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弟鬩牆外受辱！蔣介石和日本交換條件放棄戰後賠款，遭虛晃一招

文 ｜ 郭曄旻

1951 年9 月8 日，美國舊金山，日本首相吉田茂簽署《舊金山和約》

美國操縱的舊金山和會上居然決定 「由日本自由選擇」與台海兩岸哪方締結中日間的和約，在歷史上開創了絕無僅有的由戰敗國選擇談判對象的惡例。而在之後台灣當局與日本締結「和約」的雙邊談判中，作為「戰勝國」的「中華民國」低首下心，節節退讓，相反作為「戰敗國」的日本卻是咄咄逼人，得寸進尺，誠可謂是外交奇觀。

已經敗逃台灣的國民黨當局的如意算盤就是要通過締結對日和約，擺脫外交困境，使國際社會承認其為中國的「正統」政權。而日本恰巧利用了台灣當局擔憂其「正統不保」的心理大做文章。1951年10月25日，蔣介石派駐日本代表董顯光拜會日本內閣官房長官岡崎勝男，詢問有關締約事宜。岡崎的回答居然是：「我國深恐與貴國訂立雙邊和約後，勢將引起大陸中國國民對我之仇視。」日本首相吉田茂也假惺惺地表示：「日本不能忽視大陸四億五千萬中國人的感情。」這一系列虛聲恫嚇的言論，已足以讓台灣當局驚慌失措、方寸大亂，在賠償問題上做出了無原則的讓步。1952年2月13日，時任台灣當局「總統府」秘書長張群公開宣稱：「關於賠償問題，我們應以《舊金山和約》為基礎，至於大陸上所遭損失的賠償問題的解決，純屬一個技術性問題」，這與五年前他自己擲地有聲的「決不放棄我們對日要求應得的賠償」相比，已是判若兩人。

日本首相吉田茂

然而，即使在1952年2月台北開始的談判中，國民黨當局照搬《舊金山和約》所提出的勞務補償要求也被日本拒絕。日本的談判代表河田烈揚言：「我方始終認為我國遺留在貴國大陸財產，為數甚巨……極大部分均系以數十年之艱苦經營積聚而成，今悉數充作賠償……已屬難能」，言下之意是台灣當局不應再提出「無理」要求。這真是滑天下之大稽的奇談怪論，日本的在華資產怎能和中國的損失相提並論？何況就在華日產而言，本身很多都是剝削和壓榨中國人的血汗而積累起來的，這裡浸透了中國人的血和淚。中國在戰爭中犧牲了千萬生命，這豈是金錢所能補償的？日本對中國犯下如此滔天罪行，卻如此輕描淡寫，一帶而過，就連當時國民黨的和談代表葉公超也憤然拒絕，使談判陷入僵局。

但是到了最後，有求於人的台灣當局還是不得不在賠償問題上全面屈服，終於趕在《舊金山和約》生效前7個半小時的4月28日下午3時，簽署了所謂《中華民國與日本國間和平條約》（即《日台條約》）。台灣當局在條約里「為對日本人民表示寬大友好之意起見，中華民國自動放棄根據舊金山和約第十四條甲項第一款（按：即賠償條款）日本國應供應之服務之利益」，從此使得中國人民對日索賠問題變得更加複雜。而台灣當局如此委曲求全所換來的卻只是日本更加囂張的氣焰，當年6月6日，吉田茂在日本參議院關於「日台條約」的辯論中放言「日華條約是與台灣政府締結的條約，它並未承認國民政府是代表全中國的政權」。

祖國分裂、兄弟鬩牆只能外受其辱。這點在《日台條約》的談判和簽署中體現得淋漓盡致。正是由於國共雙方的台海對峙，才使日本有了玩弄陰謀、拒絕賠償的可乘之機。民國時期的著名外交家、當時的國民黨當局駐美大使顧維鈞也深切表達了對國家分裂招致外交失敗的痛惜之情：「令人難以理解，像賠款這樣一個重大問題，台北『政府』竟會突然做出出人意料的決定。在我看來，『政府』在要求日本賠款問題上，是可以堅持較長時間的。形勢固然不利，但也應據理力爭，即使一時爭不到，也不能放棄索賠的權利……『我國政府』未能解決國內的政治問題實在是所有過失的根源。……我們鮮於成就，咎由自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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