有賠。那個時候，我只是覺得台灣觀眾突然不見了，不看台灣電影了。我一直苦想了很久台灣觀眾到底喜歡看什麼，後來無果就算了。我本來也不想停拍了那麼久，就想停下來兩三年寫一寫劇本，沒想到一停就停了十幾年。其實拍廣告也是我另外一個階段的練功，《總鋪師》有點像我拍廣告的集大成作品。

《愛情來了》中的坣娜和施易男

魏棶：從拍廣告到回來拍電影的台灣導演很多，比如陳宏一導演也是，但他跟你的風格完全不一樣。

陳玉勛：陳宏一是不一樣，他的電影，怎麼講，就是意識流作品。但他在廣告界的評價比較高，我比較被看不起吧，因為我拍的比較通俗，比較搞笑。

魏棶：你這種類型的導演也需要啦。

陳玉勛：但是在台灣，大家都想當藝術家。我也想，但是我常常會不自覺地把自己很「三八」的個性給表現出來。其實完完全全把自己「三八」一面表現出來，電影（效果）就會很好。就怕自己跟自己一拉扯，（效果）就不好了。

魏棶：那《健忘村》算是你「拉扯」的一部嗎？

陳玉勛：嗯～《健忘村》啊，我的野心有點太大了，其實是我自己沒有把它抓好一個定位。

魏棶：最終定剪是自己嗎？

陳玉勛：沒有，其實限制很多。我也沒有自己再剪，我想的是故事就應該很長，至少要三個小時，但是所有的人，所有的「長官」們都過來跟我說，片子不能太長，不能超過兩小時，因為它是春節檔，所有人對它的期望都是要「熱熱鬧鬧的、搞笑啊」。

魏棶：這其中有烈姐嗎？

陳玉勛：沒有，她一直都很支持我。

魏棶：但是你不在的時候，她做宣發都把片子解讀成女性意識。

陳玉勛：那個時候，我被攻擊那麼慘，我肯定不能去。《健忘村》這個東西其實從《海馬洗頭》來的。

魏棶：剛出來我看故事梗概的時候，就覺得是根據《海馬洗頭》來的，因為我超喜歡那個短片。

陳玉勛：對～因為我一直對記憶的東西很感興趣，所以就想要不要拿《海馬洗頭》繼續做一個長片，本來打算做三部曲的，《健忘村》是其中一部。我也看了很多網路上的評價，講這個講那個，其實沒有一個說對了。

《海馬洗頭》中的柯一正和李烈

魏棶：我覺得片子沒有那麼多社會隱喻，歸根結底就是在講人的東西。因為你之前的片子人都比較可愛，第一次吃驚地發現你居然會開始講人的劣根性的問題。

陳玉勛：對對對，我之前的片子都是沒有壞人的，這一部片子是沒有好人的。

魏棶：有一個問題是，你拍《總鋪師》的時候說，嚮往農業社會左領右舍互相幫忙的關係，很有人情味，但是到《健忘村》的時候，你又「回到」農村了，但是你拍出來的人完全不一樣了。

陳玉勛：其實跟我這些年的心境有很大關係啦，跟整個台灣的狀況有關係，跟大陸沒有一點關係。因為我生長在台灣，我對大陸比較陌生。那我感受的全部是台灣人這幾十年來的變化，我覺得他們越來越健忘，不管是感情上還是政治上都一樣，今天被這個人拋棄後，明天還是會愛上同樣的人。今天換這個人執政，明天換那個人執政，後來結果都一樣。我講的是，台灣人好像變成了躲在一個自己的世界裡，不願意去面對一些東西的人。

魏棶：那為什麼田貴建立的社會像是一個高度控制的社會，秋蓉建立的卻像是一個桃花源呢？

陳玉勛：最後結局是跟我剛開始定的結局是不一樣的，我想讓秋蓉變成跟前幾任村長都一樣的人，其實我更想把忘憂神器丟給觀眾，問觀眾會怎麼做，變成一個獨裁者還是？可能人都是一樣的，當你沒有權力的時候，你會期望有權力的人做一些什麼事。等到你爬到那一個位置的時候，你會像你當初期望別人所做的那樣做嗎？我沒有要下一個定論，也不需要那麼嚴肅地去思考，這個問題沒有一定要涉及政治權力，在很多生活問題上都可以通用，比如當你做孩子的時候，你常常被你的父母限制去做一些事情，當你做父母的時候，你會不會也想要限制你的小孩去做一些事情？男女之間、夫妻之間也是一樣，如果說這也是一種政治的話，人與人之間無時無刻不在玩弄政治關係。

魏棶：那就是在說人與人，人與一群人，人與社會的主被動的牽制關係。這種思考在你以前片子里都是沒有的，我很好奇這個片子是怎麼來的？

陳玉勛：其實做這片子的想法很簡單，也正是因為我們想的太容易了。《總鋪師》之後我跟烈姐和葉姐（葉如芬）都合作得很好。之後的片，我們都打算一起合作。我提出這個片子的想法後，他們都覺得很好。對台灣來說，這個片子算大成本，所以很早就定下台灣的春節檔這邊。

魏棶：但其實片子不適合春節檔啊。

陳玉勛：那是後來你看到片子長成這樣，肯定不會同意，但是當時還沒拍的時候，大家看劇本，都覺得這個東西是適合春節檔的。

魏棶：哦～如果你後來拍成港片的套路，讓大家笑一笑就過了，不用想那麼多，就可以了。

陳玉勛：其實也是因為大陸這邊春節檔片子太多了，後來好多強片啊，有成龍的啊，周星馳的啊等等。想一想，以後還是不要碰春節檔好了，好可怕啊。

魏棶：以後還會來大陸拍片嗎？

陳玉勛：沒有人敢投資我了，以後我就拍一些不用花太多錢，比較簡單的片子好了，不用去湊熱鬧了。其實說台灣導演去大陸賺錢完全瞎講，我們窮慣了，只是想盡自己所能拍想拍的片子而已。

魏棶：魏德聖導演說自己並非科班出身，看不懂布努埃爾和特呂弗的電影，勛導你也是非科班出身，怎麼會喜歡那麼多大導演，黑澤明啊，小津安二郎啊等等。

陳玉勛：我就是自己看的，從小喜歡看電影，就是什麼都看，雜七雜八亂看一通。我也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就突然變得很文藝了，一定是被侯導他們影響的。（大笑）我覺得台灣導演在那個時代，都會不自覺陷入那種很文藝的狀態里。

魏棶：很文藝的狀態？

陳玉勛：就是有一種姿態，有一種feel，它不是那麼的大眾化。我們這一代導演受他們影響很深，一直逃不了。像現在比較年輕的那一代導演，大概三十幾歲的這些導演，我覺得他們比較少受到新電影的影響。

坐上金馬獎評委的位置

你必須拿出良心來

魏棶：你有做過金馬獎的評委，覺得這幾年金馬獎有什麼變化嗎？

陳玉勛：我覺得金馬獎是近十年比較傾向藝術片一點，以前還不至於那麼明顯。這些年，他們找的評審比較文青一點。

魏棶：比較文青一點？

陳玉勛：對，就是說這部分人都是比較喜歡文藝片和藝術片的人。比如我像我的《總鋪師》這種喜劇片，就不會被人喜歡，被認為表演太用力了，表演太做作了。但其實，我們拍片的人才知道，那是一種很難的表演，像今年金城武憑藉《擺渡人》入圍，其實很難得。

魏棶：但是他都沒有出席頒獎典禮，很多人都把這個提名說成一個笑話。

陳玉勛：其實不會，他真的演得很好。就跟《總鋪師》的林美秀一樣。所以換一批評委，金馬的結果一定會是不一樣的，金馬真的無法預測。但正是從這個角度來講，金馬獎還是很公平的，它完全沒有黑箱操作，全是看品位和口味，看每一屆評委比較喜歡哪一種口味。能夠入圍就算不錯了，不能說金馬獎選出來的就一定好，但是入圍算是一個品質的界限吧。就是說，每個影展每一年都會有很多遺珠啦，但是入圍的一定是值得入圍的，有那個品質在。得獎真的隨緣了，我做過評委，常常會出現的情況就是，有兩部很多票的影片最後都沒有分出勝負，然後第三部本來只有兩票的片子大逆轉成最後的贏家。

魏棶：據說聞天祥說有好幾屆的結果都是這種情況。

陳玉勛：不知道。（大笑）因為總是會出現爭執不下的兩方，一方說「我很討厭你這一部片」，另一方說「我也討厭你那一部片」，好，那我們就選擇一個大家都沒有意見的片子。

魏棶：那評審主席會有主導選票的作用嗎？

陳玉勛：評審主席的作用沒有那麼大，他/她只是掐準時間，提醒大家趕快投票。如果要說誰發揮作用比較大，其實大家每一個人真的都是在發揮作用。

魏棶：比如說，外界會評論說因為評審主席是許鞍華，所以才會有《八月》的勝出。

陳玉勛：其實不見得是，當然大家會尊重評審主席的一些意見，但是有一些主席也不是那麼有把握的獎項，比如技術類的獎項，配樂、特效與剪輯什麼，通常在這些獎項上，專業出身的那個評委的意見就決定了一切。

魏棶：那這些評委存在頒給自己更熟悉的電影團隊的可能嗎？

陳玉勛：當然有這個可能啦，最主要是他自己個人喜好的關係。

魏棶：我還注意到這種專業評委可能就一個或兩個，比如剪輯的就一個，或者配樂的就一個，那他們一個人就可以決定一個技術獎項？

陳玉勛：對，決定很大。但其實有些東西很難評，比如說剪輯，其實怎麼看一個剪輯師功力？應該要對比原本電影素材的樣子才有可能知道，但這個評委不可能看到，也沒有時間看到。那就只能看評委裡面的剪輯師，自己看所有影片的最後成效，自己比較喜歡哪一部，就定了。

魏棶：這樣會不會不公平？

陳玉勛：這個無法避免了，歐洲三大電影節不也是這樣嘛。大家投票的時候，就會互相拉票，這一個獎項你支持我喜歡的片子拿獎，那一個獎項我支持你喜歡的片子拿獎。當然，支持一部片子，還有一個責任的限制。比如做金馬獎的評審，還有一個使命感的東西在，你不太會純粹以私交和喜好去投票，比如我跟他很要好，我支持他這個片子的話，片子本身明顯弱於其他的片子，所以我沒辦法在辯論拉票的時候，做到那麼挺他。因為大家十幾個評委都看在眼裡，你辯解的這一部片子明明很爛，你給出的理由那麼無力，別人會說「你這人怎麼這樣，硬掰硬講，你品味也太差了吧」，（大笑）所以坐上那個位置，你必須拿出良心來，不然會被人看不起的。

魏棶：你做評委的那一年最喜歡的是哪一部片子？

陳玉勛：那一年《推拿》《一個勺子》《白日焰火》這三部我真的都非常喜歡！那我也投給這三部影片，我沒有辦法啊。陳建斌得最多獎，最佳男主、男配、新導演三個獎，台灣只留了兩個獎，一個陳湘琪的最佳女主還有易智言的最佳編劇。所以，我們評委被台灣媒體罵得很慘，你看，多可憐啊，過兩年大陸那邊又罵我，我一直被兩邊臭罵，欸～但是，《推拿》真的很強啊！那一年的評委幾乎都喜歡！

魏棶：那一年都有哪些評委？

陳玉勛：陳冲領頭的，有馮德倫啊，《神探亨特張》的導演高群書，郭富城啊，關錦鵬啊，還有做音樂的黃韻玲，侯導的美術指導黃文英，他們都很優秀啦。而且有一個現象很好玩，台灣的評委喜歡大陸電影，大陸的評委喜歡台灣電影。像那一年，我還喜歡《東北偏北》《心迷宮》，然後大陸評委就說這種片子大陸很多，沒什麼特色。我會覺得「不會啊，拍得這麼好。」（大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