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山林到朝堂：論魏晉六朝道教的環境選擇及其美學意義

From Mountain Forest to Court:On the Environment Choice and Its Aesthetic Significance of Taoism in the Wei and Jin Dynasties

作者簡介：李裴，四川大學道教與宗教文化研究所教授，四川 成都 610068。

原發信息：《中華文化論壇》第20175期

內容提要：以葛洪為代表的魏晉六朝道教一反此前居山修鍊的傳統，從理論上高倡「朝隱」，力主修道與匡世都不偏廢，以致這一時期道士出身的「朝隱」之士、「山中宰相」不斷湧現。「朝隱」甚至成為高於隱山修鍊的另外一種修道方式。山林或朝堂的環境選擇，可以上溯到老莊思想在根本旨趣上的背離，並深受魏晉玄學、時代風氣和天師道世家背景的影響。魏晉六朝道教從山林走向朝堂，其修道思想的根本轉變，開啟了唐宋之際由外向內的求仙之路，成就了後來不重肉體長生而倡性命雙修的內丹道教，同時，這一選擇也體現出中國傳統文化儒道互補、道禪合一的思想特徵及真、善、美合一的道教美學人格理想。

關鍵詞：山林/朝堂/魏晉六朝/道教

標題注釋：2014年度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重大項目「道教環境美學思想史研究」(項目編號：14JJD730004)階段性成果。

中國的隱士現象出現很早，司馬遷《史記·列傳第一》就是伯夷、叔齊「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採薇而食之」[1]。《周易·繫辭上》說：「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2]《漢書》卷72云：「山林之士往而不能反，朝廷之士入而不能出，二者各有所短。」[3]隱或仕向來是中國知識分子的兩難選擇。因而，連積極入世的儒家代表人物孔子也說：「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4]

道教甫一產生，從理論和實踐上都有隱山主張的。被尊為道教教主的老子說：「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畋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是以聖人為腹不為目，故去彼取此。」[5]道家、道教修心的關鍵在於「塞其兌，閉其門」[6]。「塞其兌，閉其門」就看不見世間的惡，看不見能刺激人的本能慾望的東西，所以歸隱田園或者躲進深山老林，避處岩穴丘壑之間是道教最本能的環境選擇。東漢初，張陵創立天師道所設「二十四治」中，惟有「玉局治」在平原都會之地。[7]。其他諸如首治「陽賓士」「稠粳治」「鶴鳴山治」等，均位於山中，多以山中茅舍或洞穴為宗教活動場所。筆者曾指出：「在道教傳統中，『山』是一個具有重要象徵意義的宗教文化符號」。[8]歷朝歷代有道者居山修鍊是一個普遍現象，其中牽涉原因甚多，但很重要的一條，所謂「為道者必入山林，誠欲遠彼腥膻，而即此清靜也」。[9]

作為與俗世炯異的獨立、清靜、神聖的空間，山是遇仙之地，是修道之所。隱於山林，不知所蹤，也是仙傳主人公通行的結尾，作者往往以此暗示仙傳主角成仙了道的美好結果。《列仙傳》開篇就講赤松子「往往至昆崙山上，常止西王母石室中，隨風雨上下」[10]。《神仙傳》載伯山甫「在華山中，精思服餌」，並授葯於其外甥女，此女「後入華山得仙而去」[11]。樂子長「因到霍林山，遇仙人，授以服巨勝赤鬆散方……乃入海登勞盛山而仙去也。」[12]隱入山林是屏蔽聲色誘惑、潛心修道的最簡便易行的方式。山之清靜、神聖的美學特徵，使得求道者紛紛投身山林。尤其魏晉六朝時期，士人們將仕途的失意和強烈的生命感傷移情於自然山水之中。玄學精神創造出隱逸思想盛行的環境，這一時期，《晉書》《宋書》《南齊書》《梁書》《北史》等史書中《隱逸》所載的隱者達到近百人。隱逸精神代表了士人對自然的嚮往、對人格完善和精神自由的追求。所謂「不事王侯，高尚其事」[13]，「何患處貧苦，但當守明真」。[14]隱於山林，是特定時期士人生命朝不保夕的被動選擇，也是隱者對於自身不同流合污的高尚品格的認同和標榜。

與此相反，魏晉時期的道教神仙家葛洪(284-364)鮮明地擁護「朝隱」，提倡修道者走出隱居之山林，進入朝堂。《抱朴子內篇·釋滯》云：「古人多得道而匡世，修之於朝隱，蓋有餘力故也。何必修于山林，盡廢生民之事，然後乃成乎?」[15]他十分推崇修「朝隱」的方式，認為最完美的修道方式是能夠在修道與匡世之間遊刃有餘，都不偏廢，使「朝隱」甚至成為高於隱山修鍊的另外一條求道途徑。繼他之後，魏晉六朝道教不斷湧現朝隱之士、山中宰相，並通過自身的改革和清整，最終登堂入室。從山林走向朝堂，是道教對於環境的主動選擇，也是這一時期道教美學思想的集中體現，其影響不可謂不深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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